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出版生涯浓缩在这张报纸里”

    ■李学谦

    陈香给我打电话，约我为《中华读书报》创刊30周年写一篇文章，讲讲我与《中华读书报》的缘分。接罢电话，我竟一时不知所措：推是推不掉的，因为陈香约稿的语气很恳切，也很坚决，况且《中华读书报》是现在我仍在阅读的唯一一种报纸，但写呢，又无从落笔。我与《中华读书报》结缘，主要是在职期间的事。2018年4月从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以下称“中少总社”）社长的位置上退下来后，我已经习惯了把读书当日子过，往事也逐渐淡忘，现在要我谈与《中华读书报》的缘分，一时竟不知从何说起。

    好在中少总社办公室的同事在我退休时帮了一个大忙，把我在担任中少总社社长期间（2006年7月至2018年4月），媒体关于我的报道尽可能完整地收集起来，做成了一个文件夹。于是，我打开电脑，找到这个文件夹，开始查阅《中华读书报》关于我的报道，细数一遍，竟有19篇之多，而且几乎都是专访。按报道发表的年份逐篇阅读下来，我惊奇地发现，这19篇报道几乎完整地体现了我在担任中少总社社长期间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浓缩了我12年出版人的生涯。

    2006年7月，我奉调中少总社，担任社长兼总编辑。此前我从未做过出版工作，对少儿出版一无所知。因此，履新之后，我以一名“出版学徒”的心态，潜心于学习和调查研究，在大约半年的时间里，把主要精力放在对中少总社和少儿出版行业进行系统性的考察和思考上，不搞“新官上任三把火”，也不接受媒体采访。

    半年后，我对中少总社社情和少儿出版状况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我了解到，中少总社是一个老社、大社，品牌好，积淀厚、产品多，但在机制、观念等方面也存在不少问题，在市场竞争中尚显被动；少儿出版是一个充分竞争的行业，正处在由事业单位向市场主体转变、由传统出版商向内容供应商转变的转折点上。所以，我的使命是把握历史机遇，带领中少总社这个老牌大社主动适应变革的潮流，在改革创新中重新焕发生机和活力，在经济规模和社会影响力上都成为名副其实的以“中国”冠名的少儿新闻出版机构，能够体现中国少儿新闻出版的水平。

    搞清楚自己该做什么之后，我开始了属于自己的社长之旅。前三年，在主营业务方面，我主要做了以优势期刊带动原创图书出版、收回期刊发行渠道以增强自主发行能力、关停并转了一些社属企业以挺拔主业这几件事。同时，在加强管理、转换机制、转变观念出台了一些措施，为转企改制做准备。

    如此这般干了三年，中少总社销售码洋竟在不知不觉中翻了一番，收入、利润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更重要的是，总社产品结构得以优化，经营机制逐渐理顺，队伍凝聚力开始增强，出现了持续向好的势头。

    就在这个时候，陈香找上门来了，提出对我进行专访。我记得那是2009年8月下旬的一个上午。她显然有备而来，事先可能作了一些案头准备和外围采访，抛出的第一个问题竟然是：以你曾任团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国青年报》总编辑、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党组书记的经历，怎样看中少总社社长这个岗位？ 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也没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但过去的履历又必然会影响到我社长岗位上的履职行为。我不禁暗赞记者提问角度的独到，于是把我对中少总社和少儿出版行业的看法和盘托出。接下来，她对我三年来在中少总社产品结构调整、运营机制转换等方面所做的事情，一一进行了深入的采访。以我当过报纸总编辑的经历，我知道这是一次成功的采访，记者不仅关注事实，而且善于挖掘事实发生的底层逻辑，这就使得这次访谈更加接近事实真相，更具有深度。

    这次访谈被整理成一篇题为《李学谦：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专访，发表在2009年9月2日《中华读书报》“业界”版上。这是《中华读书报》关于我的第一篇专访。“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这句话用我身上不完全准确，我治理的是“社”而不是“邦”，但带领中少总社这个老牌大社在创新中求发展，在发展中再创辉煌，的确是我孜孜以求的，贯穿在我12年的社长任期内。因此，2019年接力出版社出版我的文集《童书出版的理想与逻辑——李学谦文论集》时，我欣然接受了责任编辑的建议，在征得陈香同意后，把她发表在2013年9月27日《人民日报》第24版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记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社长李学谦》作为代序。

    这以后，读书报每年都会对我进行一两次专访，这就使得我的出版人生涯在《中华读书报》留下了一份较为完整的记录。我从原创出版、转企改制、出版产业链运营、走出去几个方面做些叙述。

