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English
  • 时政
  • 国际
  • 时评
  • 理论
  • 文化
  • 科技
  • 教育
  • 经济
  • 生活
  • 法治
  • 军事
  • 卫生
  • 健康
  • 女人
  • 文娱
  • 电视
  • 图片
  • 科普
  • 光明报系
  • 更多>>
  • 报 纸
    杂 志
    中华读书报 2024年10月23日 星期三

    南腔北调(206)

    以毒为药,从毒观世

    《 中华读书报 》( 2024年10月23日   16 版)

        《以毒为药:古代中国的医疗、文化与政治》,刘焱著,朱慧颖译,光启书局2024年7月第一版,79.00元

        特约主持江晓原

        中华读书报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合办

        ■江晓原 刘兵

        江:

        在你提议谈这本书之前,我完全没有注意到它,对你的提议还真稍感意外。本书由中国人用英语写成并在美国出版(华盛顿大学出版社,2021),现在又出版了中译本。本书所言之毒,不是“毒品”之毒,而是“毒药”之毒。从药品中的毒药入手,进而讨论与此相关的文化和政治,这个选题还是比较独特的。至少我们之前在大众读物中很少见到《以毒为药》这样的读物。

        在中医中药体系中,其实一直有一种奇特的张力存在着:一方面,“是药三分毒”是普遍流行的观念,医生们(甚至包括西医)也不否认这一点。另一方面,在中国传统医家看来,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不可以入药,比如孙思邈在《千金翼方》中说“天下物类皆是灵药,万物之中无一物而非药者”。若将这两者合而观之,将会得出“天下万物皆有毒”这样夸张的结论。

        对于这个张力,本书作者似乎也感觉到了,例如他认为,古代中国一直没有产生“绝对的毒物”这样的观念——他举了附子为例,这种植物在一些西方的药物学中是“绝对”的烈性毒药,只能杀人伤人,有百害而无一利;而在中国,当然也知道它有毒,但依然可以入药,还被某些医家推崇为“百药长”。

        刘:

        我之所以提议谈这本书,其实也和我一段时间以来关注的问题有关,同时也觉得这又会是我们共同关心的科学文化问题的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若干年前,我曾和学生一起写过关于蒙族医学中对蒙药之毒的认识问题,再后来,又曾和我的博士后一起写过关于医学科普中涉及中药之毒性问题的科学传播研究的论文。而这些,又与我一直关心的在地方性知识框架下科学理论的多元性问题有关。

        实际上,对于药物的毒性的认识,是与相关的知识系统密不可分的,西药的药理学、毒理学、中药的理论、蒙古族医学关于药物的知识,以及各种其他类型医学对毒的认识,都有着很大的不同。也就是说,究竟何为毒药,如何恰当且有效地利用毒药、如何通过各种加工来减轻和消除药物的毒性,这是一个理论依赖的问题,而且并没有一个唯一正确的标准化的理论。也正因为如此,在现实中的医学界、在社会认识层面以及有关的传播方面,关于毒的争议也层出不穷,经常成为人们关心的焦点。

        此书中讨论颇多的药物附子,我还有直接体验呢。近一年多以来,我因病一直在服用中药。给我开药方的医生,在其门派传统中,用药量大是特点之一,其中就经常有很大剂量的附子,结果导致我在抓药时非常麻烦——无论在医院还是药店,都因相关规定无法拿到药方要求剂量的附子,因而只能另想办法来解决抓药的问题。

        江:

        大剂量使用附子? 听得我都有点害怕了——附子是本书中非常重要的个案,作者对此用了不少篇幅。例如作者指出:附子类药物里主要的有毒成分是乌头碱,“口服0.2毫克就足以使人中毒,出现头晕、恶心、四肢麻木的症状;3~5毫克会使人死于心血管或神经系统衰竭”。当然作者也提到了附子的正面药效(小剂量使用时),诸如止痛、消炎、强心等等,甚至还能“提高性能力,延年益寿”。

