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女性的文学生存权和话语权

    ■本报记者 张隽

    男性作家为女性代言是中国古代一个重要的文学传统。尽管文学创作始终由男性主导，然而历朝历代都不乏男性为女性代言的作品。通过这种文学上的“男扮女装”，男性作家建构了一系列关于女性话语的规范。这些规范不仅指导了男性作家的创作，而且当女性作家进入文学创作领域后，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她们的自我表达。

    男性作家创造的女性话语通常围绕“闺怨”和“弃妇”的中心主题，表现独守深闺的女性的孤独和忧怨，以及对远行爱人的思念。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随着新材料的涌现以及对以往被忽视的文献的重新整理，明清女性文学的研究有了蓬勃的发展。大量留存的女性作品和丰富的背景资料使学者们可以深入细致地审视女性文学创作和文学活动。在探讨明清女性如何发挥创作主体性及塑造自己的文学风格时，重要的课题之一是她们如何处理和应对关于既有的女性话语的传统规范，是被动地顺从、激烈地反抗、还是巧妙地操纵传统，为己所用？ 这背后更根本的问题是：中国文学中女性文学话语的既定传统和规范是如何形成的？ 一本名为《弃妇和闺怨：早期中古文学中女性话语的构建》（下文简称“《弃妇和闺怨》”）的学术著作进入了记者的视野。为此，《中华读书报》记者专访了哈佛大学文学博士、纽约市立大学学者、《弃妇和闺怨》作者胡秋蕾。

    聚焦早期中古文学史中女性话语传统被认可、接受和经典化的几个关键的时刻

    中华读书报：《弃妇和闺怨》的研究对象是由男性作家所构建的女性话语传统的形成过程，您认为这一过程滥觞于三世纪，经由整个早期中古时代而定型。如何定义“早期中古时代”？ 为什么把研究的重心放在这一时期？

    胡秋蕾：“早期中古”的概念在学界一般指的是处于汉唐之间的历史时段，用断代史的术语来说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但是在这本书中的定义有所延伸，大概从汉代末年的建安时代直至六世纪后半叶。将建安时代纳入其中的原因在于，这一时代见证了许多文学和文化上新的现象和趋势的发端，而这些现象和趋势对女性话语传统的形成有着关键性的影响。到了六世纪梁朝以宫廷为中心的文学创作和批评中，关于女性话语的一套规范已经基本完成了固化和经典化的过程，成为极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的传统。

    中华读书报：中国文学传统中女性的形象和话语主要出自男性作家的建构，这已经是被学界广泛认可的理念。您的研究有哪些新的关注点和新发现？

    胡秋蕾：与已有的大部分研究不同，我把研究的重心放在揭示这一建构过程的“历史性”：即其是一个在多种因素作用之下的、渐进的复杂过程。早期的文学作品如《诗经》和《楚辞》在性别的表达上有着相当的不确定性和流动性。这种不确定性和流动性如何被更加明确和固化的性别表达所取代？ 这个过程给女性文学形象和话语的多样性带来了哪些影响？ 这些问题是本书讨论的出发点。

    跟文学史上其他具有持续影响力的现象一样，女性文学话语传统的构建并非源于单一的因素，而是受到了早期中古时代错综复杂的文化和历史元素的共同推动。这其中包括三世纪文学的表达重心从表演性到文本性的转变而带来的作家对女性内心世界的关注；建安文人为建构新的社群身份在集体创作中塑造的不同以往的女性形象及话语；流传于四五世纪的历史演义故事将历史上著名的女性人物与闺怨与弃妇主题的五言诗相联系；早期中古时代萌生的文学史意识让文人们重新评估前代诗歌中的性别角色和性别话语，等等。

    我的研究聚焦于女性话语传统在早期中古时期被认可、接受和经典化的几个关键的时刻。与此同时，也讨论了许多与之相关的重要文学现象，如“作者”概念的变化、五言诗的发展和演变、文学批评和文学选集的性质和作用、文学作品的经典化及文学史的建构等等。本书基于对具体文本细节和文化历史背景的细致分析，重新思考了许多有关文学版本、作者归属、文学诠释以及文学史形成过程的既定观念。本书超越了狭义的性别研究甚至文学研究的范畴，以女性话语的形成作为切入点，对早期中古文学文化史，甚至政治社会史进行重新的审视。

    打破习见的完整的、线性文学史叙述，还原文学和文化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和碎片性

    中华读书报：您是想通过《弃妇和闺怨》这本书来描述文学性别话语的固化过程吗？

    胡秋蕾：在这里有必要强调：《弃妇和闺怨》这本书并不旨在讲述性别话语从不确定到固定化的线性发展过程。由于唐前文学作品和其他相关文本材料的大量缺失，构建这样一个完整的、不间断的历史叙述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但是我们能够通过对现有文学史料的批判性审视，在不断变化的性别认知和表达中总结出某些大概的趋势。

