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的教育社会学断想

    ■张世明

    读书、看书与查资料的概念厘清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读书本身是特殊概念，具有极为有限的适用范围。这倒不是因为读书在传统中国士农工商的四民社会中是读书人的本职，而在于传统社会中的读书是“读圣贤书”的代名词，与西方前近代社会一样均遵循“读经”模式。作为基于这种文化积淀的产物，“读书”是狭义的“读书”。所以，钱穆强调读书与查资料是两回事，两者在目的、对象、方式等方面均大相径庭。东翻西阅的查资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读书。读书本身并无目的，读书本身即为目的。具体言之，读书的主要目的在于涵养元气，心态是超然的，所读之书是有所选择的；查资料则是研究某一课题临时性的资料检索和阅读，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急急切切于当下的实用目的，旨在“应付功令”，属于“捡到篮子里就是菜”的学习。

    晚清第一名臣曾国藩根据自己的治学经验对看、读、写、作四方面的区别与联系如此阐述：“譬之富家居积，看书则在外贸易，获利三倍者也，读书则在家慎守，不轻花费者也，钟之兵家战争，看书则攻城略地，开拓土宇者也，读书则深沟坚垒，得地能守者也。看书如子夏之‘日知所亡’相近，读书与‘无忘所能’相近，二者不可偏废。”曾国藩是读书、修德、行事的高人。相传，作为梁上君子的小蟊贼被屋内长时间背不下《岳阳楼记》的曾国藩之迂缓所困，最后不耐烦地径自出口成诵并奚落其读书愚笨。这个典故纵或属实，但也可以说读书文火慢炖的功夫与过目成诵的超人记忆力产生的效果各有千秋。曾氏在军事上一贯采取扎硬寨、打硬仗的策略，在读书方面亦是如此。故而目前曾氏在读书中形成的《十八家诗抄》，即是这种读书方法的结晶，一般人无法产生如此巨著并非无因。曾国藩对于“读书”与“看书”的区分，其实相当于今人所言之“精读”与“泛读”的界分。看书如同攻城拓地的轻骑驰骋，读书则如守土防隘的坚壁固垒。二者截然两事，不可阙，也不可混。在传统社会中，读书的要义在于精读经典。

    首先，从读书对象来看，真正意义上的读书是读经典著作。过去人们常说“开卷有益”，但这种泛泛而论的箴言不足为训。例如，社会上许多心智未定的青少年因为看了黄书最终走上犯罪道路，又焉得谓“开卷有益”？ 所谓“开卷有益”的预设前提，在于所开之卷为有益之卷。唯有如此，才能开卷引人入胜，闭卷使人得益。台湾学者侯王渝指出：“曾家不但儿子明理达人，连女儿媳妇都要做读书人。曾宝荪的祖母（曾纪泽的夫人）在文正公指导之下，研读大部头书”，并在学问上取得了较大的成绩。这表明读书作为个人进步的阶梯并非没有限制的。

    其次，就读书方式而言，读书是要力求甚解的精读而非浮皮潦草的泛读。陶渊明好读书，不求甚解；今人不读书，好求甚解。前者出于乐趣，后者出于功利。但陶渊明好读书不求甚解的方式对治学是不适合的，使对于原著的理解每每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朦胧感，似懂非懂、模模糊糊，写文章往往给人一种特别轻飘飘的味道。清代厉鹗在分析杜甫“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思想精髓时指出，重点不在“万卷”，而在“且读而能破致之”。“破”即精读，需要学习韦编三绝的治学精神，反复披阅，深思熟读。自己去细细涵泳原文，既能将薄书读厚，又能把厚书读薄。

    经典阅读方法是一种“熟读”。从语源学看，“熟读”一词最早见于《世说新语·任诞》：“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后来宋代苏轼、黄庭坚、陆游、朱熹等人著作中，频频使用该词。时人还每每借用佛学用语，强调对经典著作“熟参”。朱熹对黄山谷《与李几仲帖》中的观点极为欣赏，指出：“书须熟读，所谓书，只是一般，然读十遍时与读一遍时终别，读百遍时与读十遍时又自不同也。”程端礼在论分读、合读时则讲道：凡玩索一字一句一章，分看合看，要析之极其精，合之无不贯。去了本子，信口分说得出，合说得出，于身心上体认得出，方为烂熟。因为只有这样参伍错综地读书，才可能八面受敌，沛然应之而莫御焉。在西方，培根的名言就是：有的书浅尝即可，有的书可以狼吞虎咽，少数书籍则需咀嚼消化。换言之，有些书只需阅读一部分，另一些读时可不求甚解，但少数则需通读，且需勤勉而专心。富兰克林则云：“要多读书，但不要读太多的书。”