        正如你所说,对于何物为毒、能否食用之类的问题,各地都会有很不相同的看法。例如,据说云南等地的民众,常会食用某些被认为是有毒的植物或菌类,他们相信这有助于强身健体,事实上也没有出现中毒现象。而这些东西在大城市根本不会出现在市场上。

        作者对“毒”“药”的语源学考察也是饶有趣味的。作者指出,在早期文献中,“毒”指那些药性刚猛的药,基本上就是“猛药”之意;而“药”则指那些药性平和的药,故“毒药”一词实际上就是“药物”的统称。“毒”常被用来救治剧烈的症状,而“药”则通过滋补、补养来帮助患者强身健体。

        语源学考察又让我联想到古人将“毒”作为动词使用的某些有趣情况,比如晋文公得知被他打败的楚国令尹子玉自杀后,发出的那句著名感叹“莫予毒也矣”(再没人能害到我了!)。晋文公对“毒”字的用法,我们或许还能够在现代汉语中的“毒害”“荼毒”等词汇中略见端倪。

        刘:

        在中医或蒙医中,对于那些被认为有毒的药材的加工处理方式又是很重要的,炮制就是减弱或去除其毒性的重要方法之一。而且,通过不同药材的组合,也被认为可以解决某些药的毒性问题。这又恰恰体现出不同的“地方性知识”理论体系中对毒及解毒的不同认知。

        前面我提到的和我的博士后一起写过关于医学科普中涉及中药之毒性问题的科学传播研究论文,就是以前些年在传媒中被热议的关于中药中马兜铃酸的毒性问题为案例的,引发讨论的主要观点,在本质上就是用西医的毒理学的观点去说中药里含有的什么成分有毒,从而含有这样成分的中药就不能使用。在现代的观念里,许多人往往持有这样一种看法,就是觉得关于某事,比如说毒,首先是只有一个真相,其次是认为这个真相就是科学的真相。在医学里,随着教育和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人们更习惯地认为西医所认定的那种“科学”的方式就是真相。

        根据一些中药药物成分含有西医认定的“毒性物质”,就断言中药“不科学”,并要废之的说法,正是“用一套理论系统的立场观点去评价分析另外一套理论”的典型做法。在这背后,还有着某种标准不一致的问题。例如,对于西药说明书里讲的各种副作用,也可以视为是一种毒,但医生在实践中却往往明知其毒性大(比如癌症后的化疗),还仍旧要病人以身试毒以治病。而对于中药中若存在其认定的某种毒,就要彻底地断绝对之的使用。

        很有些类似的是,蒙古族在过去的历史上,因其善战,对于外伤类疾病的救治显然有其所长,但如今在急诊的就医中,在内蒙古却规定必须先用西医救治。或蒙医救治不成,病人死了,那便会被认为是蒙医的责任,而那么多病人在急珍室里经西医救治不成而死去,却不会怪罪到西医身上。这就是双重标准。

        江:

        你服用附子的故事,直接让我联想到本书第六章“诱人的刺激物”——这一章几乎就是我多年前一直盼望能够看到的一篇想象中的论文。这章其实就是关于历史上非常著名的药物“五石散”的专章,不知作者为什么不直接以“五石散”为标题,却用了“诱人的刺激物”这样遮遮掩掩的说法。

        五石散在中国中古时期是一种极为特殊的药物,史书中留下了关于五石散的记载和社会学材料,据我所知远远超出其他药物。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至少有三方面的原因:

        一是因为魏晋时期五石散在贵族中广泛流行,那时服食五石散是一种上流社会的高级时尚,极为时髦——我想不出在当下社会中有哪种时尚能够用来比拟。

        二是因为五石散有严重的毒副作用,需要用各种怪诞行为来“行散”,比如作者在本章一开头讲述的,南齐房伯玉服食五石散后,在名医指导下的“行散”——冬天裸体坐在石板上以百斛冷水持续浇淋,冻得房伯玉几乎气绝。贵族们本来就众人瞩目,服食五石散后行为又如此怪诞,当然会耸人听闻,留下的社会学史料自然就多了。

