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强谈枕边书

    您是古代文学专业毕业，大学时代的阅读是怎样的？

    黄强：我的童年，除了看过大量的“小人书”，最早读过的长篇小说是《新儿女英雄传》和《草原烽火》《上海的早晨》。真正的阅读是上大学之后，1981年考入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我系统、认真学习了中文系的专业课程，以及哲学、逻辑学、教育学和心理学；古文教材是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每次上完课，老师会要求我们给没有标点的古文断文、翻译，这个训练对读古书起到很大作用；还学习了大量的选修课程，包括《说文解字》研究、杜诗研究、《红楼梦》研究、叶圣陶研究等；学习了中学语文教学法，在教育实习中多有收获。大学生活，极大地开阔了我的知识视野。杨树达《汉文言文修辞学》、陈望道《修辞学发凡》、闻一多《唐诗杂论》等，是我最喜欢读且从中获益良多的书籍。《修辞学发凡》是中国现代修辞学的奠基之作，写得有趣，例证、讲解都是很生动，读完之后，修辞是怎么回事一子就弄懂了。还有一套“大家小书丛书”，看了不止一遍。

    中文系的先生们给我以学问的熏陶，让我受到了严格的专业训练。那是个充满理想的年代，校园里学习氛围很浓，人人都乐于谈哲学谈文艺。马克思之外，黑格尔、尼采、叔本华、萨特，以及朱光潜等的著作被人们争相阅读和热议。

    读硕士时选择了古代文学专业，导师是古典文学大家郭晋稀先生。郭先生把中国文学史从头到尾教了数遍，在小学、《文心雕龙》研究方面颇有建树。我跟先生攻读先秦两汉文学，认认真真读了《左传》《论语》《孟子》《荀子》《庄子》以及《诗经》《楚辞》《史记》和《汉书》等经典。先生教我读书要从序言读起，比如他研究《文心雕龙》，就从序言里发现，篇章次序的排列错乱有误，又做了重新整理。学术方面受到良好训练的同时，先生对我最大的影响是一种积极进取而又达观的人生态度。

    学的是古典文学，什么机缘进入出版行业？

    黄强：郭先生给甘肃出版社的几位先生写信推荐我。甘肃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张祚羌问了我的情况，又看过我的文章，就这样去了教育出版社，成为一名编辑。社里安排我和副总编辑白玉岱同一间办公室。白老师性格温和，聊天中他给我介绍了出版行业传统、本单位情况、编辑工作流程。我从他的书架上阅读了许多编辑出版方面的书籍，《出版工作》（即后来的《中国出版》）每期必读。那时出版社研究生极少，社领导对我很重视，几位老编辑也都对我很关心。总的来说，我进入这个行业的过程比较顺利。

    您对编辑行业的认知从一开始不很清晰到爱上这个职业，经历了什么？

    黄强：入行不久，我接到一部投稿《中学古诗文别解》。作者是江苏如皋县一位中学语文教师。我认真看了书稿，觉得作者对中学课本上古诗文的注释和旨趣有自己的见解，大多有理有据。编辑审稿中，我把书稿与中学语文课本对照，查找注释和解读的原始出处和相关资料，逐条做笔记，形成了厚厚一沓审稿札记。自己还别出心裁设计了版式，标题、正文的字体字号，每页起首空多少行，行间距多少等等，逐一标注在原稿上。

    这是我担任责任编辑的第一本书，在选择是否出版上，我的意见得到了领导的尊重和认可；在编辑加工中，我以做学问的态度来考订是非，感觉很有收获；一摞厚厚的手抄稿，经过三审三校，排版印刷装订，最终变成一本散发着墨香的新书，我颇感兴奋。这些对我而言都是莫大的鼓舞，使初涉此道的我喜爱上“编书”这个行当。其中的教训是，出版的技术实现并非易事，需要流程上许多人辛苦付出、全力配合，任何一点创新都要在吸收前人成果基础上潜心研究，不可异想天开。

    后来您策划了一系列好书，包括“陇文化丛书十册”、《藏族文化发展史》、“敦煌学研究丛书”等，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等大奖。后来您还担任甘肃省读者出版集团副总经理、副总编辑，甘肃新闻出版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中国教育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等职，从一个“干事者”转化为“管事者”的角色。调到人民教育出版社之后，是否感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黄强：2016年6月，我被教育部任命为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此前我有过在甘肃从事教育出版和出版管理的工作经验，又在中国教育出版传媒股份公司做了五年副总经理，应该说对这一行当并不陌生，但当我以社长身份踏入中关村南大街17号院1号楼大厅时，委实感觉肩上的担子是沉甸甸的。