    再次，从读书目的来说，读书是涵养元气的工作，不应急功近利。曾国藩以“涵泳”二字作为一种读书方法教导子弟，的确有其好处：“涵是如春雨之润花，如清渠之溉稻，雨之润花，过少则枯槁，过多则伤涝，适中则涵养而勃兴；泳者如鱼之游水，如人之濯足，为学也是如此。”气质是一个人的内在涵养或修养的外在体现，是内在不自觉的外露，而不仅是表面功夫。曾国藩曾对儿子曾纪泽说：“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唯读书则可变化气质，古之精相法者，并言读书可以变换骨相。”与生俱来的气质尽管难以改变，但读书养神，锻炼健身。读书令人眼界开阔，胸中自有丘壑。“胸藏万卷凭吞吐，笔有千钧任翕张。”“最是书香能致远，腹有诗书气自华”。正是如此，民国时期一些俗不可耐的军阀官僚，往往会附庸风雅向文人墨客降身以求字画，从事表演、画画、书法的人亦极力将自己装扮为文人，即有文化之人。所以，演员练字、画家读书，而文人则极力将自己装扮成学者，即便半瓶子醋晃荡，也非常有气场。可以说，读书不仅让人们增长知识、营养学力，还可以让心灵在书香中徐徐穿行，拓展人们的精神境界，提升人们的气质修为。诵读经典本身便是使人脱离低级趣味、养成脱俗气质的必经途径，潜受其化，逐渐在别人思想的帮助下建立自己的思想。

    国内外读书社会现象学比较考察

    在德国弗莱堡大学访学期间，夜晚漫步于居民小区，明亮的灯光从一个个玻璃窗透出。家家户户的家具并不像中国人那样讲究，但起码总是有一两堵墙支柱着摆满了书的简单书架，仿佛这才有家的精神意义。在中国许多家庭中，除了上中小学孩子的课本或者教辅读物之外，家里可能就没有什么书，大多看电视而不读书，现在上网也很方便。读书苦，肯苦读书者皆自找苦吃。一般高校的大学生、硕士生乃至博士生，在参加入学口试或者综合考试时，论起学问来，就不难发现所读之书甚少。除教科书外，基本上没有读过任何经典名著。每次新生入学的欢迎仪式上，老师总会谆谆教诲多读书、读好书。然而，这也许的确是名副其实的祝福寄语而已，真正付诸实践的人并不多。马克·吐温曾经说，大部分经典著作是“每个人都希望去读，却实际没有人愿意读的东西”。

    1966年，法国思想家福柯在那部诘屈聱牙但畅销火爆的哲学著作《词与物》中，提出了“知识型”这一著名概念。“知识型”是《词与物》的核心术语，《词与物》实际上可以说是“知识型史”或“知识型考古学”。《词与物》的中译本已经问世近二十年，但真正仔细阅读过此书的中国人估计并不多。我当年看该书中译文如坠五里云雾之中，但为了写作五卷本《法律、资源与时空建构》第二卷，不得已复印了法文原版对照持续阅读了半年，总算大体上不至于郢书燕说。福柯《词与物》法文版出版时，可谓红极一时，法国贵妇靓女在海滩阳光浴时还不忘带上一本，即便读不懂也力图显示自己有学问、有品位。这种装模作样虽然不足为训，但也算得上一道奇特的风景线。

    德国盛产高深玄奥的哲学家，康德、黑格尔、尼采等等星驰俊彩。出自这些思想巨匠的“德国制造”大部头思辨著作，让一般人都没有胆量硬着头皮读下去，更遑论对其加以诠释阐扬。然而，即便走过德国的乡村小镇，我们也常会远远看到这样震撼人心的情景：在夕阳余晖下，家庭妇女闲坐于庭院草坪椅子上，手捧砖头般厚重的哲学书籍，全神贯注，旁若无人，独自沉浸在阅读、思考的愉悦之中。德国素有“俱乐部王国”之称，普通民众三五成群自发组织读书会的现象极为普遍。

