文物的力量

    ■郑欣淼

    从1935年冬到次年春在英国伦敦举办的“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上，中国文物惊艳亮相，全面系统地展示中华文化。这是中国文物第一次出国展览，为国际瞩目的一大文化盛事，它在中国近代对外文化交流史中有着重要意义且影响深远。徐婉玲的《变局与新局：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始末》一书，就详细梳理并重新探讨了这一重大文化事件的过程与意义。

    在历史长河中，随着岁月的流逝，有些重大事件往往简化成一段话或几行字，有的甚至湮灭无闻。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就是如此。整个事件从展览提议、筹备酝酿到活动结束，前后延续长达三年，不少政府机关和社会团体参与，许多名流发声表态，评论报道也充斥报章。这一过程是复杂的，细节是丰富的。但是多年以来，除当时参与展览活动的几位故宫同人的回忆文章以及少量的研究披露外，人们对此了解十分有限。

    现在，《变局与新局：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始末》弥补了这一缺憾。对于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我们应当注意两个要点：一是参加展览会的中国展品是以故宫文物为主，二是展览会的举办是在抗日战争初期的故宫文物南迁期间。对于作者徐婉玲，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她的两个身份：一是故宫博物院档案馆（院史陈列馆）研究馆员，二是故宫文物南迁研究所所长。这样双重的内容与身份的叠加，使她既能坚持学术专业的素养，对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进行实事求是地梳理与探讨，同时注重到中国抗日战争的背景与复杂的国际局势，从而分析中国文物展览所承担的不同寻常的历史任务。尤为难得的是，她自2008年9月攻读博士学位起，就开始收集、整理和研究有关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的档案资料，以及查阅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相关民国报刊文献。她更有幸两次赴英国皇家艺术学院，进行过两个多月的现场调查并全面阅读、梳理了相关的外文档案资料。历史细节的发掘，珍贵资料的抢救，开阔视野的研究，16年的一以贯之，徐婉玲让几乎成为“一段话或几行字”的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这一重大事件有声有色、完完整整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变局与新局：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始末》一书，以严谨的逻辑和详实的史料，揭示了中国择选珍贵文物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的三个重要意义：

    第一，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是近代以来中国人第一次以文物的形式成功地向国外展示悠久灿烂的中华文化。

    中华文化向海外传播的历史，源远流长，数千年没有中断，对于人类文明发展作出了伟大贡献。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百年近代史中，中华文化从犹抱琵琶半遮面到主动解开面纱，再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向海外传播，这是中国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舞台，参与世界文化总体对话的历史。

    在这百年间，参加世博会是中国参与世界文化对话的一个重要途径。清光绪二年（1876），中国人第一次正式以官方代表团成员身份参加美国费城世界博览会。中国展区正中是一座木质牌楼，横匾上有“大清国”三个大字。两侧是一副对联：“集十八省大观，天工可夺；庆一百年盛会，友谊斯敦。”价值20万两白银的700多箱展品，包括瓷器、绸缎、古玩、刺绣、字画、徽墨、象牙雕刻、银器、漆器和丝、茶、谷物、药材等，引来各国游览者一片赞叹，瓷器绣品等更是成为人们争相抢购之物。1915年，北洋政府派员参加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并耗资9万余元搭建中国展馆。该馆仿北京太和殿而建，正中为大殿，左右为两偏殿。馆外有中国式六角亭、中国式五层宝塔，正中为牌楼，庄重美观，具有浓郁的中国风格。此次世博会设有6个奖项，共评出25527个获奖产品，中国获得1211个奖项，列各国之冠。获奖的工艺品有苏绣、湖南菊花石、上海“葛德和”陶器、上海美华利插屏钟、浙江湖笔、青田石雕、浙江乐清黄杨木雕等；酒类则有高粱酒、果酒、葡萄酒、棉酒、红酒等数十种。参加规模浩大的世博会，对于世界认识中国、了解中华文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当时参会的物品多数与实业经济有关，具有地方性特点，相对来说等级不够高，又很零散，所反映的只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

    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进一步加深了中国与世界文化的交流与对话，切实提升了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以英国著名陶瓷收藏家大维德爵士（Sir Percival David）为首的西方汉学界，倡议在伦敦举办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并组织理事会，积极推动。他们除向欧美各国征集中国艺术品参展外，又与中国驻英大使郭泰祺接洽，拟邀故宫博物院及国内各公私机构或私人收藏共襄盛举，以“谋中国艺术品之国际欣赏，表扬中国文化，增进中英感情”。