    此外，早期中古时代所形成的女性话语的传统规范并未完全取代和掩盖文学中的其他类型的女性声音。本书也讨论了一些被偶然保存下来的“不合规范”“离经叛道”的女性话语和形象的蛛丝马迹，让我们得以一窥主流文学体系之外的性别表达。这本书的目的之一正是打破习见的完整的线性文学史叙述，还原文学和文化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和碎片性。

    中华读书报：近年来很多关于古代女性作家的研究都将探寻“女性主体性”，即女性作家不同于男性的独特视角和表达方式作为重要的课题，《弃妇和闺怨》这本书也是如此吗？

    胡秋蕾：《弃妇和闺怨》并不试图在文学作品中寻找所谓的“女性主体性”。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研究对象的实际考量。与明清时期不同，现存的可靠的唐前女性的作品极为稀少，我们常常很难做出任何关于“女性主体性”的判断。即使是仅存的少数女性作者的作品也大多经过了男性文人的收集、整理和编辑，在经过重重筛选之后保存下来的作品中探寻作者的“主体性”显然是不成立的。

    此外，男性建构的性别规范在文学传统中的强势主导地位使女性作家往往也不得不接受它们。因此，当一位女性诗人在诗歌中以男性的口吻倾诉对另一位女性的爱慕之情时，我们是应该将其视作颠覆传统的女性主体性表达还是顺应传统的异性情感抒发呢？ 在无法得知明确的作者意图和创作背景的前提下，这种关于“主体性”的问题永远无法有确定的答案。正因为如此，本书将讨论更多地聚焦在作品和文本上。作者当然也很重要，但是其重要性跟出处、内容、版本一样，只是文本的多重属性之一。

    女性的文学话语并非现实生活的自然映射，而是经历了一个人工建构和定义的过程

    中华读书报：形成于早期中古时代的性别传统有着如此深远的重要性和影响力，那么为什么对其形成过程的研究比较少呢？

    胡秋蕾：在我看来原因有二：首先，正是因为这种影响力，这一传统常常被理所当然地当作是文学写作中固有的一部分而没有必要追溯其构建和形成的过程。另一个原因是文学作品中的“弃妇”形象和“闺怨”情感常常被当作现实社会中女性地位的真实的反映，是理所当然，不必深究的存在。

    然而近年来很多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女性地位的研究已经有力地驳斥了五四以降所倡导的过于笼统也过于简单化的女性受害论，指出女性并非完全没有掌控权力的能力与渠道，她们与权力的关系有着更丰富的复杂性，并且根据时代与社会阶层的不同而呈现出相当的差异。尽管关于中古时期女性生活的信息很少，但有限的资料已经足以表明女性的实际生活经历远比传统女性文学形象和文学话语所表现的更加丰富多彩。女性的文学话语并非现实生活的自然映射，而是经历了一个人工建构和定义的过程。

    中华读书报：研究早期中古时代女性文学话语有哪些学术上的障碍呢？ 您如何克服这些障碍？

    胡秋蕾：一大障碍是资料的缺乏。大量唐前女性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没有被保存下来，这给研究文学中的性别问题造成了巨大的困难。如果女性作家的存世作品极少，我们如何证明关于性别的文学规范都是出自男性文人的构建呢？ 另外，如果不了解作者的写作意图，我们怎样探究这种“构建”背后的动机和理由？ 这些都是无法回避的问题。

    我的研究没有去臆测或忽视文学史中缺失的女性作家的声音，而是将这种“缺失”本身作为探索的出发点。通过细读和比较经由不同渠道和媒介保存下来的女性作品，我们可以思考为什么某些类型的女性话语得到保存和传播，而另一些被忽视和边缘化。这种研究方法同时也揭示了早期中古时期的文学批评和文学选集在塑造女性话语和女性作者的概念上发挥的关键作用。文学史资料的空白之处实际上也传递了丰富的信息。只要是在现有资料的基础上进行批判性的审视，文献资料的缺失或不足不妨碍我们做出合理有据的推论或假设。

    在塑造和强化个体性别认知上，语言的表演性质扮演着比先天生物特质更加重要的作用

    中华读书报：《弃妇和闺怨》这本书在讨论早期中古文学中性别规范的形成时常常使用下面的几个关键词：性别、文学话语、女性话语和女性化话语。您如何定义这些关键词？

    胡秋蕾：这些术语并非本书独创，而是常见于中外文学的性别研究中，但是在我的研究中往往被赋予了一些新的涵义。

    朱迪·巴特勒（Judith Butler）指出，性别不是先天决定的生物学事实，而是个体通过对既定性别观念的表演形成的自我认知，而人类社会后天构建的男女二分法掩盖了个体在心理和社会层面上的复杂性和流动性。她认为在塑造和强化个体性别认知上，语言的表演性质扮演着比先天生物特质更加重要的作用。尽管在关注点上有所不同，但是巴特勒的理论启发我绕过作者本人的性别去关注文本如何通过对语言的运用建立起特定的情感、表达方式和主题与性别认知之间的关联。巴特勒认为性别认知是通过在“高度严格的规范框架之内”的反复表演和重复而建构起来的，传统的文学女性话语的形成也经过了相似的过程。

