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年谱要有灵魂

    ■耿云志

    宋广波历二十多年的辛勤工作，编撰《胡适年谱长编》，500万字，终于要出版了，实在可喜可贺。这是胡适研究的历史上一件值得纪念的事。相信这部书对研究胡适一定会带来很大的方便。

    年谱或年谱长编，是中国特有的一种史学体裁。千余年来成书并出版发行者据称可能有五千余种。1997年，上海百家出版社出版黄秀文主编的《中国年谱词典》收录年谱、年谱长编或年表有四千种之多，这些年谱类著作，无疑是中国史学宝库中的一种不可或缺的宝贵财富。

    史学有进步，作为史学之一种的年谱也应该有进步。从前的年谱，绝大多数都是门生故友或崇拜前贤的后辈所写，他们对谱主怀有极大的崇敬。所以每列一条，提及谱主必以敬称冠之。此风到近代亦无甚改变。还有，古人尊长，所以重年齿。人一出生就是一岁。若某人于年三十夜里出生，第二天他就两岁了。这很不妥当。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编撰《胡适年谱》时，便不循老例，胡适出生的1891年，只记出生月日，不写年岁。第二年，记一岁。谱中凡须提及谱主的地方，即直呼其名，而不用敬称。此年谱出版后，有几位朋友说，这部年谱是个创例。创例可不必说，总是有所改进而已。我很高兴地看到，广波这部《胡适年谱长编》采取了和我同样的方法处理这些问题。胡适先生提倡对待一切事物，一切问题都要采取评判的态度。我们为某人编撰年谱，不是因为，至少主要不是因为对谱主特别崇敬。而是因为我们是研究历史的，为要弄清历史的本来面目，才编撰谱主的年谱。所以，应当以历史学家的评判的态度来对待我们研究的对象。所以，对谱主特别冠以敬称是不必要的。

    年谱贵详实。要尽可能搜寻材料，凡足以表现谱主生平活动、思想主张、性格作风者都应尽量收录。但这不等于不做剪裁。任何文章、著作没有剪裁是不足以成著作的。近人胡颂平先生编撰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有十卷之多，曾给早年研究胡适的学者提供很大的方便。但不少人批评他的书太缺乏剪裁。凡是他认为胡适先生较重要的文章、书信，他都差不多全文录入。这些材料占去该书很大一部分篇幅。我想，颂平先生是一片好意，他希望读了他编撰的这部《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的人，可以不必读胡适的原著，就可了解胡适的主要著述及其思想。用心固善，但做法实不妥。一则，能够表现胡适思想的文章，他未必能够全收。二则，他收录这些文章的时候有的有删节。要细心了解胡适思想，还必须查找原文来读。三则，他这种做法实有侵权之嫌。记得早年胡适先生曾批评容肇祖编撰的《公孙龙子集解》一书，谓“此稿（指容肇祖的书稿——引者）抄引过多，恐有碍诸书单行本之销路，似宜顾及版权问题（此在外国是不许的——原注）”。颂平先生抄录胡适的文章肯定费了不少的时间和精力。但其实是躲懒的办法。我前面明确地说，年谱是著作，不是简单的资料汇总。对谱主的著述，应当做撷取精华的功夫。这就需要认真细读谱主的著作，而且要有较好的思想训练，才能做好这种功夫。颂平先生不肯做这种太费心力的功夫，所以宁做简单的抄录工作。

    中国的年谱著作甚多，真正好的实在不是太多。古人的，以王白田的《朱熹年谱》最受人称赏。近人的，以丁文江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为最受好评。我们看丁文江给胡适的信（丁文江1929年7月8日致胡适的信上说：“任公的信，已有二千多封！ 有用的至少在一半以上。只可惜，他家族一定要做《年谱》，又一定要用文言。我想先做一个《长编》，敷衍供给材料的诸位。以后再好好的做一本白话的Life and Letters。”）可知，丁先生确实是把编撰这部年谱视作写传记的准备功夫，也就是草稿。但丁先生是大手笔，虽草稿在我们后辈看来也是上等作品。这部年谱长编，我最佩服它于任公一生凡较重要的事情，都有比较连贯的叙述。但也因此带来负面的影响，即作者为了连贯叙述一件事，有时把几年的事情糅在一起说，这样，时间顺序就显得不太清晰，似稍违年谱的体例。

    做年谱也好，做传记也好，要想达到较高的水准，大概都要从三个方面努力：一，尽可能详细地占有材料，并考辨其真伪；二，做剪裁的功夫；三，用连贯的记述，彰显谱主一生的追求，使一部书有了灵魂。这些都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不过提出这些要求，可以鞭策我们朝正确的方向努力，真努力了，总可有一定的进步。

    写于2022年10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