    关于原创出版。我一直认为，在文明的积累、传承、传播各项出版功能中，积累是第一位的，没有新的发现、新的积累，传承、传播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出版人也好，出版社也好，始终应当把内容创新放在第一位，把原创出版放在第一位。如果一个出版社只能在古人、洋人的版权基础上做些整理、加工、翻译的事情，没有创新能力、没有自主版权，很难长久地生存下去，更别说成为百年老店了。

    我刚入行的时候，教辅图书、引进版图书、公共版权图书是多数少儿出版单位赖以生存的支柱性产品，中少总社也大体如此。由于缺乏原创出版能力，版权输出、品牌运营、衍生产品开发这些事情自然也就受到限制。走出国门参加国际书展，对国际少儿出版现状有了一些了解后，我发现与世界少儿出版强社相比，他们在卖产权，我们在卖产品，还处在少儿出版的初级阶段。我痛下决心，必须带领中少总社做好原创出版，完成由“加工”到“制造”的转变，走出卖产品的初级阶段。接下来，在对原有图书出版部门进行改革的同时，我先后以《幼儿画报》《儿童文学》两个名牌期刊为基础，组建新的出版部门，加强原创图书出版。到2016年，原创图书选题已占到当年新书选题的90%以上。《中华读书报》2010年9月8日刊发的《中少超越初级阶段》和2012年9与5日刊发的《由加工商到制造商，出版比拼专业化》两篇访谈，记录了我在原创出版方面的思考和努力。

    关于转企改制。中少总社是以内容生产为主的知识密集型机构，没有多少资金、设备、厂房和土地，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是人，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能否得以充分发挥，决定着总社的兴衰荣辱。

    2010年转制为企业前，中少总社职工分为事业编制职工和劳动合同制职工两类，劳动合同制职工占职工总数的60%以上，而且绝大多数在编辑、发行一线岗位上。由于两类职工执行不同的工资制度，编制、级别、技术职称成为决定职工收入分配的主要依据，同样的岗位，事业编制职工收入远高于劳动合同制职工，同工不同酬的现象非常突出。在这种收入分配制度下，有事业编制身份的职工缺乏紧迫感和危机感，劳动合同制职工缺乏归属感和光荣感，两类职工的积极性都没有充分调动起来。2010年10月中少总社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转制为企业后，我趁热打铁，马不停蹄地从改革工资制度入手，推动中少总社运营机制的转变。这项改革涉及到利益格局的全面调整，风险很大，但又不能不做。没有运营机制的转变，职工积极性调动不起来，企业就没有活力，而没有活力的企业是不可能成为有竞争力的市场主体的，转企改制也会因此成为换汤不换药的走过场。机制转变这场关乎中少总社转企后能否又好又快发展的改革，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媒体鲜有关注者，但陈香关注到了。2011年1月5日，《中华读书报》第5版刊发了她采写的《李学谦：2011年的中少“宪章”》。这篇专访，不仅报道了中少总社转企改制的完成情况，而且披露，2011年，中少总社将进一步深化改革，完善经营机制，首先从劳动、人事、工资制度改革入手，形成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劳动人事制度，同时完善考核机制，制订“中少宪章”。

    关于出版产业链运营。2011年，中少总社进入了“十二五”时期。“十一五”期末也就是2010年，中少总社销售码洋已经超过6亿元，销售收入和利润总额在“十一五”时期翻了一番多。“十二五”时期如何发展？ 分析了各种因素后，我感到，“十一五”后期，总社期刊发展增速已经放缓，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图书出版业务来拉动的，如果仅仅依靠传统出版物来拉动中少总社的发展，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十二五”时期图书出版未必能以当前态势持续增长。必须在继续抓好传统出版的同时，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于是，业态转型和产业升级就顺理成章地提到了我的日程上。

