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世故”和“生存的策略”的“语文工作者”

    ■商金林

    叶圣陶先生是我国著名的作家、教育家、编辑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而他自己则说他“我不是什么家”，“只是个普普通通的语文工作者”。今年是他老人家诞辰130周年（1894年10月28日），为了了解他的语文教育思想，我拜读了很多评介他的文章，印象最深的是张中行的《学而不厌 诲人不倦——记叶老重视语言和文风的二三事》（刘国正 毕养赛主编：《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研究》，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谈“语言和文风”，当然离不开“人”。张中行称赞叶圣陶“既是躬行君子，又能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所以确是人之师表”，进而说到叶圣陶“谦虚而恳切”，“一以贯之”的“宽厚待人”，文中写道：

    叶圣陶先生待人厚，还有一次表现得更为突出，是在某一小型会上发言。大概是“讨论”批评和自我批评之类的大题目吧，他说，这，他只能做到一半，是自我批评；至于批评，别人的是非长短，他不是看不出来，可是当面指摘人的短处，他总是说不出来。这只能做到一半的作风，是对是错，自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这里我只能说说自己的感觉，那是：至少是某些时候，或从某个角度看，德的力量会比力大，因为它可以使人自重，努力争取不愧于屋漏。

    张中行比叶圣陶年轻十五岁，原本在北京贝满中学任教，叶圣陶十分欣赏他在史学、哲学、文学上的知识和见识，就在1951年年初将他从贝满中学调到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语文教科书。从1951年到1966年“文革”前夕的十多年间，叶圣陶处处信任张中行，常常把很重要的工作交给他做，请他为自己的童话集《稻草人》修润文字，平时注意请张中行帮助校正他的“吴侬软语”。他们彼此欣赏，彼此成就。张中行对叶圣陶的赞誉都是“知人之论”。

    叶圣陶对自己要求很严，处处反求诸己，审视并纠正自己的不足，认认真真地开展“自我批评”，有一种“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自觉，朋友们都说他是近乎“完人”的“人”（张志公《圣陶先生永远督促我上进》，《纪念叶圣陶文集》，苏州吴县文史资料委员会编，1988年）。至于“当面指摘人的短处”，“他总是说不出来”，这其实是对“人”的一种宽容、尊重和信任，张中行将这种宽容、尊重和信任称之为“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叶圣陶在公开场合勇于“自我批评”，这本身就有一种示范效应，周围的同事和朋友们受到感染，也会见贤思齐，懂得如何学会自处和自重，“努力争取不愧于屋漏”。

    然而，叶圣陶对人的宽容、尊重和信任，也容易让人误解，就连学者孙郁也说叶圣陶“在种种运动里能躲过劫运”是他“太忠厚，不愿意和人发生冲突”；叶圣陶这“善”，“是生存的策略”；说是“世故”，“也不能说没有道理”；叶圣陶的朋友圈“乃中国读书界少有的群落”“是保留了旧文人儒风最多的一族。（《平生一片心 还待故人来——张中行和他的同时友人》，《北京青年报》2008年9月6日）叶圣陶广交朋友，仅从《白釆》《玉诺的诗》《胡愈之先生的长处》《回忆瞿秋白先生》《纪念杨贤江先生》《纪念侯绍裘先生》《悼丁玲》《纪念雁冰兄》等散文中，就可以看到他能和各种各样的人和谐相处，即便是个性比较怪异的诗人白采和徐玉诺，也能亲密无间，他的朋友并非只是“旧文人儒风最多的一族”。说叶圣陶“太忠厚”和“很善”，肯定没有错；可说他“在种种运动里能躲过劫运”，是靠了“世故”和“生存的策略”，就难以认同了。