        三是服食五石散的效果,毁誉参半,莫衷一是。作者在这一章中,就这方面的争议收集论述了大量相关史料。以前在关于五石散的评价中,因鲁迅那篇著名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影响极大,导致在一般公众中对于五石散的认知都偏负面,而实际上这个问题非常复杂。

        五石散确实是一个“以毒为药”的超级个案,非常值得深入研究。我多年来一直在中国古代性学史方面断断续续地“耕耘”着,曾因与性有关的药物而关注到五石散,但感觉当代论著往往在鲁迅演讲的笼罩下,对此或语焉不详,或将服食五石散视为贵族生活“腐朽糜烂”的表现,而本书这一章可称持平之论。

        刘:

        你关注的五石散,确实是书中挺有意思的一章。不过,我还有另一个感觉,即此书的前面部分,涉及对于毒与药等已有研究的综述和分析讨论,以及相关的历史和文本总结,是写得相当不错,但到第三部分,包括你喜欢的五石散那一章,虽然作为专题的讨论也很有趣,不过我还是感觉有些不过瘾,因为书中似乎对于在日常用药中对毒的认知和处理,讲得并不多。

        在今天,我们关注历史上中药对“毒药”的认识和使用,其实更有一层面对当下的借鉴和思考的意义。而这正可以通过历史的考察,来认清中医对“用毒”的独特性和合理性,并对照与当下主流西医观点的差异。否则,如果只是按照西医的认知来制订标准并在行医实践中一刀切地执行,那对于中医的继承和发展显然是大有伤害的。这里面,恐怕涉及的不仅仅是狭义的科学意义上的对知识的理解,还会涉及对知识的哲学思考,涉及科学主义的意识形态及其在社会上的影响,涉及医学和健康的科普及公众对医学的认知。在涉及如此之多因素的情况下,对于当下的医学法规、政策等的制订也就有许多可以研究和讨论之处。

        江:

        本书确实有这种现象——你感到“不过瘾”的原因,是作者内史性质的讨论偏少而外史性质的讨论偏多。你作为一个现实生活中的“服毒者”,当然更容易关注毒药内史方面的讨论;而我作为一个文化史爱好者,更容易被作者的外史讨论所吸引。

        本书吸引我的还有最后一章“向死而生”——作者再次使用了遮遮掩掩的标题,其实这一章完全是在讨论炼丹术。炼丹术在中国公众中的认知形象,颇有和五石散相似之处,通常都是偏负面的,炼丹以求长生是“唯心主义”,服食丹药则又是贵族“腐朽糜烂”生活方式的具体表现。本书作者对待炼丹的态度也是暧昧的,他力图避免站队,这恐怕又会让你不甚满意。但我倒是更喜欢这种“不持立场”的论述,何况五石散和炼丹术这两个个案,都非常切合本书“以毒为药”的主题。

        刘:

        除了像我这样的“服毒者”,那些开具“毒药”的医生们,我相信也同样会更关注你所说的内史性质的讨论,而且那些内容同样也是文化史的一部分。当然,五石散、炼丹术之类更游离于日常用药之外的内容,也与毒密切相关,对于你这样的“文化史爱好者”也更有吸引力,这完全可以理解。只不过,它们与当下中医的继承和发展所面临的迫切问题,关系就比较弱了。

        但无论如何,能正面讨论中医中药所涉及的毒的问题,毕竟还是很有开拓性和启发性的。希望未来的作者们,能在我上面提到的那些更有当代意义的问题上,做出更加畅快淋漓的深入讨论。

    光明日报社概况 | 关于光明网 | 报网动态 | 联系我们 | 法律声明 | 光明网邮箱 | 网站地图

    光明日报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