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我在故宫七十年
我是老北京人，或者说是世居京城的土著吧。儿时听祖父说，先祖是在明朝随扫北大军而来，后定居北京的。我生于1907年，儿时读私塾“三百千千”，就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千字文一类的启蒙读物。1919年北京爆发五四运动后，当时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提倡办平民夜校，其宗旨是使一般平民子弟亦可读书。1922年我已十五岁了，于是便来到北大学生会在北大红楼办的平民夜校上课。1924年夏秋我通过考试升入北京大学史学系，这时我已是十七岁的青年了。
此照片为读小学时所摄。当时学校在地安门外东大街，面对皇城建筑，是清王朝太医院。辛亥革命后仍归清管理，每年在此祭祀三皇。摄影处是太医院大堂，后有四合院二堂，最后为后群房，其西为三皇庙，大堂之左右有太医佐领厅，西佐领厅有针灸血脉铜像，东佐领厅有土地庙。1924年溥仪出宫后，此建筑遂归地方。
1924年前太医院陈佐领官在此办一小学，余读书其中。学校是半官半私的性质，学生仅数十人。当日有多数小孩不上学。
大堂正中悬清末年立宪藤黄，堂中还立有1901年建太医院记事碑六方。
解放后此处为民居，大堂为一住户生火不慎烧毁，清代太医院遗址遂不可见，现为一海鲜饭馆。近过其处，三皇庙似尚存。回忆旧日情况已七十年前事。
片中长须老人名陈守忠，为太医院佐领官，即创办学校之人。在学生群中坐者为校长，名高紫垣。
1911年的辛亥革命虽然废除了封建帝制，但逊帝溥仪及原皇室成员仍居清宫后半部，并享有“大清皇帝”尊号，不用民国纪年；一批清朝遗老旧臣仍然顶戴花翎，向溥仪跪拜称臣；大批太监宫女侍卫还在供封建小朝廷使用……这些举动，引起朝野人士以及民众的不满。于是在1924年11月5日，控制北京政局的冯玉祥将军发动“北京政变”，将溥仪驱逐出宫。当时京城警备司令鹿钟麟、警察总监张璧、民国代表李煜瀛教授与逊清室内务府绍英等磋商，往返紧邻养心殿的隆宗门之间，几经周折。据说逊清室还有令禁卫军抵抗之意，后慑于国民军之威势，始允出宫。从此花翎顶戴的遗老出入宫禁的朝代彻底结束了。
溥仪出宫后，摄政内阁发布命令，修正清室优待条件，业经公布施行。“着国务院组织清室善后委员会，会同清室近支人员，协同清理公产、私产以昭示大公。所有接收各公产暂责成该委员会妥慎保管，俟全部结束即将宫禁一律开放，备充国立图书馆、博物馆等项之用，藉彰文化而垂久远。”当时国务院发出一电告知修正优待条件情形，随之又发一电说明清逊帝溥仪出宫的好处和将来利用宫殿文物筹办博物院的意见，这是将皇宫改为博物院最早的设想。
清室善后委员会是公开的组织，有委员长一人，委员十四人，委员长推选任常务委员五人，并有监察员六人，国务院下属的各部派二三人为委员的助理，名助理员。同时，还让逊清室指定人员参加。当年还有不少北大史学系、文学院教授、助教及学生被吸收参与，准备做一些具体清查事宜。由于我在史学系，对历史考古方面兴趣极大，教授给的研习课题又是明清史，所以当年经教授和善委会批准，我得有机缘在1924年12月底进入清室善后委员会。忆当日有教授对余曰：“辛亥革命溥仪退位后，曾于民国六年进行复辟，企图推翻民国。事未得逞，仅历数日即昙花一现，以失败告终。但其再复辟之心未死，一些号称保皇党遗老，亦日日为溥仪谋之。现将溥仪逐出皇宫，毁其复辟之心和根据地，是完成孙中山辛亥革命未竟之业。意义重大。”余虽弱冠，闻之颇为兴奋，参加皇宫中旧藏文物点查事，还属于革命事业，得以为荣。
清室善后委员会不但是公开的组织，还制定有严格的规章制度，如在室内工作时，不得单独游憩，不得先进或后退。监视人员须分立于执事人员之间，不得自由来往于事务地之外。由于有极详明的点查清宫物品规则和清室善后委员会成员的无私保护，点查文物工作得以进行。当时紫禁城门前有冯玉祥部队及北京警察厅士兵守卫，工作人员均须佩戴清室善后委员会证章。我虽为汉族，但住家与旗人杂居于京城北区，由于溥仪出宫之因，原清室内务府旗人与随溥仪出宫之人皆遭失业，生活已无来源，所以迁怒于清室善后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在街上行走时时遭旗人白眼相加。一次我刚从家走出胡同，两位街坊老者怒视我，对曰：“这个小子参加革命党了，把他扔到什刹海里去！”还有不少清遗老为溥仪鸣不平而奔走呼号。故此我在前往紫禁城中，则不敢将证章外露，而掩于衣襟中。