    叶圣陶在1949年1月写的《自香港北上呈同舟诸公》中说：“篑土为山宁肯后，涓泉归海复何求？ 不贤识小原其分，言志奚须故自羞。”他把建设新中国的工作比喻为像“背一筐土去堆山”，说自己决不肯“落在别人后头”；虽说自己没有才能，但也不怕难为情，敢于说明自己的志向。事实也正是如此。叶圣陶光明磊落，敢于“言志”，因而在1957年“反右”斗争、1958年“插红旗，拔白旗”运动，以及1966年“文革”初期，也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之所以能“躲过劫运”，原因大致有三点：一是他名义上是“大官”，当过出版总署副署长和教育部副部长，但没有“实权”，从未负责主管过某“司”某“处”，他管的只是“教科书”，等同于只是一个“编辑”，够不上“走资派”；二是主编教科书的工作确实离不开他。教科书“众口难调”，无论编得有多用心，结果总还是批评多于表扬，尤其是《语文》课本，常常受到“左”的浪潮的冲击，使得很多名家“急流勇退”，要找出人来顶替叶圣陶还真难；三是“人缘好”。叶圣陶“善”待人，相信“德的力量”“可以使人自重”，因而很少“当面指摘人的短处”，“民怨”少，在历次“运动”中也就会比较容易过“关”。

    而对于工作和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事”，叶圣陶则坚持原则，泾渭分明，敢说真话，从不沉默，憨厚刚直得连他自己也觉得是“发戆之举”。

    1951年6月22日，《人民日报》以增出一张四版的方式发表了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胡乔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观点，叙述和总结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这是我党三十年历史的第一本简明党史。新华社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于当天全文播发，各地的报刊相继全文转载。

    稍有常识的人都会知道，《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是一份很重要的文献。虽说署名是胡乔木，但如此隆重地推出，明显是来自最高领导层的决策，应该诚心拥护。此时的叶圣陶与胡乔木在工作上也已经有过很多往来，对胡乔木的为人和才华赞许有加，可在读报时觉得《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的语言不够纯洁，语法上也有很多疏漏的地方，就写信告诉胡乔木，并带领人民教育出版社语文编辑室的编辑同人边“读报”边“检谬”，把病语病句抄录下来，条分缕析，汇总后誊抄成一本送请胡乔木过目，这有叶圣陶的日记为证：

    1951年6月25日 胡乔木作《中共的三十年》，于上星期五刊布于《人民日报》，纪念中共之卅周年。此文剖析情势，自与吾人以种种识见，而造语遣词，疏漏颇多。在号召群众留意语文之今日，且为文者为乔木，实不宜有此。因作一书寄之，径达此意，并谓我社同人方将一一举出，由文叔加以整理，送请采纳。此亦发戆之举也。（《叶圣陶集》第22卷，第203至204页）

    1951年7月8日 （晨）啜茗于双虹榭，观文叔所汇集诸同人校出乔木《共产党的三十年》语文谬误之本子，因明日即将送与乔木，供渠作修改时之参考。（《叶圣陶集》第22卷，第207至208页）

    叶圣陶晚年告诉笔者，说给该文检查“谬误”的“本子”写了五万多字。他老人家对“语言文字”就是这样严肃认真。为了促使新中国语言的纯洁和规范化，类似这样的“发戆之举”，还有很多。叶圣陶把语文教育看作是自己的职责所在和日常工作的“必修课”，心里装的是“语文”，看书看报，听广播看电视，发现病语病句都会记下来，认认真真地写信予以更正或写成文章与作者共商，在他身上有一种难能可贵的“奈烦”的精神，“不请自来”“见错必纠”；对于单位或个人请他审阅的书稿或文稿，他会看得更耐心，意见也提得很具体。