    我给自己定的原则是守正创新，稳中求进。几十年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人教社已经形成了厚重的历史底蕴和优良的文化传统，比如服务教育、注重导向、质量第一、编研一体，“敬业严谨，团结创新”等等，这些都必须在理念和实践上得到延续。置身新时代，如果不能与时俱进，不能创新，则难以发展。任何创新，都必须充分调研，有理有据，有可行性，如果拍脑袋决策，急功近利，违背规律，则会给事业造成损失。在这样的思路下，我们谋划人教社的改革发展。

    教材是反映国家认知、体现国家意志、传承民族文明的重要载体。中小学教材是人教社的核心业务，而高质量完成中小学教材道德与法治（思想政治）、历史和语文三科统编教材的编写和出版任务，则是核心中的核心。三科教材的统一编写、统一审查和统一使用，是新时代党中央关于教材工作的重大决策，是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重要举措。承担三科统编教材工作，是教育部党组对我们的信任，成为我与人教社全体同仁的历史责任和光荣使命，我们编的书将真正影响一代又一代的孩子，这几年我提的最多的是，教育出版社的编辑任务就是立德、树人、培根。

    您获得第十三届韬奋出版奖，还曾被中国出版协会评为2017年度中国十大出版人物。入选理由即是：“印行数量大、发行周期短、质量要求高、社会影响广……，在诸多困难面前，人教社与全国各出版发行单位紧密配合，无缝对接，实现了三科教材使用的平稳过渡，彰显了教材出版国家队的能力和实力……”能谈谈您对出版的理解吗？

    黄强：出版是无中生有，出版是点石成金。出版是传播知识文化的载体。我们在传播过程中不一定按照高校或研究所的传播逻辑，但一定要会抓住闪光点，通过你的独特视角发现独特价值，把闪光点放大，化腐朽为神奇，这是出版很有意思的地方。最终所有的出版都是传承知识，传承文化，影响别人的价值观，或带给人愉悦或哲理，总归，要通过传播带给读者有价值、有意义的东西，还要符合商品生产的规律，这是很不容易的，不是每本书都能统一这些特点。

    我热爱编辑出版工作，从事出版工作以来，我且行且思，追求知行合一。我一直坚守这一职业，认认真真做好自己手头的事情。我从内心认同陆费逵先生的那句话，“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都大”，出版的意义就在于传播知识，传承文明，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体现这一职业的价值和尊严。

    现在还经常读书吗？ 还买书读吗？ 能否谈谈您的枕边书？

    黄强：总的来说，青年时代对文学作品更有兴趣，随着年龄的增长，现在更愿意读一些学术性、人文社科方面有深度的著作。尤其是古典文学，李白、杜甫、曹雪芹……越读越有味。

    我有一个习惯，过一段时间一定去书店买书，虽然有出版社的书、有朋友送的书，但是只要去书店，我一定会买纸质书，支持纸质出版是原因之一，并不是主要原因。我的枕边书过去是一些散文、小品，相对轻松，现在是枕边书的时间被网络分割了，自觉不自觉地要看手机，一部分文字也在手机上看。

    有没有一读再读经常重温的书？

    黄强：《修辞学发凡》，我有好几个版本，一本在兰州的家，在北京还买过几本。

    书架上最终留下来的是什么书？ 您会怎么处理自己的书？ 扔掉，卖掉，出借还是捐赠？

    黄强：到北京后，我把兰州的一部分书运来北京。我此前一直没想过这些书要怎么处理，办公室的书可以淘汰，自己买的书不舍得。年轻时我喜欢写字，这些年没功夫写，但是习了一些书法字帖，包括画册，这些书都很重，怎么安排它们，心里确实是很矛盾。

    如果有机会见到一位作家，在世的或已故的，您想见到谁？

    黄强：我想见我的硕士导师郭晋稀。他对我的影响很大。读研究生时我常在他家里上课，他背着手，在客厅边走来走去边讲课，非常亲切，如沐春风。他去世以后，我多次梦见和他在梦里交流。另外，我还想见一个大学同班同学邵宁宁。他一心向学，很有才华，现在也做现当代文学，我们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题，在学术方面他给我很多启发。如果有机会见古人的话，我很想见见苏东坡、米芾。

    如果有机会带三本书到无人岛，您会选哪三本？

    黄强：没有一本书，好到能让人到无人岛上解决你的精神危机。我仍然会选择带几本经典名著，无论古今中外。要么是金庸的书，他的小说很有吸引力，我们读书的时候，常常在宿舍里整宿地看《射雕英雄传》。我一直有个愿望，就是把金庸的小说全部读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