当年我家住在鼓楼大街北侧，每天步行到神武门，那时的神武门前远不是今天的样子。在神武门前还有一道门，叫北上门，在北上门的两侧有东、西连房，房前各有一道墙向东、西伸延至与景山东、西墙平行，用牌楼连起来，那时从故宫神武门是看不见景山门的，北上门顾名思义是北去的门，是故宫对景山而言的。在东、西连房后还有一条路可以通往神武门，当年我每天就是经过这条路进入故宫的。
初进清宫，是1925年的一二月份，时正隆冬季节，当年北京冬季平均温度好像比现在低一些，有时到零下十几摄氏度。一进神武门洞无法行走，因为西北风打得身子直转，身不由己地撞在神武门洞两壁，可以说是打着转进故宫的。进得宫禁，其凄凉之状跃然入目，每到一院落都是蓬蒿满地，高与人齐，吾辈青年手持锹镐、镰刀为点查的政府官员、教授开路。步入冷宫，寒气袭人，又无炉火，两足站地三至四小时痛如刀刺。我在善委会里是一名书记员，是低级的办事者，就是负责登记挂签之役，如某某物品其名称说出，我马上登记在册，然后编出号数，随着将此物挂上号或粘上标签。那时我是小字辈，一些年长学者知我不识器物，便亲切喊我：“来，小孩子，粘在这上（或挂在那个文物上）。”不仅如此，我要身穿特制无口袋的工作服，还以白带系紧袖口，使双手无处可藏，此乃以预防发生偷盗之事也。我进入善委会工作的同时仍在北大读书。1925年初，北大文学院史学系助教学生还利用皇宫档案编辑了一个历史知识性小型刊物，名《文献》，委我任编辑校对，出至五期，不知何故就停刊了，这是最早利用明清档案出版的刊物。当时北大诸教授如陈垣、沈兼士、沈尹默、马衡、伦明、马裕藻、朱希祖等均提携我，并同意我半工半读，就是一边在善委会做点查文物工作，一边到北大上课。
自溥仪出宫后，这座明清王朝皇帝所居之禁地皇宫，即引起各方面人士的注意。紫禁城内究竟是什么样子，外面全然不知。那时是各路军阀割据的政局，执政府经常变换，强者进，弱者出，当政者无不想控制故宫，而逊清室遗老也不甘心退出他们世代盘踞的皇宫禁地。因此，上述各种势力围绕着清室善后委员会展开激烈斗争。从善委会领导者到一般执事人员，却是面临多方面的艰困与时时处于被扼杀之危险境地，因而以历尽艰辛、有利有节应付难局，一方面积极点查清宫文物，一方面为了让全国人民早日知道神秘的封建皇宫是什么样子，蕴藏的历代传世珍宝都是什么——我记得初入善委会时被告之——规定六个月的点查工作，即筹办博物院。后历十个月，在1925年10月10日由清室善后委员会决定，成立故宫博物院，辛亥革命未竟之业终于完成实现，而我已被批准留院继续供职。当年故宫博物院成立的日子正式确定下来的前几天，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长、被选推为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后的理事长的李煜瀛先生，在当年故宫文书科内，把粘连的丈余黄毛边纸铺于地上，用大抓笔半跪着书写了“故宫博物院”五个气势磅礴的大字。李先生善榜书，功力极深，当时我有幸捧砚在侧，真是敬佩不已。在故宫博物院成立的庆典大会上，此五字已庄重地镶嵌在原皇宫北门神武门的红墙上。不过今日故宫博物院匾，则是在解放后由名家所写。李煜瀛先生所写的匾额，及当年我在先生旁捧砚侍侧的情景，已成为我在故宫博物院工作七十年的记忆了。
解放后故宫博物院获得新生。新中国诞生，百废待兴，但党和国家首先对宫殿群进行整理修缮，从1952年开始仅数年内即清理垃圾瓦砾二十五万立方米，另外成立以工艺技术哲匠为主体的古建维修队伍，和工程技术师共同制定“着重保养，重点修缮，全面规划，逐步实施”的维修原则，这才使故宫古建筑恢复原来的雄伟壮丽。约在1960年，大赦后的溥仪先生在编写《我的前半生》一书时，曾来故宫参观，当时由我陪同，当他走到其原住所的宫殿时，惊讶地连声说：“真整洁，我都认不得了。”
我在故宫博物院中，从一名小职员到教授，解放后又被领导任命为副院长，主管故宫业务工作。1985年是故宫建院六十年，一个甲子之庆。在纪念会上，我与国家主席杨尚昆及文化部朱穆之部长等领导同坐一桌，欢庆建院典礼。会上，有关领导出于院中工作需要和对我的关心，任命我为院中顾问。工龄与院龄同庚的我，欣喜之余，赋诗一首《六十年述怀》：
乙丑入紫禁，今又乙丑年。弹指六十载，仿佛一瞬间。桑榆已晚景，伏枥心不甘。奋蹄奔千里，直至到黄泉。