    1959年春夏之交，有关部门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将编选《不怕鬼的故事》的任务交给了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选工作由所长何其芳主持，他带领文学研究所一批专家，从我国历代典籍中选出七十则不怕鬼的故事，汇编成书，取书名为《不怕鬼的故事》，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61年2月出版，初版印了53000册。何其芳撰写的《序》分别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发表。《序》中说：我国过去的笔记小说的一些作者，“他们虽然认为有鬼，却对这种大家以为可怕的鬼表示不敬，认为没有什么可怕，并且描写了一些敢于骂鬼、驱鬼、打鬼、捉鬼的人物。这类故事是很有意义的。它们机智地反映了我国古代人民的大无畏精神。这就是我们编选的这种‘不怕鬼的故事’”。又说，编选《不怕鬼的故事》的目的，是要“彻底扫除这种落后的‘怕鬼’思想”，“提倡不怕鬼的精神”，“做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硬汉，做一个既有冲天干劲又有科学分析精神的智勇双全的人！”书出版后，何其芳请叶圣陶给提提意见。叶圣陶1961年3月18日的日记中写道：

    ……仍看《不怕鬼的故事》。此书盖文学研究所所编，取笔记小说中言鬼之篇，汇而刊之，由何其芳作长序，各篇皆作注释，为不习文言者助。前在文联礼堂看川剧，遇何其芳，嘱为提意见，尤望注意于注释。前数日已略看十数页，并批注意见，今日则续看之。所作注释相当粗疏，于原文作句读亦有未尽善处，余为之批出，不能周详也。

    此书之辑，闻系出毛主席之意。所谓鬼者，盖以喻敌人，亦以喻困难。传播不怕鬼之故事，欲以励人民，期其藐视、鄙视敌人与困难耳。何之序文中竭力发挥此意。然余以为读者苟不能善读此书，或且致弊。各篇所叙，固明言鬼怪为实有，且能为厉作祟，则是导于迷信矣。此书出版未久，而影响速于置邮。报章杂志之文章，已有以鬼为敌人与困难之同义语矣。（抄自叶圣陶日记原件。《叶圣陶日记全集》即将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书中汇集的故事以表现“不怕鬼思想”为主，“对于神怪妖物表示不怕和藐视”（《〈不怕鬼的故事〉

    编辑说明》）。叶圣陶觉得这么说，那“思想上的勇敢，见解上的卓越”就得以有“鬼”为前提；假如不信“鬼”，则“故事”极力赞颂的“敢于骂鬼、驱鬼、打鬼、捉鬼的人物”也就失去了意义；假如信了“鬼”，反倒助长迷信。叶圣陶早在1911年发表的《儿童之观念》中就提出了反对“封建迷信”的思想，认为“世界上没有鬼”，因而对“不怕鬼”之类的“故事”抱有警惕。

    《不怕鬼的故事》开头一篇《宋定伯捉鬼》，写河南南阳人宋定伯“谨慎”而又有“智谋”，有一回夜晚出门在路上遇着鬼，就欺骗鬼说自己也是鬼，把鬼骗到集市后，宋定伯使劲地把鬼摔倒在地。鬼急于脱身，变成一只羊；宋定伯赶忙朝“羊”啐了一顿唾沫，这“羊”就不能再变。宋定伯把“羊”卖了，赚了“一千五百钱”。

    这“故事”应是虚构的，可何其芳在《序》中却用将近600字的篇幅赞扬《宋定伯捉鬼》“写得很有兴味，也很有意义”。可见，叶圣陶所说的“或且致弊”，并非杞人之忧。叶圣陶从学术和技术层面提出的问题也很尖锐，他的《书面意见》中写道：

    观所作注，似为不甚习文言者着想。若所料不误，则颇嫌不够。我有如是印象，一篇之中往往难者失注，而注其较易者。亦有全句不易晓，而仅注句中之一词一语者。全句解释处，多用串讲办法。串讲之法，仅能使读者知此句相当于今语如何说法，而不能使读者明晓原句之组织结构，如是理解，第含糊之理解耳。来示云将修改注释，敢希设身处地为读者着想，凡料知读者将感觉其难通者，悉为注释，其道不一，因文而施，简明扼要，务求其谛。如是则读者称便矣。

