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史料看徐志摩与蔡锷

    ■王金华

    1926年11月9日，上海《时报》“本埠新闻”栏目刊载一则简短消息《蔡锷十周年昨日之公祭》：

    昨日为蔡公松坡十周年忌日，松社同人暨各学校团体等公祭于文监师路华商别墅正厅。上午十一时开祭，与祭者为袁伯夔、沈卓吾、陈云抟、陆鼎揆、潘公弼、刘放园、徐新六、徐寄庼、陈叔通、张东荪（中国公学）、杨明皓女士（爱国女学）、翁国勋（民福女校）、刘汉成、王锦文、吕兆熊、王鑑泰（以上四君为蔡公旧部）、徐志摩、林炎夫、霍鑑五、符晓芙数十人。公推袁伯夔主祭，上香奠酒毕，齐向神主行三鞠躬礼。

    后面还附有祭文，在此从略。同日上海《新闻报》刊载消息《昨日公祭蔡松坡》，内容无异。二百来字的新闻让人眼前一亮，这是徐志摩研究的新史料。

    1926年11月8日，蔡锷逝世十周年，北京、上海、长沙等地纷纷举行纪念活动，其时徐志摩、陆小曼结婚典礼后即南下上海，寄寓北洋大学同学、东吴大学法学院院长吴经熊家，徐志摩旅途中不忘参加蔡锷公祭，可见颇为上心。以此为线索梳理文献，可以发现徐志摩和蔡锷的一段隔世缘。

    徐志摩与蔡锷结缘，离不开梁启超、蒋百里以及张君劢、张公权，二张是徐志摩原配张幼仪之兄，张公权还担任蔡锷遗孤教养协会的评议员和驻沪会计主任。1915年8月，在父亲徐申如的陪同下，徐志摩到北京大学入读预科，一度寄居在锡拉胡同蒋百里的家里。徐家、蒋家是世交姻亲，徐志摩称蒋百里为“福叔”。后来，通过蒋百里、张君劢介绍，徐志摩成为梁启超的入室弟子，与蔡锷、蒋百里成为同门师兄弟。有学者认定，蔡锷经常到锡拉胡同蒋百里家密谋反袁，徐志摩在蒋家认识了蔡锷，后来留学美国克拉克大学选择政治学专业，参加“陆军训练团”“国防会”，都有来自蔡、蒋的很大影响。1915年11月11日，蔡锷离开北京，期间徐、蔡有见面的可能，也符合情理，但目前未见确证。

    1913年7月，徐志摩在浙江第一中学校刊《友声》第一期发表《论小说和社会之关系》，一时文名鹊起。从题目、观点、文风都能看出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的影响，日后也得到徐志摩确认。其实，关于小说和文学的看法，梁启超和蔡锷是互相启发、互相借鉴的。1898年12月，梁启超在《清议报》发表《译印政治小说序》，指出小说尤其是西方政治小说的重要作用。1901年元旦，蔡锷在《清议报》发表短文《小说之势力》，指出小说尤其是西方小说的重要影响。1902年初，蔡锷在《新民丛报》发表《军国民篇》，多处涉及小说和文学：要提倡激发忠义气节、爱国救亡之情的文学，要追求“不斩楼兰终不还”的豪迈之诗词，要改造“非佳人即才子，非狐则妖，非鬼即神，或离奇怪诞，或淫亵鄙俚”的旧小说，从而改造国民精神。同年11月，梁启超在《新小说》创刊号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全面阐述小说在社会教育方面的作用，明确提出“小说界革命”的口号。以上文章观点一致，存在接续递进关系,《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为集大成者。《清议报》、《清议报》丛刊和《新民丛报》，虽然遭到清政府查禁，但是仍在内地大量流传。徐志摩阅读梁启超的文章，很可能一并阅读了蔡锷的文章。

    1922年10月，徐志摩留学归国，次年春由梁启超安排在北京松坡图书馆担任英文秘书，负责外文书籍采购以及英文函件处理。松坡图书馆是为了纪念蔡锷而成立，分设两馆。第一馆位于北海公园“快雪堂”内，收藏中文图书；第二馆位于西单石虎胡同七号，收藏外语图书。在快雪堂正殿设立蔡公祠，供奉蔡锷和数位护国运动将领的灵位。每逢蔡锷忌日和云南起义周年，松坡图书馆都隆重纪念。据蒋复璁回忆：“志摩亦往同寓，日夕相处，达三年之久。”徐志摩为石虎胡同七号的寓所取了个诗意的名字——好春轩。查阅旧报发现，1923年到1925年，每逢11月8日、12月25日，北京松坡图书馆都有纪念活动，全体职员参加，徐志摩自然不例外。所以，1926年11月8日在上海，并不是徐志摩第一次参加公祭蔡锷活动。因为蔡锷的功业和人格，加上梁启超等人推动，松坡图书馆荡漾着民主、自由、宪政、理想、友谊的清风，徐志摩自然深受感染。

    徐志摩委托外国朋友采购图书，也向松坡图书馆捐献图书。1923年5月10日，徐志摩在石虎胡同七号给英国朋友奥格顿写信：“图书馆的创建是为了纪念中国第三次共和革命中的一个英雄，并以他的名字命名。现在看来似乎前途似锦，如果诸事顺利，每年有大约500镑用来买书。”这是徐志摩第一次直接评价蔡锷，将护国运动与二次革命、辛亥革命并列为共和革命，饱含崇敬之情，并看好松坡图书馆的前途。松坡图书馆曾经登报公布1923年接受外文文献捐赠情况，其中徐志摩捐献英文图书157本，仅次于梁启超。好春轩经常高朋满座、书香满室，徐志摩离开松坡图书馆之后，在给丁文江的信中挂念“寄存那里的书橱十二架”，丁文江建议捐给松坡图书馆，爱书的徐志摩没有同意，而是请丁文江托人妥为照料。徐志摩乘飞机失事之后，其父徐申如将这批藏书全部捐给了松坡图书馆，似乎冥冥之中早有安排。松坡图书馆后来并入国立北平图书馆，即北京图书馆的前身，今天在那里可以查阅到徐志摩的藏书。