    “文学话语”是另一个被高频使用的术语。中国传统文学，尤其是诗歌，一向被认为是传递情感和表达思想的媒介。在“诗言志”的理念之下，诗歌往往以第一人称独白的方式呈现叙述者在特定时刻的想法和情感，而文学话语，即叙述者的第一人称表述，是言志的关键媒介。但这种独白的形式也让诗歌表达常常省略掉包括性别在内的叙述者的个人信息。另外，文学话语的叙述者与作者本人之间的关系也很复杂，可以是直接对等，也就是诗人忠实地表达创作当下的想法；也可以是代言创作，即诗人假借他人的身份和话语为其传递情感，这其中最常见的是男性作家为女性代言；此外也可以是介于这两种情况之间的任何一种关系。

    在本书的一些章节中，我采用雷麦伦（Maureen Robertson）的定义，对“女性话语”（female voice）和“女性化话语”（feminine voice）这两个概念做出了区分。“女性化话语”指由男性作家所构建的、规范的女性的文学表达方式，它不一定出自女性作家。而“女性话语”则指女性作家的真实文学表达。有些“女性话语”符合传统“女性化话语”的规范，也有些是在规范之外的，颠覆性的女性声音。这种区分在一些讨论中很有必要，比如本书第五章分析被六世纪主流文学体系忽视或遗漏的女性作家和作品，我认为原因正在于这些女性作家的话语（女性话语）不符合文学中关于女性表达的传统规范（女性化话语）。

    但是，在无法确定作者身份的早期诗歌作品中，我们无法对这种对生物学意义上的“女性”和文化构建的“女性化”做出严格的区分，因此我在相关论述中也不会特别强调二者的区别。我的研究主要着重于文本中表现出的性别话语，它虽然与作者本人的性别相关，但本质上是一个独立的问题。比如说，尽管女性化话语是由男性作家建构的，但是女性作家在写作中同样可以自愿使用这种传统的女性化话语。

    中华读书报：“表演”是《弃妇和闺怨》这本书中另一个常常出现的概念，特别在第三章和第四章关于诗歌性别表达的不确定性和流动性的讨论中。您可以解释一下这个概念吗？ 它跟巴特勒的性别表演理论有什么关系？

    胡秋蕾：将“表演”的概念用于性别研究，难免让人想起朱迪·巴特勒关于性别和表演的理论。但是《弃妇和闺怨》一书中的“表演”概念与巴特勒的有所不同。巴特勒的“表演”指个体对既定社会行为和规范的程式化重复。而中国早期诗歌的表演性质来源于当时的文学生产和传播的独特模式。

    宇文所安教授在《早期中国古典诗歌的生成》一书中指出，现存的汉末五言“古诗”和“汉乐府”实际上是“同一种诗歌”，在主题、情节、表达方式和情感上都共享同一个“素材库”。其“创作”的原理就是作者根据特定场合的需要从这个素材库中选择适合的因素组合成具体的作品。这种创作并不一定是个体作者的原创性行为，而是对熟悉的主题、情感和句式的口头或书面的表演。“表演”在这个意义上不仅仅指戏剧化的舞台呈现，也包括文本或口头上对素材的应用和对叙述者的角色和身份的扮演。

    巴特勒认为，对某些严格规范化的性别观念的表演建立并强化了“男性”和“女性”的二元区分。而我的研究则表明，早期诗歌的表演性正是造成性别话语的不确定性和流动性的关键原因。随着文学创作语境从在早期中古时期从表演性向文本性转化，文本的性别表达也愈发趋向明确化和规范化，“男性话语”和“女性话语”之间有了更加清晰和固定的界限。

    由男性作家创作的代言体作品塑造和巩固了关于女性的文学话语的传统规范

    中华读书报：请您谈谈《弃妇和闺怨》这本书的内容和结构。

    胡秋蕾：全书包含五个章节。前三章在早期中古时代不断变动的文学、文化、社会历史和道德观念的背景下探讨男性文人为女性代言的的原因和动机。由男性作家创作的代言体作品塑造和巩固了关于女性的文学话语的传统规范。基于前三章的发现，第四章和第五章审视了这些传统性别规范在早期中古文人对前代及同时期文学作品的接受和解读中扮演的复杂角色，以及给唐前文学的保存和传播带来的深远影响。