    所选皆笔记文，作者选语遣词比较随便，未必尽合法度。亦有简略朦胧，须为补充点明乃可通晓者。注释似宜注意此等处，庶于读者之理解本书各篇与增进文言知能，两有裨益。

    建议请王伯祥先生看一过有关典章制度与地理沿革之注释。王伯祥先生于此方面颇熟，或将有所补益。（《叶圣陶集》第17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

    “所作注释相当粗疏，于原文作句读亦有未尽善处”，注释存在的问题有四个：（一）当注不注。有的注释却避难就易，难解之处却偏偏没有注，造成古籍注释中的缺陷。（二）注得含糊，不准确。注释者用串讲的方法来解释，把自己不够清楚或者根本就不明白的地方一带而过，只讲个大概意思，原文的深层含义好像是解释通了，其实并没有触及到，甚至完全解释错了。（三）原文中不合“法度”及“简略朦胧”之处未加补充说明。一个负责任的古籍注释者，还应在注释中对原文加以补充说明，以便让读者更好地吃透原文。（四）“有关典章制度与地理沿革之注释”需要再斟酌，“建议请王伯祥先生”帮助审订。

    何其芳及文学研究所同人很看重叶圣陶的《书面意见》。王伯祥1961年3月29日、3月31日的日记中都写到何其芳会同文学研究所同人“共同讨论句读、注释诸问题。除本所同人意见外，兼采圣陶、叔湘、从文三人所提者，仔细斟酌”（《王伯祥日记》第16册，中华书局2020年，第6742、6743-6744页）。除了“本所同人”，给初版《不怕鬼的故事》提意见的有叶圣陶、吕叔湘和沈从文三人。这“三人”中，吕叔湘当时是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沈从文当时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虽说不是“本所同人”，但同属“中国科学院”，是“本院同人”，“院外”专家仅叶圣陶一人。《不怕鬼的故事》出版后，向“院外”专家“征求意见”的或许还有其他人，可提交《书面意见》或者说《书面意见》值得郑重讨论的，仅叶圣陶一份，这个推测应该没有错。

    经过仔细斟酌，篇目作了调整，《序》和注释也作了修订，《不怕鬼的故事》于1961年12月再版，并计划翻译成英文、法文、德文、世界语、越南文、俄文、日文、阿拉伯文、朝鲜文、蒙文、西班牙文等十一种外文出版。11月15日，何其芳在四川饭店设宴，酬谢参与选编与审阅工作的全体成员，叶圣陶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晚）六点到四川饭店，文学研究所请客，为酬谢对于《不怕鬼的故事》之审读与提意见。到者有从文、叔湘、郑奠、平伯、伯祥、吴晓铃、余冠英、陈友琴、何其芳、唐棣华及一不相识者。其芳谓《不怕鬼的故事》已修订重排，将于下月出版。译成外文本有十一种，盖此亦宣传毛主席思想之一途，故宜特别重视。饮啖甚适，餐罢复闲谈，至八点半乃散。（抄自叶圣陶日记原件。《叶圣陶日记全集》即将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从王伯祥日记中可以得知叶圣陶说的“一不相识者”，是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范宁。宴席上只有叶圣陶一人是“院外”专家，这再次说明“审读与提意见”的“院外”专家仅叶圣陶一人。叶圣陶为人就是这样的认真，有求必应，对出版的书刊始终怀有敬畏之心和人文情怀，“乐于用心相助”“质量第一”“读者第一”是他坚定不移的信念。

    以上所说的“检谬”和写《书面意见》，对于叶圣陶来说都是“份外”的工作。对于“份内”的工作，叶圣陶更是一丝不苟，期于尽善，不允许有瑕疵。就他主持选编大中小学语文教科书而言，对选定的课文总要和编辑同人一起逐字逐句推敲加工，务必做到“文质兼美”，成了“语文挂帅”的“始作俑者”，在1958年的“教育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插红旗，拔白旗”运动中受到批判。自1960年起，叶圣陶只担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总编辑由戴伯韬接任。书稿不经叶圣陶“终审”就可以发排了，《语文》课文的质量有所下降，1962年版高中《语文》第三册中的七篇“新课文”的问题尤为突出。这七篇“新课文”是：