    在德国慕尼黑马普所访学时，我的房东基本上每隔一周就要参加一次读书会，有时是在别人家，有时是在其自己家。每逢在他家读书时，他就将读书会供客人食用的点心留一些等我回来给我。他们享受了知识上的快乐，然后将物质上的享受分给我一点。其实，我的房东祖上是普鲁士国王的将军，虽然是时地位显赫，但到他这辈已经是没落的贵族，本身只是公司运货的一般工人。只不过毕竟家大业大，在市中心有一层属于自己的楼房。有一次，我在阳台上看到房东的生活伴侣正在专心致志地写文章。我很好奇，问她在做什么。她告诉我下个礼拜要参加读书会，轮到她主讲，所以需要准备读书报告。房东的生活伴侣比我大，当时就四十多岁了，是一名理发师，其如此认真对待读书会的精神令我震惊。

    中国的人口如此众多，出版业本应该极为发达，因为潜在读者的基数是其他各国所不能比拟的。但是，低迷的中国图书出版行业的状况每每令业内人士都沮丧不已。虽然德国人口远远无法与中国相提并论，但德国每年一度的法兰克福图书博览会却举世闻名，中国的出版人也必须每年到那里进行朝圣。利益法学派创始人黑克最有名的文献，是1912年2月6日其在国王生日庆祝会上发表的演讲：《法律获得之难题》（Das Problem der Rechtsgewinnung）。在这样的一个场合，专门的学者进行时代最前沿的学术演讲，在中国人看来不可思议。其实，这不足为怪，德国人历来就是如此。

    2016年左右，我去日本东京大学访学。东京大学是日本最高学府，也是亚洲最著名的大学之一。东京大学作为日本第一学府的标志之一，即其本乡校区拥有百余年历史的赤门，原为江户时代加贺藩御守殿门，是藩主迎接家庭成员的地方，因被漆为朱红色之故而得名，已有百年以上的历史。于1949年被日本确定为国家重点文物，每年大学入学考试前都会有学生慕名前来拜谒以求考运。日本进行高考那天，我明知东大封禁已不能入校，饭后散步路过赤门，看到贴有封条的大门紧闭，与平日景象殊为不同。在东大读书的中国人很多，因为与中国地理上接近所致。东大法学的本科生基本上以日本人为主，中国人寥寥无几。据说硕士研究生则中日大体持平，而博士研究生主要是中国人，因为日本学生读完本科后，继续深造的动力锐减，而中国人则赴日留学拿学位之人多如过江之鲫。因此，我后来在指导学生读书过程中不由得感叹，国人多有好读学位不好读书。在所谓上学读书的语境中，上学与读书互文共释，读书即上学，上学即读书。这种读书的本质是读教科书，其被限缩解释为读学位的过程性行为，与读经典的目的性行为不尽一致。

    时代变迁洪流中读书现象的深度描写

    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实际上已经有范文澜、何干之等许多大名鼎鼎的知识分子风起云聚于此。在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风》《反对党八股》等雄文发表后涌现出的传世经典不在少数，但彼时革命队伍中许多人都不是学富五车的鸿儒。1945年，早年就曾在橘子洲头与同学少年激扬文字、指点江山的毛泽东，此时在延安窑洞单独与傅斯年深夜长聊，纵论古今。章碣《焚书坑诗》表面上是鄙薄“刘项原来不读书”，实际上也可以说将“刘项原来不读书”甩锅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一笔勾销了项羽不学书而学剑等主观上的失误。按照赵翼在《放言》之八中所言，不仅仅刘项无法读书或者无书可读，即便博学鸿儒如司马迁、司马相如也难免“书荒”之困。赵翼这样写道：“读书易为功，莫如西汉年。适当秦火后，世上少简编。读之既易尽，尽之复易传。无论治经家，白首一经专。当时号博洽，相如太史迁。究其腹中书，能有几许篇？ 迄今二千载，著述日纷然。赜如恒河沙，浩如大海烟。目纵十行下，谁能揽其全？”基于此，赵翼很风趣地说，西汉时的文人读书最容易，因为在此之前的不久，许多书籍都被秦始皇付之一炬，所余之书读不了多少本就读完了，研究者也可以专心致志，毕生只研究一部书。