    第一章通过追溯和梳理三世纪之前文学作品中女性描写的变化，探究了三世纪代言体写作兴盛的原因。从汉大赋到三世纪文人如曹植、傅玄和陆机的诗歌，对女性美的刻画给文人制造了愈加严重的道德困境。这种困境主要来源于文本中男性凝视的存在以及女性对其直接的回应。为了减轻道德上的焦虑，三世纪的一些诗人将描写的重点从女性的外在美转向其内心世界。这种内在化的转变使作家自然而然地采取女性的视角，表露她的心声。除此之外，文学表演性创作背景的弱化也对作品对女性描写的内在化转移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第二章讨论建安文学中的女性描写及其社会政治功能。女性形象的内在化转变经由建安文人的创作成为一个显著的文学现象。王粲和曹植等作家笔下的美女形象从皇权的象征转变为理想人格和友情的代表，也从神秘莫测、具有威慑性的“他者”变成志同道合的“我们”中的一员。建安文人对理想女性的描写成为他们构建一个有着共同抱负和价值观的文学和政治社群的重要手段。女性对理想知音的渴求常常被用来表达对友谊和友人的向往。然而，建安文人中普遍存在的对“情”的悲观看法让他们笔下的女性形象和女性话语充满了忧伤与哀叹。建安文人的代言体创作让弃妇、思妇和闺怨成为中国文学传统中女性话语的重要元素。

    第三章分析一些特定的文学因素，包括新兴的五言诗体、弃妇形象和闺怨情感如何在早期中古时代建立起与女性话语的关联。五言诗从出现初期就与表演和代言紧密相关，因此建安文人往往选择新兴的五言诗体创作为女性代言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弃妇和闺怨成为女性话语的重要表征。这一章还梳理了早期中古时期五言诗体在性质、功用和社会地位上的演变。

    第四章探讨三世纪之前五言“古诗”和乐府诗在性别表达和性别话语上的不确定性和流动性。《古诗十九首》和“李陵诗”中很多作品的性别话语前后不一，甚至相互矛盾。早期中古文人对这些作品的解读、模拟和改写将其中的性别表达明确化和固定化。随着某些文学主题、风格和情感与女性话语的联系逐渐强化，早期作品中具有相当模糊性的性别表达被明确地定义和归类为“男性话语”或者“女性话语”。相思、离别、等待、深闺、捐弃，这类关键词被作为女性话语的标签。

    第五章研究早期中古女性作家的作品在后世的接受和传播。现存的几部编撰于六世纪的文学选集和文学批评作品，包括《文选》《玉台新咏》《诗品》等，都显示出一些关于女性文学话语的共识，它们关注或收录的女性作品大多难逃闺怨、弃妇和相思的窠臼。而与其不符的女性文学表达，包括哲理思辨、权力操控和情欲表达等等，则被忽略，只在类书、小说和史书中留下些许痕迹。主流文学体系对女性作品的选择性接受遮蔽了女性作家在实际文学表达上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同时也将传统的、被主流认可的女性文学话语规范固定化和经典化。本章力求从现有材料包括类书、小说和史书的零星片段中还原出早期中古时代女性创作丰富多元的本来面貌。

    本书的尾声展示了同样由男性文人构建的，传统女性话语规范的对立面和参照物：南朝“吴歌”中的南方民间女子的话语，包括对情欲的直白表露，对自身外在美充满戏剧性和诱惑力的展示，以及在情感上的独立和洒脱。正是这种与自身文学传统中的女性话语迥异的“异域风情”引起了男性文人的浓烈兴趣，让他们积极地对其进行记录、传播甚至模拟。

    女性作家作品积极参与了文学传统的建构，成为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中华读书报：您对《弃妇和闺怨》这本书是如何定位的，有何期待？ 目前该书有出中文版的打算吗？

    胡秋蕾：这本书针对对古代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尤其是性别研究、代言体写作、女性写作历史以及文学经典形成过程感兴趣的读者。本书提供了一个全新的、从性别研究入手的解读唐前文学作品以及文学和文化历史的角度。由于材料的匮乏，除了对个别女性作家的零星讨论之外，以往的文学史研究甚少系统地探究女性文学话语的形成过程及其在唐前文学中的地位和作用，这并不利于我们对文学传统全面深入的了解。我希望本书能够弥补这方面的空缺。

    虽然男性在很大程度上主宰了对女性话语传统的建构和传播，但是女性作家和作品也都积极地参与了这一过程，成为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即使被忽略的女性作家、女性文学形象和话语也传递出关于文学经典和文学传统形成的重要信息。这本书在中国古代女性的文学生存权和话语权的探讨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我希望能够早日跟国内的出版社合作，让国内的读者能尽快读到中文版，拙作也能起到抛砖引玉之功，将这一课题的研究继续引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