    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是近代中国政府组织的中国最为精美的艺术品第一次在国外集中系统地展示，也是故宫博物院建院以来曾经深藏内府的文物珍品的第一次出国展览，意义自然重大。此次展览会的规格相当高。由两国政府成立理事会，联合督导。理事会由两国元首为监理，最高行政长官为名誉会长，两国朝野名流及驻英各国使节为名誉委员。赴展文物都是慎重选择的。从中国各参展文物机构及私人提供的藏品中，共挑选出1022件赴伦敦展览。故宫博物院出品总计735件，包括了所有的瓷器、家具、文具、景泰蓝、剔红、折扇，数量最多，种类最全，占了约72%。珍本古书都来自北平图书馆；考古选例都来自中央研究院。同时尚有古物陈列所、河南博物馆、安徽图书馆等提供的多种文物。

    这次展览无疑是成功的。1935年11月28日至1936年3月7日，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共计接待参观者422 048人次，包括许多来自英国以外，如德国、意大利、法国、比利时、奥地利及美国等国的观众。

    展览的影响更是深远的。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执委会理事大维德爵士在首场讲座中特别介绍了故宫博物院选送的展品情况，并对中国皇家收藏的存藏、公开和迁移进行了阐述和评价：“伯灵顿宫里最为重要的藏品，是由中国政府提选的八百多件艺术珍品。这些艺术珍品是从紫禁城里众多的皇家珍宝中精选出来的，目前这些皇家珍宝存放于上海的近两万个箱子之中。中国政府借展的艺术珍品，只是其珍贵民族遗产的一小部分。”

    中国参展的古物，在不少英人看来，就是古董艺术品，但中国却更强调它的“国宝”意义、它所承载的民族精神：“古物是国家的至宝，是国家文明的象征。”中国驻英大使郭泰祺在英国皇家中亚细亚协会为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举行的庆祝宴上，强调中国送展之每一珍品都“伏有中华全国之好意”，并谓“中国美术绵延历三千余年，实为创造力之象征。中国今日在空前之困难中，而犹能奋勉从事国家复兴事业，端赖此创造力鼓起其精神”。

    这次展览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拓宽了西方人对中国艺术的认识。大多数西方人一直认为中国艺术品就是陶瓷器，其他的都是工艺品、装饰品，观展后他们才发现一直被其视为装饰品的中国艺术品亦有精美的艺术，尤其是认识到一直为西方所忽视的书画才是中国艺术的主流。伦敦艺展执行委员会委员宾扬在《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纪念图录》的序言中写道：“对于中国艺术最高状态之一，中国绘画的历史比欧洲任何一个国家的艺术史都要长得多。在16个世纪多的发展过程中，被多少天才艺术家的艺术思想和信仰孕育着，折射出他们独特的生活哲学。”

    当然，在中国人看来，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也有一些不足。大的方面，如徐著所言，中方在整个活动中缺乏话语权：“不可否认，伦敦艺展从筹备到开幕，更多的是在西方策展人的理念和话语主导之下进行。尽管伦敦艺展筹委会派遣了故宫博物院职员担任中文秘书和助理干事，但此举更多的是出于文物安全保管的考虑，忽视了展品价值内涵的阐释权和话语权。”小的方面，展览的陈列布置也有不如意之处，如乾隆宝座和御用文具被中国视为与艺术无关之物，英国人却十分青睐而力求选入，并把其从专门展陈中国房屋家具的建筑室中移出，置于面积最大的第九室的显要位置予以展示，这受到故宫博物院随员的批评：“不以时代，不以类别，杂然无章，未有系统，徒求迎合观众好奇之心理，故有此种不艺术化不学术化之现象。”

    无论如何，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毕竟是一场规模空前而又影响深远的文化交流活动。该展不仅引出了一系列研究中国艺术的出版物，还对当时的时尚产生了影响。伦敦的服装、家居陈设、织绣艺术、陶瓷设计都受到该展的影响。佳士得拍卖行也发现顾客对中国玉器的兴趣显著增加。连玛丽王后陛下也订购了一款中国宝石蓝的裙子。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的成功举办，显示了中国文物的无穷魅力，打开了中国对外交流的一条新通道。

    第二，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也是近代以来中国人第一次对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全面总结和系统展现。

