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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学既有其独特的学科性，同时也有很强的多学科融合性；既有很强的理论性，同时更属于面向实践的“经世致用”之学。因此，在学科发展定位上，既要强调出版学的主体性、理论性，更要重视与其他相关学科的有效融合性以及服务出版实践的实用性，探索和落实“出版学+”的融合发展思路。
北京大学的出版学教育与研究有着比较悠久的历史传统和深厚的学术积累。图书馆学、中国书史、文献学、版本学、目录学等相关专业的深厚学术底蕴为北京大学出版学的学科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学术养料和坚实的研究基础。早在1952年，北京大学就根据新中国建设的实际需要，在中文系开设过新闻编辑专业。1985年，在胡乔木同志的倡导和教育部的推动下，北京大学中文系建立编辑专业，1995年该专业转入信息管理系。1998年，教育部将编辑学本科专业和图书发行学本科专业合并为编辑出版学本科专业，列在新闻与传播学一级学科之下，进一步促进了编辑出版学本科教育的发展。与此同时，北京大学在图书馆学、新闻与传播学等一级学科下招收编辑出版学方面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在国内高校率先构建了该学科的本、硕、博三层培养模式。
在中文系、信息管理系、新闻与传播学院等相关办学单位的接续努力下，北京大学的出版学学科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形成了鲜明的特色，涌现出了以王重民、刘国钧、郑如斯、肖东发、王余光、李常庆、谢新洲、师曾志、张积等在学界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优秀学者，推出了以《中国书史简编》《可爱的中国书》《中国出版通史》《中国阅读通史》《中国图书出版印刷史论》《日本动漫在中国的传播研究》《中外出版史》《现代出版学》《出版经营管理》《数字出版技术》为代表的研究成果和教材，在出版学基础理论、中外书籍史和出版史、出版与阅读、数字出版等领域颇有建树；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专业人才，在新闻出版以及相关专业的政、产、学、研等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的出版业和出版学学科建设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尤其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提出，更是为新时代的出版业与出版学学科建设提供了高屋建瓴的理论和实践指导。2021年底，国家新闻出版署印发的《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提出，要“加强出版学学科建设和专业人才培养，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学学科体系”。这是党和政府从国家层面第一次在出版学学科建设方面明确提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学学科体系”的要求。2022年9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出版”位列其中，意味着出版专业人才培养由原先可授予出版硕士专业学位，提升到同时可授予出版博士专业学位。此举进一步有力地促进了出版高层次人才培养，出版学学科建设迎来重要契机。2023年12月，中宣部、教育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出版学科专业共建工作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从总体要求、师资队伍、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组织保障等5个方面，提出15项促进措施，进一步深化出版学科专业共建工作，建设中国特色的出版学科专业，为推动出版业繁荣发展、建设出版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可以看出，时代迫切呼唤出版学学科建设再上新台阶，国家迫切需要出版学教育与研究做出新成绩。党和国家对北京大学寄予了极大的信任和期待，作为当代出版学教育和研究的重镇，北京大学被确定为全国出版学科专业共建工作联络处责任单位，也是全国出版学科专业首批共建单位之一。为此，北京大学成立出版研究院，积极协调共建单位，已在课程体系、教材体系、师资配置等方面牵头行动，推动新时代的出版学科建设再上新台阶。面向未来，北大出版人使命光荣，责任重大，理应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明确时代使命，服务国家战略，继承优良传统，主动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做出当代北大出版人应有的贡献。