    我认为，出版是个小行业，出版业总产值对GDP的贡献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文化是个大产业，在所有发达国家都是支柱性产业，而出版可以为文化产业提供内容、品牌和价值引领，衍生出各种产品。产业链运营是出版业做强做大的必由之路，中少总社也要按照品牌和内容价值最大化的逻辑，延伸出版产业链，实现业态转型和产业升级。我提出，“十二五”时期，中少总社要以原创内容为基础，以数字技术为手段，以品牌为依托，直接面向消费终端，对少年儿童提供从多种介质出版物到阅读培训指导的全程阅读服务。落实到具体项目上，是实施数字出版计划和建立青少年阅读体验大世界。数字出版计划包括建立出版资产库、建设中少数字图书馆、开发新媒体产品，建立全媒体出版平台等内容；青少年阅读体验大世界是一个集童书销售、阅读服务、教育培训、读者俱乐部等功能为一体的实体书店，地处北京建国门外大街宝钢大厦，建筑面积为4800平方米。这些，读书报在《中少总社：运营新疆界》这篇3000多字的专访中，都做了详实的报道。（见2011年8月24日《中华读书报》第10版）后来，我进一步把传统出版、数字出版、阅读服务三项工作概括为中少总社的“一体两翼”战略，即以传统出版为主体，以数字出版、阅读服务为两翼，并使这三者都长壮、长到一起，从而使中少总社能在“十三五”时期“飞起来”。2017年新年伊始，我在年度工作会议上讲话的主题就是“让中少飞起来”，1月11日，读书报采写的专访《李学谦：中少之翼》就见报了。对于周报来说，这样迅捷的反应，可谓神速。

    关于“走出去”。“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是做强做大少儿出版的必由之路，世界少儿出版强社没有只卖产品不卖产权的，版权贸易收入是他们非常重要的收入来源。我曾在博洛尼亚国际儿童书展DK出版公司的展区里，听到该公司一位版权经理这样说：DK公司要求每本图书的版权至少要卖到10个以上的国家，否则，这本书的选题十有八九会被否决。这话让我很震惊，因为我们进行选题论证只考虑印数，从未考虑过版权输出。2007年第一次参加博洛尼亚国际儿童书展后，我不再参加国际书展，而是狠抓原创出版，积累版权资源，积蓄“走出去”的实力。5年后，到2012年，中少总社已出版近千种以儿童文学、图画书、历史读物为主的原创图书；经济实力也今非昔比，2012年销售收入超过4亿元，利润超过5000万元。审时度势，我感到中少总社已初步具备了“走出去”参与国际少儿出版竞争的能力。在新闻出版总署对外交流司的精心指导和全力支持下，2013年3月25日，我重返博洛尼亚国际儿童书展，中少总社在欧美强社云集的26号馆独立设展，书展期间输出版权57项。从2014年起，我连续5年带领中国展团参加博洛尼亚国际儿童书展。其间，2016年，作家曹文轩获国际安徒生奖；2018年，中国担任博洛尼亚国际儿童书展主宾国。从看客到主宾的“走出去”经历，在我的出版人生涯中留下了一份独特而珍贵的记忆。关于这一段经历，《中华读书报》对我的专访有两篇，一篇是《少儿出版如何征战国际市场》（《中华读书报》2014年4月16日6版），一篇是《出版，如何与世界交谈：国际安徒生奖花落曹文轩背后的故事》（《中华读书报》2016年4月20日6版）。从标题就可以看出来，访谈的重点在“如何”上，在“背后的故事”上，是一种带着思考、代表读者发问的深度访谈，记者在“尽最大努力逼近事实真相”，因而，这两篇报道在众多同样题材的报道中，就有了与众不同的角度和高度，为中国少儿出版走出去“由看客到主宾”的历程，留下了真实的记录。

    以上我从出版情怀、原创出版、转企改制、打造出版产业链、走出去五个方面，回忆了我在《中华读书报》版面上留下的记录，足见“我的出版生涯浓缩在这张报纸里”所言不虚。而我的出版生涯之所以能在这张报纸上留下较为完整、真实的记录，除了《中华读书报》拥有脑勤、腿勤、笔勤的好记者、好编辑外，更由于该报“背靠出版界，面向读书人”的坚守，由于《中华读书报》是“读书人的精神家园”。《中华读书报》前任总编辑王玮在《中华读书报》创刊25周年之际曾有言：创刊以来，“《中华读书报》一直以中国文化建设为己任，对中国当代的思想文化脉动有着真切的感应与准确的传达。”他还说：“25年间，中国出版业的文化成就、重点图书几乎都在《中华读书报》有过充分的展示。”我在担任中少总社社长期间，充分感受到了《中华读书报》那种特有的“真切的感应与准确的传达”，并为这种“真切的感应与准确的传达”所感动、所激励。

    我与《中华读书报》结缘不止于被采访、被报道，比如，我曾被《中华读书报》评为“年度出版人”（2017年）；我退休后撰写的《我与中少：长长短短十二年》，《中华读书报》加编者按以三个整版的篇幅分三期推出，让我扎扎实实地过了一把作者瘾，等等。但在《中华读书报》创刊30周年之际，我更愿意作为一个采访对象，为《中华读书报》的文化坚守作证，向这个“读书人的精神家园”致敬。

    （本文作者为中国出版协会少年儿童阅读推广联盟主席，原中国出版协会少读工委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