    潘梓年：《谈学逻辑》（选自《新观察》1958年第9期）；

    季米特洛夫：《在莱比锡审讯的最后发言》（选自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翻译的《季米特洛夫选集》）；

    高尔基：《在法庭上》（节录于夏衍翻译的高尔基长篇小说《母亲》）；

    聂荣臻：《工厂技术革命的新气象》（选自《红旗》1960年第8期）；

    峻青：《火光》（选自《收获》1959年第5期）；

    杨沫：《在狱中》（选自《青春之歌》）；

    茅盾：《怎样评价〈青春之歌〉》（选自《中国青年》1959年第4期）。

    叶圣陶看了极为不满，当面提意见恐不能畅达，就写了一封长信《课文的选编——致人教社中学语文编辑室》（《叶圣陶集》第16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印发给中学和小学语文编辑室同人讨论。针对当时所谓的“思想挂帅”，必须把“内容”和“思想”放在“第一位”的导向，叶圣陶语重心长地指出：选课文绝对不能“拉在篮里就是菜”，必须认真挑选，精心加工，真正做到文质兼美，“教师好之而乐教之，学生好之而乐诵之”。而这七篇“新课文”，“仅为粗坯，尚待加工，如其原样，实未具语文教材之资格。我人决不宜抱‘唯名主义’，以为如潘梓年茅盾二位之文，尚有何话说。我人亦不宜盲从市场情况，以为《季米特洛夫选集》《母亲》《青春之歌》行销至广，读者至众，何妨采录其一章一节为教材。”再次强调“所选为语文教材，务求其文质兼美，堪为模式，于学生阅读能力写作能力之增长确有助益”。作品的“内容”和“思想”再好，要是语言不规范，“不胜其加工”，这样的作品就不能称作“精英”，并郑重指出《青春之歌》《林海雪原》和《红岩》“未臻于文质兼美”，“可供浏览而不宜为语文教材”。当年对《青春之歌》《林海雪原》和《红岩》的宣传可谓“排山倒海”，叶圣陶力排众议。在他的要求下，这七篇“新课文”从高中语文课本中撤了下来。

    “文革”结束后，叶圣陶对教材的把关把得更严。1976年10月，郭沫若写了一首《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报纸纷纷刊载，电视台和广播电台广为传播，有关部门决定编入初中语文课本，叶圣陶审阅时坚决不同意，在《评审意见》中写道：郭沫若之《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不宜用。一则此题目不宜为如此随意杂凑之语，二则不合词之格律，何能谓之词”。人民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刘国正在《先生之风 山高水长——在人教社极严格地做教材工作》中回忆说：

    粉碎“四人帮”之后，叶老虽然不直接领导我们，但是他对于语文教材的编辑工作仍热心予以指导，从大纲的起草到课文的选定，他都指出过重要意见。初选篇目中，我们曾列入当时传诵颇广的反映粉碎“四人帮”的一首词，叶老对此提出意见，他在给我的信中写道：“粉碎‘四人帮’是庄严的题目，此作却是随便凑合，不甚得体。不能因这首词在电台广播和集会歌唱的时候经常听见，不能因作者的名氏是人所共仰，就把它选在课本里。”接着，叶老指出这首词不合词律的语句有八处之多。我们体会，叶老所谈不只是这一首词的取舍问题，而是针对多年来在“左”的影响下形成的选材的弊端，提出了正确的选材标准。叶老的指导，对我们后来的选材工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刘国正 毕养赛主编：《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研究》，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

    这些都足以说明叶圣陶是不懂“世故”和“生存的策略”的“躬行君子”。他思想清晰，感觉敏锐，敬业精神高于一切，努力追求完美，为我们树立了“语文工作”的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