笔者于1998年进入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学习编辑学专业，后来又在新闻与传播学院追随先师肖东发先生攻读编辑出版学方向的硕士与博士，是北大编辑出版学专业培养出来的学生。2004年，在新闻出版总署和教育部联合举办的编辑出版学专业创办20周年座谈会上，笔者曾作为全国高校学生代表汇报自己的学习和成长心得。至今仍在追随各位前辈和老师的脚步，持续学习、研究和探索出版学。2023年开始到北京大学出版社任职，真正从事出版实务工作，让笔者开始从另外一个视角切身感受和理解出版学的内涵与价值。新时代党和国家对出版业和出版学的高度重视和殷切期待，让笔者倍感鼓舞，也愿意从一名受业者和从业者的角度就当前出版学学科建设的具体实践问题，谈如下五点不成熟的建议。
其一，学科定位要“清”。
出版学既有其独特的学科性，同时也有很强的多学科融合性；既有很强的理论性，同时更属于面向实践的“经世致用”之学。因此，在学科发展定位上，既要强调出版学的主体性、理论性，更要重视与其他相关学科的有效融合性以及服务出版实践的实用性，探索和落实“出版学+”的融合发展思路。
1984年，教育部在《关于筹办编辑专业的报告》中，就培养编辑人才的层次和培养途径问题，提出培养层次可分为本科、第二学位和研究生三档。具体方式有二：一是在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中文系设编辑专业，从一年级到四年级按照培养编辑人才的规格设置课程。二是在复旦大学新闻系设置编辑专业，从本校文科有关专业中推荐、选拔部分语文、写作基础较好，已修满三年或两年半学业，有志从事编辑工作的学生转入编辑专业，着重进行编辑业务知识的学习。以后可以逐步扩大到从理科专业推荐和选拔一些学生转学编辑专业。（《教育部关于筹办编辑专业的报告》，《出版工作》，1984年第10期）
多年的实践证明，第二种跨学科的培养模式效果更好。有鉴于此，从1999年开始，北京大学编辑出版学的学生先在文科实验班（元培学院的前身之一）学习两年，随后再转入编辑出版学的专业学习阶段，虽然所学知识仍然局限于编辑出版学和文史哲，但其培养效果明显好于第一种，也为之后的学科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实施意见》指出，要实施出版学术人才培养支持计划，着力培养一批理论功底扎实、创新能力突出、实践经验丰富的出版学术领军人才、骨干人才。实践证明，只有专业学科背景没有经过出版学系统训练的人，或者只接受过纯粹出版学教育没有其他学科背景的人，无论是开展理论研究，还是从事实践工作，都存在一定的发展创新瓶颈。因此，在人才培养方向上，应重点培养在本科阶段已有其他专业学科背景的专业硕士和专业博士，本科阶段则应主要培养跨学科、双学位的复合型人才。
其二，师资建设要“广”。
梅贻琦先生曾云：“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样的论断适用于大学的每一个学科，优秀的教师团队、强大的师资力量是一个学科发展的根本保证。出版学的学科属性与特点，决定了其师资来源的多样性和专业性。办学单位既要深入挖掘和充分利用本单位已有的优秀师资，又要引进国内外在政、产、学、研等领域的权威专家和一流名师，尤其要大力延聘业界名流进课堂、带学生，在研究生阶段，构建“校内导师+”的“双导师”甚至“多导师”制。
肖东发先生生前在教学中就特别重视产、学、研的结合，由此而形成独具特色的“三三三制”：三分之一由学校老师讲授理论课，三分之一请有实践经验的业界专家讲实践课，三分之一带着学生参加社会实践。在他的努力和坚持下，柳斌杰、董秀玉、聂震宁、郝振省、臧永清、郑一奇、韦力、黎波等业内大家和名流都成为北京大学编辑出版学课堂上的常客，他们的精彩讲授，开拓了学生的视野，增强了课堂的吸引力，成为理论课的有益补充。笔者当年在上“出版经营管理”课时，就是先师和时任北京大学出版社社长的彭松建先生分别讲授理论和实务部分，至今仍觉受益良多。
其三，课程教材要“精”。
除了师资以外，课程体系和教材的建设与完善，是出版学科发展的重中之重。如肖东发先生主持的“中国图书出版史”课程，既是北京大学编辑出版学专业学生的必修课，也是面向全校学生开放的通选课。肖先生在不断完善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式的基础上，特别重视教材建设工作，牵头编撰了《中国编辑出版史（上、下册）》《中国出版史》《中外出版史》等系列教材，课程被评为“北京市精品课”，为专业课程与教材建设起到了很好的示范。
