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国以为宝　今人失所师

    ■蔡路武 张晓冲

    王葆心先生（1868-1944）是湖北罗田人，一代国学大师、硕学通儒和爱国学者，究心国故，学贯古今，毕生致力于学术研究和地方文献整理，在经学、史学、方志学、文学、教育学等方面博通湛深，著述宏富，遗著达100多种。去世时其至交董必武亲撰挽联吊唁：“楚国以为宝，今人失所师”，给予极高的评价。

    王葆心先生的手稿数量庞大，保存颇为不易，由于战火频仍，其手稿辗转迁徙，从武昌到罗田又到武昌，被王葆心先生和后人视为生命。解放后，王葆心先生的手稿先是由五女王醇移交，保存在湖北省文史馆。董必武同志生前对王葆心的遗著非常重视，几次来湖北都对有关领导讲了保护、整理、印行王葆心著作的问题。1957年，王葆心先生的四女王琪给在中央的董必武副主席写信，董老接信后，马上要办公室回信，嘱湖北省文史馆李实副馆长等早加整理，以免失散。“文革”中，他指示湖北省有关领导将其遗稿由文史馆转入湖北省博物馆保护，防止毁坏和散佚。几十年来，由于种种原因，遗稿沉睡在库房，除少部分在解放前整理出版外，绝大部分一直没有整理。《王葆心文集》的整理出版，是文史界期盼已久的事情，历经多年奔走呼号。

    上世纪70年代，王醇、王琪多方奔走于湖北省信访办、湖北省博物馆、湖北省文史馆、湖北省档案馆、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得到过王葆心先生弟子谭瀛先生的帮助。80年代省政协通过了《关于整理王葆心著作的议案》，因当时修志需要，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急速整理《方志学发微》部分文章。王醇、王琪去世后，自小在王葆心先生身边长大对祖父有深厚感情的王季燕老人，以及外孙女陈小棕、陈小松等，接过长辈王醇、王琪的接力棒，继续前行，上下奔走呼吁，终于促成整理的启动。2011年1月17日，湖北省文化厅批复同意湖北省博物馆呈送的《王葆心文集》出版方案，要求确保高水平、高质量出版文集，成立整理与出版领导小组和办公室。2011年5月12日，正式举行《王葆心文集》整理出版启动仪式，成立《王葆心文集》整理专家委员会，制定工作计划。武汉大学资深教授冯天瑜先生担任主编，深情言道：王葆心先生学养深厚，学识广博，著述宏富。经学反响很大，影响及于日本。文学研究方面，《古文辞通义》为代表。方志学方面尤为突出。是大事和盛举，要好事办好，告慰董老等领导人。

    整理工作由湖北省博物馆牵头组织，整理专家委员会由湖北省博物馆、省方志办、省社科院、省图书馆、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湖北大学相关专家学者组成。著名史学大家冯天瑜先生担任《王葆心文集》主编并作序。

    自2011年启动至2023年文集终于出版发行，一路走来不易，过程艰难曲折，任务庞大艰巨，笔者作为保存手稿的保管部主任自始至终参与此项整理工作，深有感触。一是时间长，前后12年，博物馆馆长换了4任，出版社领导也换过几任。二是单位多，有湖北省博物馆、武大、华师、湖大、省社科院、省图书馆等，整理人员多，十几位专家参加，有的整理人员已退休，冯天瑜先生已仙逝，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十多年前在启动仪式上，王季燕老人身体硬朗，精神足，如今近九十高龄白发苍苍，坐在轮椅上还在四处奔走，令人感慨。这些专家教授研究员在繁重的教学、科研等本职工作之外，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整理。三是难度大，类别多而杂，光是组织专人对文稿的清点、归类、复印、建档，就花了六个月，共复印文稿430多种，合计40000余张。多为手稿，有些稿件散乱无次，体例极不统一，有的部分腐烂缺损，字迹模糊、残缺，不好辨识，有残缺、乱页、串页等。四是过程复杂繁多，包括文稿的复印、文稿的取舍、分类、分卷、体例、整理原则和要求、任务分配、交稿、审阅、校对、出版等诸多事项，多次开会讨论商定。

    重大古籍整理项目《王葆心文集》全书共分为12卷出版发行，500多万字，并收入湖北大型文献整理与研究出版工程《荆楚文库》。是对王葆心遗著做的第一次系统整理，重点整理了湖北省博物馆收藏的王葆心著作，其中多数为首次出版，全面反映了王葆心在经学、史学、文学、方志学等领域的非凡成就，彰显一代国学大师的风采，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同时，它的出版，为王葆心研究提供了许多新的资料，有助于我们了解王葆心生平学术概貌、治学方法、学问旨归等，极大推动王葆心研究的深入发展，且对湖北地方文化研究乃至中国学术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特别遗憾的是，一是王葆心先生数十本日记在文革期间被当作“四旧”惨遭毁坏，非常可惜。二是《王葆心传》的作者叶贤恩先生、主编冯天瑜先生先后仙逝，没有看到文集的出版，令人痛惜。