    松坡图书馆是徐志摩的灵感激发地，那三年是他诗情飞扬的时光，《石虎胡同七号》和《雪花的快乐》就是代表作。“我们的小园庭，有时荡漾着无限温柔”，“有时淡描着依稀的梦景”，“有时轻喟着一声奈何”，“有时沉浸在快乐之中”；“大量的蹇翁，巨樽在手，蹇足直指天空，一斤，两斤，杯底喝尽，满怀酒欢，满面酒红，连珠的笑响中，浮沉着神仙似的酒翁”。在徐志摩单纯明快的笔调下，石虎胡同七号这座“古木参天，王府似的大庭院”，俨然宁静而略有惆怅的温馨家园。蹇翁即蹇念益，蹇先艾的叔父，时为松坡图书馆实际主持人，早年参与蔡锷密谋反袁、护国运动，后任国会议员，伤国事日非，又半身瘫废，于是酗酒度日。几年以后，蹇念益在松坡图书馆上吊身亡，徐志摩在信中谈及，伤感不已。根据张诗洋先生考证，《雪花的快乐》诞生在1924年12月末大雪之夜的石虎胡同七号。那几天大雪纷飞，连绵不断，北京城银装素裹、如诗如画。徐志摩的好友、清华学堂教务长张彭春日记“宿石虎胡同”，雪夜畅谈，纵论时局，臧否人物，思接古今，诗情荡漾。也许就是雪景和友情交织的温馨里，在酒或咖啡或茶的芳香里，在张彭春的鼓动下，徐志摩即兴创作了名篇《雪花的快乐》：

    假如我是一朵雪花,

    翩翩的在半空里潇洒，

    我一定认清我的方向——飞扬，飞扬，飞扬，——这地面上有我的方向。

    不去那冷寞的幽谷，

    不去那凄清的山麓，

    也不上荒街去惆怅——

    飞扬，飞扬，飞扬，——

    你看我有我的方向！

    在半空里娟娟的飞舞，

    认明了那清幽的住处，

    等着她来花园里探望——

    飞扬，飞扬，飞扬，——

    啊，她身上有朱砂梅的清香！

    那时我凭藉我的身轻，

    盈盈地，沾住了她的衣襟，贴近她柔波似的心胸——消溶，消溶，消溶——

    溶入了她柔波似的心胸！

    恰如其分的比拟，别出心裁的想象，爱情刚刚降临的美好，格调明快飘逸，让人灵魂升华，丝毫没有几年后“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的迷惘。这首诗创作于1924年12月30日，后发表在《现代评论》，次年8月收入《志摩的诗》出版并被列为第一首，也得到朱湘盛赞：“简直是全体诗中坐红椅的一首诗——全体诗中最完美的一首诗是《雪花的快乐》。”

    新月社最初就萌芽在石虎胡同七号，聚餐会、读书会、书画会、古琴会、音乐会、戏剧表演策划在那里，甚至就在那里举行。有人考证，新月社的招牌最早挂在徐志摩寓所——好春轩的门口。好春轩经常高朋满座、谈笑风生，来宾有梁启超、胡适、丁文江、朱经农、林长民、蒋梦麟、蒋百里、张君劢、张彭春、郁达夫、林语堂、林徽因、袁昌英、瞿世英、孙伏园等人，跨越了界别、地域和年龄，是理想、诗意、友谊和青春的盛会。并非同道人的周作人经常参与前期聚会：“那个时常在晨报论前启事的聚餐会，我也去了不少次数，直到新月社成立为止。”《晨报》经常刊出聚会、聚餐启事，偶尔出现石虎胡同七号字眼。1923年5月23日，徐志摩、梁启超、林长民、蒋梦麟、张君劢、袁昌英、蒋百里、孙伏园等发起，商请世界著名小提琴家喀拉土拉在北京真光电影剧场表演，五天之后如期举行。1924年10月26日：“聚餐会同人钧鉴，现因藕香榭饮食不便，今日午间改在石虎胡同七号松坡图书馆聚餐，特此通知”。1924年11月8日：“十一八日（星期六）为蔡公松坡八周年忌日，同人等于是日下午二时至四时在西单石虎胡同松坡图书馆设位致祭，特此通知。”1924年4月，泰戈尔来华，一路讲演、游览、宴会，徐志摩全程组织、陪同、翻译，一行到松坡图书馆参观并摄影留念。尤其是庆祝泰戈尔64岁寿辰晚会，在北京协和医学校礼堂用英语演出泰戈尔的诗剧《齐德拉》，徐志摩、林徽因、张歆海、袁昌英、王梦瑜、林长民、蒋百里、丁西林表演，张彭春导演，梁思成负责舞台美术，陆小曼分发说明书，梁启超主持晚会，胡适以英语致辞。一众新友故交风光无限，徐志摩最受人瞩目，梁启超赠送的集宋词联足以表现其风采：“临流可奈清癯，第四桥边，呼棹过环碧；此意平生飞动，海棠树下，吹笛到天明。”

    林徽因、梁思成不久即赴美留学，随后袁昌英再度赴法留学，徐志摩移居上海，石虎胡同七号松坡图书馆内的好春轩一时归于沉寂，那些如诗如歌的雅集留在了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