新时代，共建单位应根据当前中国出版业和出版学的发展实际以及数智时代大学教学的需求，提出出版学专业学生必修的核心课程目录，邀请名师或名师团队，稳扎稳打共建名课。各个学校则可根据自己的办学历史和优势，建设富有鲜明特色的一流课程。所有课程通过数字教学平台、MOOC等方式在共建单位之间甚至更广的范围内共享。在教材建设方面，从20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辽海出版社出版的新闻出版署专业系列教材重点项目、教育部“八五”规划系列教材（近20种）对编辑出版学的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学术研究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保障和促进作用。此外，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武汉大学出版社、苏州大学出版社等大学出版社都在编辑出版学教材的出版方面做出了应有贡献。
随着时代的变化、科学技术的变革，出版业和出版学的形态与范围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有的教材不可避免会略显陈旧，需要及时修订和完善，新领域的教材编撰也迫在眉睫。因此，共建单位应在充分吸收以往教材建设宝贵经验的基础上，集中政、学、研、产等领域的专家，及时修订或编撰出版符合新时代要求的新形态的专业教材。出版社出版的出版人编撰的出版学教材，理应在内容的专业性、形式的创新性方面为其他学科做出榜样。
其四，培养学生要“联”。
多年的教育实践证明，高校的出版学是否办得好，是否办出了特色，除了看是否有名师、名课、精品教材外，还要看培养的学生的政治站位、理论修养、实践能力、创新水平如何。在培养的具体途径上，培养单位既要和本校相关教学科研单位携手共建，还要打开象牙塔大门，开门办学，与相关管理部门、出版单位、行业协会、各级各类书店，甚至民营公司联合培养，真正实现“扎根中国大地办学”的目标。可以在相关单位设置教学实践基地、学生实习岗位，联合培养博士后。既要让学生接受系统的理论培养，还要切身投入实践，避免“空对空”——出了课堂，便进出版社，参与业界实践调研，策划编辑营销图书，甚至开书店、做店员、搞直播，以“半工半读”“边学边干”的方式进行学习和历练，真正在理论与实践的协调互动中提升培养质量。
与此同时，更要在文明互鉴交流的大背景下，积极开拓国际合作的路径和方法，尝试与国外高水平的出版机构和出版学教育研究机构开展联合培养项目，鼓励和支持师生走出国门，参加高水平的学术交流和实践互动，开阔眼界、提升能力，以“出版”为载体，培养一批又一批新时代能够讲好中国故事、构建中国话语、促进文明交流的文化使者。
其五，研究问题要“实”。
问题导向和实践品质，是出版学的鲜明特色。新时代的出版学人一方面要继续在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规律的研究上下功夫，另一方面还要特别善于立足实践，以出版人的专业话语和研究成果，回答好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在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时，在数智时代全面改造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潮流中，传统的“治书之学”的内涵与外延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一切都在重塑着出版业的形态和格局。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科技、新问题，出版学界必须与时俱进，从历史、理论、实务、方法等多个维度，研究有价值的真问题。在当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尤其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出版战线的宣传贯彻、出版业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和发展路径、马克思主义的出版理论、中国共产党的出版历史与光荣传统、红色经典和主题出版的创新发展、中外出版交流与文明互鉴研究、出版行业的高质量发展和优质生产力、精品出版物的生产和传播机制、出版机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数智时代的出版新形态与读者阅读习惯、新业态下的出版经营管理和发展规律等重大问题，都亟待出版学人深入研究，及时提出科学的理论指导、政策建议和发展思路，用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的优质学术成果，构建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学学科体系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基石。
（本文作者为北京大学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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