    中国人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与发展了具有民族特色的丰富的传统艺术，对其研究和探索也一直没有停止过。但是，由政府出面组织“选择足以代表本国艺术文化者”毕竟是第一次。因此中国政府极为重视这次赴英展览，由教育部长王世杰主持成立了“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筹备委员会”。选提什么样的文物参展是第一要务，筹备委员会经认真讨论，对此提出以下基本原则：（1）要选择足以代表本国艺术文化者；（2）依艺术史上发展次第作为系统的展览；（3）以故宫藏品作标准；（4）展品时代起自商周而止于清代等。后来又作出一项重要决定：与本国文献有特殊重要价值之古物，或只有一件之绝品，不运往展览。所以名画中如“荆关董巨”诸名迹，铜器中如散氏盘、新莽嘉量等等，均未曾选入。此一原则，英方初不谅解，几经交涉，乃得商定。这种既注重选择能体现中华文化的参展选品，又强调特别重要的古物不能出国展览，二者看似矛盾，实则含有强烈的民族国家关怀。

    中国传统艺术门类，最有代表性的当数青铜、瓷器、书画之类，这已形成国人的共识。清宫藏品也以铜、瓷、书画为大宗。筹备委员会的专门委员会负责展品的初选。专门委员会首先请专家拟定参展物品的选择标准，由唐兰、容庚拟铜器，郭葆昌拟瓷器，朱文钧、陈汉第、邓以蛰拟书画。故宫博物院按照这些标准，就迁运上海保存的古物馆文物为限，进行了两个多月提选工作。初选铜器117件、瓷器959件、书画451件外，还有缂丝、玉器、景泰蓝、剔红、折扇、图书、木器、杂项等，总共2054件。对这些初选展品，专门委员会又进行了初审：铜器组由唐兰、李济、徐森玉、马衡负责；瓷器组由郭葆昌、张昶云负责；书画组由徐悲鸿、杨振声、邓以蛰、顾树森、叶恭绰负责。这些大名鼎鼎的专家足足工作了两个星期，参展文物，应该说是千挑万选，慎之又慎。

    最后一道程序是由中英联合选择委员会复审。商彝周鼎、宋元书画、元明清瓷器等，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经典”之作，皆受到中英双方专家的重视。尤其在国内被称之为“国之重器”的青铜器，提选名单中的108件几乎汇集了当时中国公立文化机构最为重要的藏品（包括传世品和出土品），其中96件为清宫旧藏，由故宫博物院和古物陈列所选送。352件瓷器，全部来自故宫博物院，包括宋、金、元三朝的名窑瓷器以及明清两朝的御窑瓷器，基本勾勒出了中国陶瓷史的发展脉络。书画总计175件，仅限于故宫博物院和古物陈列所，并且尽量选出各派重要作家的作品，依照艺术史的发展予以罗列。

    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艺术界来说，举办一场具有综合性、系统性的文物展览显然是一项空前的创举。如何通过展览叙事的建构来呈现中国艺术的发展脉络？ 从展品选择和陈列布置角度而言，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上海预展会是中国艺术品的系统呈现，也是中华文化脉络的初步建构。预展场所共有两层六个陈列室。以青铜器、书画、瓷器和善本图书等分类展览，各类展品又以年代为序布置；以清宫旧藏为主，又有考古发掘品的梳理，如此大规模的“有系统之文物展览”，基本建构出中国文化艺术的发展脉络，留给观众极为深刻的印象。当时的报纸特别对青铜器、书画的意义给予高度评价：“商周各代之铜器，是为我国开化最早之铁证。至于书画之类，融历代各宗派之作品于一炉，对研究是项艺术者，当可收融会贯通之效。”

    第三，重视对外文物展览，是担当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伟大使命的重要体现。

    继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之后，英国皇家艺术学院又于1973年举办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2005年举办了故宫博物院“盛 世 华 章 —— 中 国：1662-1795”。历史的发展总是充满机缘的，伦敦皇家艺术学院伯林顿宫承担和见证了中国不同时期对外交流中三个标志性的展览。《变局与新局：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始末》一书分别以“形塑民族文化之认同”“配合国家外交之布局”与“促进世界文明之交融”三句话概括三个历史时期三场展览的主题。三场展览其实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首个展览是了不起的开端，后两次是继承、发展与不断地提升，且分别事关我国外交大局与故宫博物院的历史使命。这部分在本书中所占分量并不多，但内涵相当丰富。

    文化是潜移默化的，文物通过实实在在的“物”来说话。对外文物交流展览通过发掘和利用文物承载的信息与价值，将其加工为对外文化产品，从而服务于国家对外战略、促进中外民心相通的重要渠道，也是最为有效的中外人文交流方式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相当重视文物对外展览，明确其担负着“弘扬中华文化、树立中国形象、交流感情、巩固友谊”的使命。20世纪50、60年代，国家组织文物精品，先后赴苏联、东欧、瑞士、印度、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向世界介绍中国及中国文化。1971年7月，周恩来总理批准《关于到国外举办中国出土文物展览的报告》。经过近两年的紧张筹备，新中国首项大型文物展览“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准备就绪。