    下面谈谈王葆心先生其人其事其文。

    王葆心先生字季芗，号晦堂，晚号清垞，罗田大河岸古楼冲人。读书、教书、著书贯穿其一生，辗转于罗田、武汉、北京、天津、长沙等地。特别是就读于张之洞主办、梁鼎芬任院长的两湖书院期间，对其一生影响甚大。两湖书院名师济济，旧学、新学并举，课程有经学、史学、理学、文学、舆地学、兵法史略学、算学、经济学、测绘学、化学、天文学、博物学等，重视科学，办学思想符合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王葆心先生如饥似渴地博览群书，除传统古籍文献之外，广泛涉猎民族革命、政治改革、科学技术等方面的新学书籍、西方读物等，学以致用。这是王葆心先生眼界大开阔、思想大进步、知识大增加的一个重要阶段。王葆心掌教20多年，历经书院、学堂、大学等，先后被钟祥传经书院、罗田义川书院、黄梅调梅书院、汉阳府晴川书院等聘为书院院长，汉阳府学堂教习、武汉黄德道师范学堂教员、京师大学堂及优级师范学堂教习，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湖北国学馆馆长、武汉大学教授。除教学外，王葆心另一项事业是从事编纂，他担任过湖北通志馆总纂、湖北革命实录馆总纂，1907年供职京师，任礼部司务厅行走，并兼图书馆编纂，后迁学部主事，并被礼部聘为礼学馆纂修，1920年任京师图书馆总纂、湖南官书报局总纂、罗田县志编修等职。他一生搜集、抢救、整理、编撰地方文献300余卷，为保护传统文化遗产作出了重要贡献。

    王葆心先生治学上多有创见。主张“学不可以偏废，义理、词章、考订三者缺一不可”“始于条例，终于贯通；始于剖析门户，终于不分门户”，经学方面“循其原委，辨其异同，阐明诸经的义例，考订文字的讹脱。不寻章摘句，不墨守陈言，更不是古非今，专谈空理”“校勘以审异同，评点以供研玩，荟萃以成谱录，搜补以收缺佚，考证以定折衷”。

    经学方面，代表作《经学通论》《历朝经学变迁史》对历代经学变迁的情况，寻源溯流，条分缕析，极为渊博，影响及于日本。

    文学方面，代表作《古文辞通义》对历代文家利弊源流，有独到精湛的见解。全书荟集唐宋以来关于文学观、文学批评、阅读方法、写作方法的言论，用以启示学习古文辞的途径。分为六篇：解蔽篇、究指篇、识途篇、总术篇、关系篇、义理篇。此书收集广博，篇目详备，兼有伦理学、国文典和文学史之长。番禺梁节庵（梁鼎芬）惊为巨著，侯官林琴南（林纾）称为“百年未有之作”，长沙王先谦称赞为“今不可无之书”，各地采用作为教本。

    史志和湖北文献搜集方面，着力甚多甚勤，多次赴京到图书馆查阅抄写资料，遍访各县市地方志，走访私人藏书家，广为收录，历尽各种曲折。1934、1935、1937年和三子夔武赴北京图书馆或其他单位查阅资料，时值日本侵华日紧，卢沟桥事变爆发，人心惶惶，社会动荡，不能安心，父子俩早出晚归，抓紧一切时间阅读抄录，积满数篓资料才匆匆间道返汉，备历艰辛。王葆心先生在史志和乡邦文献收集、整理和研究方面贡献卓著，成就斐然。择要如下：

    方志学方面，王葆心先生贡献卓著，多年来悉心搜集宋元以来的志书，作综合系统的研究，并参照各史志和地理专书，比较旧派和新派的利弊，用时15年于1936年著成24卷50万言的《方志学发微》。共分七篇：取材篇、纂校篇、导源篇、派别篇、反变篇、赓续篇、义例篇，被称之为“集方志学之大成”“旧时代方志遗产的总结，新时代方志革新的先驱”，他所创立的方志体例学说，被称为方志学界一次革命化的创新，成为方志界的扛鼎之作和指导文献。

    1930年王葆心先生被推举筹编《湖北文征》，王葆心为总纂，潜江甘鹏云、监利龚耕庐共主其事，是一部元、明、清三代鄂人名作选集，反映了辛亥首义前七百年间湖北的人物风采和学术水平，是“惟楚有才”最好的印证。有奏、疏、议、论、说、序、跋、志、记、录、传、铭、颂、赞、辞、赋、书牍、祭文等。内容包罗很广，涉及政治、军事、外交、边防、法律、民族、民俗、经济、赋税、粮食、盐政、农田、水利、经学、史学、理学、医学、文学、考据、舆地、方志、音韵、音乐、金石等类，荟萃了元明清三代文苑的精华。其它还有《湖北诗征长编》《江汉献珍录》等。