在1995年建院七十年前夕，有记者采访我，写出报导说：“溥仪出宫，单老进宫。”幽默之中，道出我在参加由皇宫缔造故宫博物院七十年的工作经历，岁月蹉跎，光阴流逝，当年参与建院的师友，或过世，或离开，如今故宫博物院中参加建院工作的老故宫人中，只有我一人了。
与那公一甲子重逢
应台湾方面主办单位中华海峡两岸文化资产交流促进会的邀请，经国家文物局并报请文化部和国务院对台办的批准，由中国文物学会传统建筑园林研究会组团，于1994年5月14日至23日前往台湾省，参加中华海峡两岸传统建筑技术观摩研讨会。该团由我国著名古建专家罗哲文任团长，因我年龄最长，成为第一成员并兼高级学术顾问。会议之余安排参观台北“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藏品是由抗战时期北平故宫博物院南迁的文物精品和南京原中央博物院所藏珍品两部分组成，部分人员也是两院迁台供职者，原北平故宫博物院那志良先生就是其中一位。
那志良先生于1925年7月来北京故宫工作，那时尚未成立故宫博物院，是清室善后委员会。我是1925年1月来善委会的，所以我与那同供职其中，我俩同属羊，同是十八岁青年，又同在一宫，自然结为无话不说的好兄弟。当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成立，那供职在古物馆，我分配在文献馆，虽然业务不在一部门，但仍可日日相见。
1931年以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我国。当时忧恐故宫所藏文物毁于战火，决定将故宫文物中择精品装箱启运南迁，此时那志良作为押运文物人员离开北京。我是老北京人，一家老小均在京城，因而留守院中，从此中断了与那志良先生的往来。
在改革开放的1984年，那志良先生曾千方百计通过有关部门邀我在香港相见，但终因种种原因未果，期间我与那先生均有鸿雁往来。此时那志良先生已是海峡两岸著名的玉器研究大家，人们都敬称他为那公。后来随着两岸文化交流的深入，我与那公如有机缘一晤，共叙友情，交流学术成就，真谓余年一大心愿矣。1992年冬那公手书一封，介绍其友学生——台北“故宫博物院”著名历史档案专家沈教授及夫人来京，与我共同探讨两岸历史档案的整理研究工作，得知那公安康。
1994年的5月21日，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会客厅我与那公相见，这是六十年后的第一次相见，我俩高兴地握住对方的双手，同时互相端详着，似乎在寻找对方青年时的影子。此时我眼眶湿润了，那公则老泪溢出，连说：“没办法，太欢喜了，欢喜时也要流泪的。”此时我才问候：“老哥啊，你还好吧？！”那公答道：“怎么会不好呢……”就这样我与那公激动之情才平静下来。岁月悠悠，弹指一挥六十载，青年小伙已是白发老者，那昔日的容貌，昔日的情缘，昔日的艰辛，昔日的思念，都尽在这次碰面之中。
谈文物之美，叙故友之情。大乐自在其中，但欢喜中不免有丝丝悲伤与无语的隐痛。当我问及第一批南迁中的四位故宫博物院之元老时，那公轻轻回答，已故去三位。那公也迫不及待地搜寻脑中的名单，并一一回忆着。我沉思片刻只说了三个字“没有了”。往事如烟轻飘而逝，看今朝能侃谈初建北京故宫博物院者，我与那公心里已知道，海峡两岸“故宫”各剩一人了。
相见毕竟是短促的，一个甲子之情无论如何也说不尽的。我对那公说，当年乾隆六下江南，我们不能输给他，还要再聚。他的诗句“美景一时观不尽，天缘有分再来游”正是我的心情。那公听后连连点头，又笑着说对的，对的。此时我与那公又相互期许，虽已耄耋之年，不求万寿无疆，但绝不以百岁为足，并以长寿来观尽更多的人事沧桑。此时我邀请那公认为方便之时，与家人来北京，再次相见。那公高兴地接受邀请。
（注：1998年5月25日，父亲单士元因病故去。在父亲故去不足五个月后的1998年10月14日，接到那志良先生家人寄给父亲的那公故去的讣告，当时那志良家人尚不知父亲已故。至此，海峡两岸参与创建故宫博物院的最后二人，均不存于世。——单嘉筠）
（本文摘自《从紫禁城到故宫——营建、艺术、史事》，单士元著，文津出版社2024年11月第一版，定价:56.00元）
（本版文字由燕婵整理）
缩小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