    这是一个必然要被载入史册的、惊艳世界的中国文物展览。自1973年至1978年，展览分别在法国、日本、英国、罗马尼亚、奥地利、前南斯拉夫、瑞典、墨西哥、加拿大、荷兰、美国、比利时、菲律宾、澳大利亚14个国家和中国香港地区举办，共展出16场，观众达650多万人次。该展以表现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为主题，时间跨度从旧石器时代蓝田人起至17世纪明代止，文物展品400余件，大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有展品参展。1973年9月，该展览在英国皇家艺术学院展出，英国首相希思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中国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王冶秋率代表团参加了开幕式，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参观了展览。在四个月展览中，观众达77万人次。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以弥足珍贵的文物以及所反映的绵延不断的中华文明使所到国家观众无不为之惊叹。展览拉近了中国与展出国之间的距离，为世界了解社会主义中国提供了一个窗口，为树立新中国的良好国际形象、实现中国的外交突破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被誉为“文物外交”。同时，此展拉开了出国文物大型展览工作的序幕。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提高，把中华文明推向世界成了一项迫切和重要的任务。作为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对外文物展览彰显出勃勃生机。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文物对外交流与合作日趋活跃。展览工作步入法制化轨道，文物展览成为中国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化的“国家名片”，不仅在对外文化交流中发挥着特殊作用，也成为国家年、文化年等国家双边活动中的亮点。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举办的文物展览为服务国家外交政策发挥了积极作用。

    我们国家如此重视文物对外展览，故宫博物院更是一以贯之。故宫博物院一成立，就不仅是中国的故宫，也成为世界的故宫，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对外展览是故宫对外交流中最为重要的部分，直接关乎世界舞台上中国传统文化的弘扬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故宫博物院对外展览在新的国际环境下逐渐发展。20世纪70年代初期，由于外交形势的变化，故宫博物院的对外交流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74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两年之后在日本举办的“故宫博物院密藏：中华人民共和国明清工艺美术展”，标志着故宫博物院赴外展览的复苏。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故宫博物院对外展览也出现了新局面。不仅数量大幅增加，展览主题也由传统的器物和书画扩展到生活用品、家具内饰、武备仪仗等古代宫廷文化及生活等多个方面。

    进入21世纪，特别是2004年以来，故宫博物院对外展览有了新的发展，重要展览项目增多，展览水平进一步提升；其中配合国家大局和重要外交活动而赴外国举办的一些展览，更是广受关注，影响深远。可能是冥冥之中的巧合，相隔70年后的2005年，故宫博物院又与英国伦敦皇家艺术学院合作，在伯林顿宫举办了“盛世华章——中国：1662-1795”展览。400余件精品文物，反映了清代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历时130余年间政治、宗教、军事、文化、艺术等各个领域的强盛与辉煌，展览在英国媒体上再次掀起讨论中国文化的热潮，并再现了70年前的盛况。

    两次展览的时代背景不同，效果也有不小差别。1933年故宫文物避寇南迁，赴英展览文物就是从南迁文物中挑选出来的。中国的艺术珍品虽然在英国乃至欧洲引起巨大反响，但中华民族却到了最危难的时刻。故宫博物院派去英国办展览的庄严先生就对此很有感触，他说：“夫艺展之在英伦，固曾轰动一时，若谓由是可以增睦邦交，提高国际地位，虽非缘木求鱼，亦等镜花水月。余在英伦，曾见英人研究古印度美术，努力研讨，不遗余力，然印度今也何如，岂非仍在大英帝国支配之下，且恐专门学者，于鉴赏其美术之余，感慨系之，未闻其对于现在印人，加以青眼。夫国于今日，必有以立，国步不强，其他何足道焉。”

    2005年的“盛世华章”展，由胡锦涛主席和夫人刘永清与伊丽莎白女王夫妇共同出席展览开幕式并为之剪彩，随后一起观展。参观过程中，胡主席极为愉悦地以主人身份为女王介绍展品以及中国的历史文化。胡主席参加文物展开幕式的消息成为中外媒体最为广泛报道的新闻之一。中国国家主席对于本国文化的热爱与熟悉也为英国人民所了解并赢得了他们的尊敬。这充分说明，国家的盛衰与文物的尊严有着直接关系。

    文物对外交流硕果累累，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文物是什么？ 文物就是文化遗产，它是物化的历史，文明的见证。作为历史和文明的载体，它积淀着一个民族的文化底蕴，承载着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追求。文物的力量，就是这些遗产所蕴含的民族的智慧、创造和勃勃生机，就是它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

    （作者为故宫博物院原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