    武汉史料钩沉方面，著有《续汉口丛谈》《再续汉口丛谈》《续汉口丛谈拾补》《汉口竹枝词》《汉浒金石小记》等，是研究汉口城市沿革、兴衰、经济、交通、地方掌故、园林建筑、寺观墓葬、名人名作、农民起义、物产等情况的权威之作。1932年王葆心先生撰写《重修黄鹤楼募资启》，1700余言，资料详实，引经据典，不仅是黄鹤楼文化的大概括、对黄鹤楼诗文的大荟萃，而且是对黄鹤楼资料的全面收集，提供了黄鹤楼的建制沿革、兴废情况、规模形制等宝贵的资料。

    罗田地方文献方面，有罗田县志稿之《罗田沿革图经》《罗田县志大事记》《罗田县志艺文略》《窈溪旧话》《青垞杂录》《罗田靖难乱记》《罗田团练始末记》等，都是研究罗田历史沿革、社会生产、乡土风情、民间轶话的珍贵资料。王葆心先生广泛收集当时私人笔记、私家谱录、地方传说、访问当地老人，考求地域的形势和地名流传的原委，写成《宋明罗田勤王复国两大义师记》《宋季淮西六寨纪事》《蕲黄四十八寨纪事》《明季江淮七十二寨纪事》等，反映了宋明之间民族斗争的史实，歌颂了宋明末季志士义民不畏强暴、扼守山区、反抗侵略、图谋恢复、坚贞壮烈的事迹，以激励正在艰苦抗战的军民。《天完志略》记述徐寿辉等农民起义的史实，包括起事、称帝及失败的经过，讴歌农民起义战争。

    王葆心先生一生爱国、爱乡、爱民，同情民主革命。武昌起义后，与人在天津成立了革命团体“天民社”，并任其机关报《天民报》的编辑和主要撰稿人，撰写了不少揭露反动势力的阴谋、抨击党人私心杂念不顾大局的文章。辛亥革命成功后，1912年担任湖北革命实录馆总纂，突破旧史轨范，坚持“以民人全体为本纪之主体”“以民权代君权”“革命史应为生人立传”为宗旨，编纂《湖北革命实录》，为保存辛亥革命史实和史料做出了重大贡献。

    王葆心先生在人际交往和交游方面，多集中在教育界、文化知识界等方面。良师有张之洞、梁鼎芬、周锡恩（是园先生）、姚晋圻（两湖书院教习、院长）、邓云山、杨守敬、陈三立等。益友有董必武、黄侃、周泽春、李书城（通志馆馆长）、张难先、闻一多、冯永轩（冯天瑜先生父亲）、王闿运、马通伯、姚永朴、樊樊山等，特别是和董必武、黄侃是至交，交往密切，友谊甚笃。学生有徐复观、闻惕生、闻聪、谭瀛等。徐复观对恩师王葆心先生感情深厚，就读湖北国学馆时，王葆心先生对家境贫困的徐复观时常接济资助，提供吃喝，借书买书，指点教诲，关照有加。徐复观曾为王葆心先生《湖北文征》书稿一事，愤然仗义行事。彼时，王葆心先生和潜江甘鹏云一起编辑《湖北文征》，因甘鹏云突然去世，文稿全存京城甘宅，甘的孙子甘厚甫竟据为己有，把王葆心的功绩一笔抹杀，徐复观闻讯于1946年赴京带兵前往甘宅，将元明二代《湖北文征》书稿250卷从北京索回带到武昌，徐复观说：“我能报恩师于万一，心里也得到一点安慰。”谭瀛在王葆心先生遗著出版方面奔走呼号，出力甚多。王葆心先生一生多有坎坷，三子两女早逝，令他痛彻心肠。长子王夔翱六岁时早殇，次子夔强、三子夔武长期带在身边，是他抄书、编书的得力助手，均未及中年相继去世。长女礼娴于天津早逝，特别是在长沙任职湖南官书报局期间，先是次女礼媛年仅14岁病亡，随后原配夫人叶氏过世，两个月内接连痛失两位至亲，对他是莫大的打击，终日昏昏沉沉，以泪洗面，湘中耆老王闿运等多往探望慰藉。在那个贫瘠战乱的年代，王葆心先生历遭变故重挫，屡经患难，能活到77岁的高龄，不能不惊叹老人坚强的忍耐力、坚贞自矢的执着信念和对生命世事的深刻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