    在1983年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后，老师非常强调读书，每每要求学生做卡片。同寝室的黄室友将省吃俭用积攒下的助学金，用于买《史记》《资治通鉴》以及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世界名著中译系列中的黑格尔著作，更是大量购置卡片。在当时没有电脑的年代，记卡片是学术积累的重要工具。在较之传统社会书籍日益增加的近代，完全凭借记忆显然力不从心。若没有这种卡片笔记，日后再想去查找，就可能“云深不知处”，以致地地道道陷入“书到用时方恨少”之窘境。民国以后留学归来的学者将西方这种治学方法推广开来，无疑比中国传统读书人的抄书以及读书札记方法更为适应信息开始趋于增加的时代症候。我也买过一些卡片，但页面太小，总觉得使用不方便，所以不太喜欢。多年后，我使用活页夹记笔记，再后来觉得活页夹纸质太脆，喜欢用已经使用过的复印纸反面记笔记。一是比较环保，无需额外花钱；二是纸质较好，页面较大，装订方便；三是复印纸正面的文字其实就是珍贵的原始档案，许多后来在学术圈有名的人物当年的开题报告之类在被我于反面记笔记之后得以保存，非常有意思。在东晋之前中国虽然出现造纸术，但纸张制造成本较高，与一般文人乃至著名书法家往往在已经使用过的纸张背面记事、便签的做法相似，这些当时出于节约权宜之计而写就的函札如今竟成文物。古人爱惜字纸其来有自，可以被环保主义者用以诠释自己的历史渊源。

    过去人们看到民国时期国人在海外留学拿博士学位的似乎很多，但仔细观之，至少民国初年大多是硕士学位，误认为博士学位往往是光晕效应的误导。英国大学的博士考试和博士头衔，直到1918年才开始引入。20世纪30年代初，英国本土只有2100名研究生在攻读博士学位。这种状况也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安置更多数量的德国流亡科学家产生了阻碍作用，因为当时学术生产体制与当今大不相同，算是小企业时代，规模有限。20世纪80年代初期，全国高考恢复招生虽逾六七年，实际上百废待兴。1983年全国高考录取总人数是30万，尚不及如今每年扩招后数百万的十分之一，而彼时研究生更是凤毛麟角。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知名大学，中国人民大学1983年的本科生大约3000人、一线教学老师千余人，而全校的博士和硕士研究生总共50多人。当时，大学校园里本科生的校徽是白底红字，老师的校徽是红底白字，而研究生的校徽是橘黄色底白字。偶尔看到一位戴着橘黄色校徽之人便目为神奇，肃然起敬，较之老师更加罕见。是时，中国人民大学被老师用来教育学生认真研读经典的例子，就是政治经济学系的研究生必须能够背诵《资本论》才算过关，著名的老学者宋涛等均将此作为学术家法。每次在校园里，我辈本科生看到昂首阔步、佩戴橘黄色校徽的研究生，就觉得人家是肚子里装着《资本论》皇皇巨著的“学神”。

    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的图书馆已经有在线目录，和现在的系统相比当然比较落后，有点像纯文字的DOS系统，要输入指令，但在学者中已经被广泛使用，是查资料必备的电脑神器。去美国访学回来的一位老教授在作报告时，曾说美国大学图书馆非常先进，不像我们用卡片检索，而是使用计算机检索，输入一个关键词，所有的资料都会显示出来，写论文非常方便。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后不久，中关村的台式机就开始大行其道，手提电脑也在1995年后逐渐流行开来，以至于几年后笔记本电脑成为普通学生上大学时必备的学习用具。直到微信随着智能手机普及而大行其道，知识阶层与商贩之间的QQ鸿沟被填平。昔日的大学教授都是高头讲章，后来大学、小学老师都引入商界的PPT作为讲课工具。无论老师、学生，一旦向他人言己之所欲言，离开PPT的拐杖就仿佛寸步难行，如同思想离开语言就无法进行一样，后者对思想而言构成不可或缺的软件，前者则仿佛构成更形重要的硬件。互联网海量信息迫使人们必须信息与知识的碎片共舞，从此静心完整研读经典著作不能不说已经落落不合于时代，雨打萍漂，无可奈何花落去。人类在网络时代，知识涵盖范围会愈来愈广，但是，深度却愈来愈浅。“零食式”的信息获取方式（有时甚至是碎片化的信息）将可能取代以往长时段的深入认知方式，并侵蚀我们和我们的文化。当资讯内容劣质化时，所谓的垃圾进—垃圾出（Garbage In—Garbage out，简称GIGO）的现象便在所难免。

