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好问研究的重大收获

    ■胡传志

    近两三年，元好问研究迎来一个高潮。国内狄宝心《元好问集》（列入“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查洪德《元好问诗词选》以及拙撰《元好问传论》先后面世，日本学者高桥文治先生《元好问与他的时代》（以下简称《时代》）2021年由大阪大学出版会出版。我们曾用微信公众号推送过该书的封面、摘要、目录等信息，但苦于不懂日文，不能领略其中精彩妙论，所幸这部著作很快由其弟子陈文辉博士翻译成中文，日前由中华书局出版，我有幸先睹为快。

    从小处入手，细读文本，深入挖掘，是很多日本学 者学术研究的显著特点。《时代》也是如此。有些章节直接以某篇诗文为标题，如“《宛丘叹》的真意”“《续小娘歌十首》”。对具体诗句的理解，《时代》往往在看似没有问题的地方提出出人意外的新见。金亡后，元好问一再表达对金史著述的担忧，说“但恨后十年，时事无人知”（《学东坡移居八首》）。这两句诗明白如话，很容易理解成十年以后，没有人知道金朝历史了。《时代》将“后十年”理解成“正大元年（1224）到金朝灭亡的天兴三年（1234）”，因为这十年的《实录》还没有编纂，很多时事尤其是朝廷大事无人知晓，这样理解显然更加确切。战乱后，元好问回家乡忻州，目睹山中风光：“山腰抱佛刹，十里望家园。亦有野人居，层崖映柴门。”（《九日读书山用陶诗露凄暄风息气清天旷明为韵赋十诗》）这几句也是浅显易懂，我们很容易将“野人”当成普通的村民。《时代》指出，这里的“野人”是指那些“因为战乱和繁重的税金，主动脱离社会团体而失去户籍的农民”，由此可以见出“当时华北地区重大的社会问题”——“逃户”，这才是华北地区的真实乡村。

    元好问诗中有些疑难，长期 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以丧乱诗为例，由于元好问对具体的史实背景语焉不详，导致难以理解。如《壬辰十二月车驾东狩后即事五首》（其一）尾联“何时真得携家去，万里秋风一钓船”，注家多不出注，以为是元好问抒发其思乡之情，《时代》却揭示出另一史实。天兴二年（1233）正月，金哀宗让皇后的弟弟徒单四喜从归德（今河南商丘）回京城，迎接“两宫”，不料遭遇崔立兵变，徒单四喜只接出自己的家人，置两宫不顾，惹得金哀宗大怒，将之斩首。有此背景，再看这两句，《时代》认为“或许这是元好问在感慨金朝竟然没有像范蠡、严光那样——在实现了国家再建以后以隐逸的方式韬晦于江湖——的人物吧”。再如这组诗第三首的后两联：“白骨又多兵死鬼，青山元有地行仙。西南三月音书绝，落日孤云望眼穿。”字面意思并不深奥，可以将“地行仙”泛泛理解成享乐之人，但《时代》在施国祁旧注的基础上，通过进一步考索，认为这是批评“金朝将领移剌瑗、移剌粘古兄弟也像五代的张筠兄弟那样，为了自身的安逸，在金朝、南宋、蒙古军之间反复变节自保”。“西南三月音书绝”，通常理解为担忧其家人，但缺少足够的文献支撑，《时代》认为是指担心“出奔西南以后毫无音讯的哀宗、白华等的安危”，因为金哀宗先“东狩”归德，再南逃蔡州（在开封正南方向），白华此时逃至邓州（今河南邓州，在开封西南方向）。这些见解都发前人所未发。

    高桥文治先生长期关注金元时期宗教、戏曲，擅长从社会史的角度解读相关文学资料，正如《元好问与他的时代》书名所示，《时代》尤其注意从时代大背景下来研究元好问，从而得出很多中观或宏观层面的新论断。《时代》以“时代的空白”开篇，敏锐地指出金王朝灭亡后华北地区出现了“约三十年间历史上的王朝空白”，没有王朝，“只有蒙古政权以榨取为目的的税收体系”，元好问等人“经历着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危机”。只有在这一背景下，我们才能深切地理解元好问对撰述金朝史的执着与焦虑。他担心，可有人来撰述金朝史？ 金史会不会被当成边缘化的“载记”？金史当然最好由金王朝的遗民如元好问、王鹗等人来撰写。也只有结合“蒙古的战后体制”，尤其是税收给广大民众（包括文人）的巨大压力，才能真正理解在佛、道界纷纷获得税收豁免之后，元好问、张德辉等人为何要不辞劳苦千里迢迢地奔赴开平府（后来的上都），给忽必烈奉上“儒教大宗师”这样可笑、奇怪的称号，其目的就是请求豁免文人的税收，真是用心良苦。

    《时代》最让人称奇叫绝之处，是作者在序言中所说的，“在记录的东西中寻找没有被记录的东西”。初看此语，似有无中生有的冒险，但是在他有意留心元好问“不想写也没有写的又是什么”“理由是什么”之后，通过研究，会有出奇制胜的效果。《时代》发现，元好问“有时对他眼前切实存在的东西，好像是在故意地‘视若无睹’，或者说是‘故意地漏写’”，“充满了丝毫不愿直叙新体制的制度或实情的‘倾向’与‘意图’”。《时代》举《中州集》中李天翼小传及选诗为例，指出元好问没有记载他熟知的李天翼生卒年和死因，“只是用一篇充满了个人主观情感的煽情文章来代替了他的略传”。更典型的是《金史·白华传》以及相关诗文。《金史·白华传》应该取材于元好问收集的原始资料，用超长的篇幅，只写他十二年间的事迹，对其他人生阶段的经历，一笔带过，甚至连其卒年都没有记载。《时代》指出，《白华传》实际上相当于一篇“辩亡”，“在金朝的历史中搜求着他心中的中华王朝应有的理想状态”，忠实地向后世传递中华传统。元好问与白华交往的诸多诗文，“对于亡国后的白华的生活，元好问三缄其口避而不谈”，原因是白华的降宋经历是元好问不愿意面对的污点。类似的还有张汝明墓表和张汝翼神道碑。《时代》发现，张汝明墓表对其亡国后的十七年生活只字不提，只留下“其他尚多可称，弗著”这样暧昧的表达；在张汝翼神道末尾，元好问同样留下了“君尚多可称，弗著”的话。对此，《时代》做出诛心式的解释，认为元好问这句话“真正的意思是‘不能够在这里堂而皇之地写出来的不端行为，那是要多少有多少的’”。由此可见，元好问“的确是一个有节制的，在文字表达上不去刻意揭短评恶的人”。

    总之，《时代》胜意纷披，限于篇幅，难以一一列举。读者如果阅读该书，一定会有丰富的收获和有益的启示。

    当然，《时代》也有个别可商之处。如对《宛丘叹》题目命名的疑惑：“为何会用金朝区划下与南阳完全不属于同一地区的‘宛丘’来做诗题呢？”那是因为李国瑞、刘从益是“皆家宛丘”的县令，元好问比较他们两位县令的不同作为，目的是思考自己如何当好南阳县令这一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