    读、思、写三重复调现象变而不改的结构恒定性

    在传统的观念中，中国古人常言“世间好语书说尽，天下名山僧占多”，西方名言则云：伟大思想古今有，载入书中成不朽。古典的文本及其公认的作者都被认为绝对不会出错，文本的权威被视为属于自明之理，读者只是外在的观察者。但是，现代阅读理论和实践表明，经典的产生不仅取决于作者和文本，更取决于读者的主体性活动。阅读不是一种像感光纸捕获光线那样捕获文本的自动过程，而是一种在令人眼花缭乱的迷宫中探险、但又具有个人色彩的重新建构过程。在此意义上，后现代主义者认为，每篇著作都必须是未完成的，文本一旦产生，就脱离作者主体，理解本身表明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事件。福柯一针见血地指出，我写书，不是使我永恒，而是让我死亡。伊格尔斯认为，文本不仅是非指示性的，并且也不具有毫不含混的意义。每一种文本都可以采用无数的方式加以阅读。作者的意图已不复至关重要，不仅因为它是多层次、矛盾的，亦因为文本独立于作者之外而存在。作者的死亡，便意味读者的诞生。文本以及尔后不同世代读者的批评，意味着无限的阅读是可能的，彼此相加下去，正是读者代复一代之积极阅读的积累和诠释。文本必须有读者的阅读参入方可实现其身，故就意义的传达、流通和更新而言，读者的在场将和作者的写作行为一样不可或缺。唯其如此，经典才成其为经典，其文本的意义方得以无限延伸，否则只能供覆瓿之用。在这种意义上，后现代主义者所谓作者之死恰恰是读者之生的关键所在，这使得读者能够与文本具有更加自由的交往空间。

    在“无思”“失思”“怠思”“懈思”或者“浅思”流行的年代，伟人们之所以看起来伟大，只是因为我们自己在跪着。读书面临一个姿势或者态度问题，即站着读还是跪着读，避免成为他人之理论、观点的奴隶。尽信书不如无书，求知当“始于疑终于信，不疑无以见信”。读书过程中，适当的离经叛道是必要的，但完全的离经叛道则攸关原则与立场的坚持。只有沉默时，经典著作才会开口讲话。这不是说经典不能批评，而是要先不急着批评，否则会丧失进步的机会，而不批判也会丧失进步的机会。这中间存在紧张。凭着自己的独断之见对所读之书横加“批判”，以坏的理由抵制好的观点，这不是读书，而是如同高高在上的法官般对所读之书进行审问逼供。此即王夫之先生所批评：“读书者最忌先立一意，随处插入作案，举一废百，而圣人高明广大之意蕴隐矣。”把人家拉过来打几个嘴巴子不能算学问，至少思想上是激进的，但方法上无疑是粗糙的。

    在中国传统社会，读书人所作的读书笔记大多都是基于经史子集的心得集萃，许多裒然成集后成为传世名著。洪迈《容斋随笔》、王应麟《困学纪闻》、杨慎《丹铅总录》、顾炎武《日知录》、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王念孙《读书杂志》、王引之《经义述闻》、陈澧《东塾读书记》等传世之作，都属于此类典型。目前人们所熟知的许多专门关于诗词的“诗话”“词话”，在本质上也应归为读书笔记。虽然词话不多，但古今人所作的诗话却不胜枚举。南宋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严羽的《沧浪诗话》、清代袁枚的《随园诗话》即显例，近人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更是耳熟能详的著作。赵翼所撰的《瓯北诗话》亦可称之为“读诗札记”，大约于1773年至1790年间编成，是赵氏归田之后成书最早的考证性学术著作。赵翼另一部著作《陔余丛考》，书名源自晋人束皙《补亡诗南陔》“循彼南陔，言采其兰”之语。按照其文义即可知，所谓“循陔之余”（乞养归田奉养父母之余）分门别类的考证性读书札记。赵翼彪炳史册的《廿二史札记》，基本上是对《陔余丛考》五至十五卷有关论史部分的延续并扩充，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先后继承、互补修正关系。该书论断正史之见识更为通达，订讹正谬更为精审，用归纳法研究、比较王朝盛衰治乱之原，不蹈袭前人，亦不有心立异，历来被推为入门读史的指南，但从缘起而论也属读史札记。

    读书使人渊博，交谈使人机敏，写作使人严谨。写读书报告则因为必须对原著多次反思玩味，甚至新眼读旧书，在原作基础上加以演绎发挥，整理思路，由学致识，这其实是在与作者进行商榷、砥砺，而不是自己的胡思乱想。在阅读与写作基础上形成的细读技能和批评性思维能力，是人文学科研究者最为重要的看家本领，而写读书报告主要是将做思考笔记作为要务，是使读书不苟且的一种方法。撰写读书报告的意义，在于培养研讨的能力和汲取养分之目的，实际上是在自己的治学初基上安放一撮泥土、一块砖石，从而不至于虚费时间、徒耗心力。正是基于此种认识，我长期以来带领自己的学生组织“明德经济法读书会”，坚持读经典、写读书报告，使师生均得以与前贤、同伴进行浸润熏陶和深度思想交流，通过形成守正创新、崇笃实而黜浮巧的学风涵育人文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