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专业汉学的奠基人雷慕沙

    ■张西平 李慧

    今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中法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法国是西方第一个建立专业汉学的国家。1814年11月26日，“汉、鞑靼、满语言与文学讲座”（La Chaire de langues et littératures chinoises et tartares-mand⁃choues）在法兰西公学院（Collège de France）设立。法国专业汉学的建立将中法文化的交流提升到了新的阶段。

    年仅26岁的让·皮埃尔·阿贝尔·雷慕沙（Jean-Pierre Abel-Rémusat，1788－1832）被任命为这个讲座的首位教授，这是汉学作为一门专业学科得以确立的标志。这一事件的影响是巨大而广泛的：不仅在法国，传教士汉学的丰厚成果被纳入科学化、专业化的学术体系内，也在欧洲产生了重大而长远的影响，汉学得到了继承和发展。由此，雷慕沙开启了西方汉学发展历程中的专业汉学阶段。

    1788年9月6日，雷慕沙出生于巴黎的一个医生家庭。他小时因一次事故导致一只眼睛失明，在家由父亲教他读书学习。父亲为他打下了非常深厚的古典语言文化基础，回到学校后他也一直成绩优异。1805年父亲过世，他决定继续父亲的事业，学习医学。1806年，欧洲著名的收藏家德·泰桑修道院长（L’abbéde Tersan,1736－1819）在奥布瓦修道院（L’Abbaye-aux-Bois）举办了一次展览，自小喜爱植物的雷慕沙被一本附有彩绘植物插图的中国书所吸引，萌发了读懂神秘的汉字的愿望，从此便与汉学结下了一生的缘分。

    如魏丕信（Pièrre-Etienne Will）所说：“19世纪初期，雷慕沙生活的年代极其不适合汉语的修习。最后一代可以利用自己中文等语言优势的学者及最晚一批寓居北京传教而不需藏匿于外省的传教士们都已经去世了。这些人的离世造成了巴黎的学术空白。”雷慕沙正是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下开始自学汉语。起初，他手中并没有像样的字典和语法书作参考，也无法借阅皇家图书馆的汉籍。后来他在德·泰尔桑院长和东方学家德·萨西（Silvestre de Sacy，1758－1838）的帮助下获得了一些汉学作品作为学习资料，并逐渐掌握了一定数量的汉字，还编纂了一部简单的字典供自己参考。

    从1812年起，德·萨西就为在法兰西学院开办汉语教习之事积极活动。在这期间，雷慕沙虽然忙于行医，但一直没有放弃汉学研究，陆续出版了一些汉学著作。1813年8月，他完成了医学博士论文，题目为《舌诊研究》，将医学专业与自己的汉学志趣融为一体。1814年11月26日，内政部宣布在法兰西学院新设中国文学和梵语语言文学教席的决议，教师分别由雷慕沙和他的好友德·谢齐（Antoine-Léonard de Chézy，1773－1832）担任。1815年1月16日，“汉、鞑靼、满语言与文学讲座”正式开课。

    1816年4月5日，雷慕沙被选为法兰西铭文与美文学院（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lettres）院士。1818年3月，他成为欧洲最早的文学与科学期刊《学者报》（Journal des Savants）的编辑。1822年，他与德国东方学家克拉普洛特（Heinrich Julius Klaproth,1783－1835）等人一起创立了亚细亚学会（Société Asiatique）。1823年，雷慕沙获得了“法国荣誉团骑士勋章”（Chevalier de la Légion d’Honneur），成为伦敦亚洲学会和加尔各答亚洲学会通信院士。1824年，雷慕沙荣任东方手稿部馆长，接替逝世的朗格莱（Louis Mathieu Langlès，1763－1824）。他还被邀请担任大不列颠、爱尔兰、荷兰学院、亚洲学社通信院士，柏林、都灵文学院院士。1832年6月2日，雷慕沙在巴黎去世。

    19世纪初，法国政治风云变化多端，也是西方学术大发展的时期，自然科学中的观察、实验、田野考察等方法推动人文领域的学科化。雷慕沙除了勤奋和努力以外，还善于抓住时代的机遇，开拓人脉，创办刊物，积极发表文章，与各国学者保持交流，参与各种团体，扩大他个人和他所做学问的影响。他重视教学，为更好地学习和推广汉语钻研教材、培养人才，他的学生儒莲（Julien Stanislas，1797－1873）、巴赞（Antoine-Pierre-Louis Bazin，1799－1863）、鲍狄埃（Jean-Pierre Guillaume Pauthier，1801－1873）等都成了优秀的汉学家。雷慕沙的研究虽以传教士汉学成果为基础，但却能摆脱传教策略的束缚，充分利用专业汉学的资源，巩固和发展了汉语言等汉学研究传统，同时开拓新的研究方法和新的研究领域，如世俗文学翻译、亚洲地理历史研究、中西交通史研究、佛教研究、道教研究等。

    雷慕沙逝世后不久，他的同事和学生就开始整理他的遗稿，梳理他的研究成果。20世纪90年代起，一些外国学者对他进行专门研究，其中重要的有：德国汉学家魏汉茂（Hartmut Walravens，1944－）的《东亚科学史在欧洲：雷慕沙与克拉普洛特的环境》（1999）；龙伯格（Knud Lundbaek，1912－1995）的《1801－1815欧洲汉学的建立》（1995）和《阿贝尔·雷慕沙与欧洲专业汉学研究的开始》（1995）；让·卢梭（Jean Rousseau）和德尼·杜阿赫（Denis Thouard）的《洪堡与雷慕沙通信集：威廉·冯·洪堡与让·皮埃尔·阿贝尔·雷慕沙的哲学语法辩论（1821－1831）》（1999）一书收录了洪堡和雷慕沙关于汉语的书信，并就书信和语言观进行了分析。

    在国内，十年以前，学界对雷慕沙的专题研究仍较为有限，如郭丽英、耿昇的《法国对汉传佛教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以及余欣的《法国敦煌学的新进展——〈远东亚洲丛刊〉》中提到了雷慕沙对于佛教研究的贡献；董海樱的《雷慕沙与19世纪早期欧洲汉语研究》介绍了雷慕沙在汉语教学和研究方面的成就，《雷缪萨与法国汉学》则简要地介绍了法兰西学院的汉语讲座、《汉文启蒙》（Elémens de la grammaire chinoise，1822）一书和雷慕沙的影响；马军翻译了《法国汉学先驱——雷慕沙传》；钱林森编的《法国汉学家论中国文学：古典戏剧和小说》收录了雷慕沙译《玉娇梨》的前言。张西平教授看到雷慕沙研究的重要性，自2008年起指导李慧撰写硕士论文《雷慕沙〈汉文启蒙〉研究》（2011），这是国内首部专门研究雷慕沙的学位论文。

    从2011年以来，情况发生了变化，随着海外汉学学科在国内的发展，雷慕沙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2014年6月11日到13日，“雷慕沙及其继承者：纪念法国汉学两百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法国法兰西学院举行，本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原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与法兰西学院汉学系共同倡议，为纪念法国专业汉学建立二百周年而特别筹办，涉及语言学、中西交通史、敦煌学、考古学、文献学、科技史、艺术史及海外汉学等多个研究领域，有来自中国、法国、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30余位中外学者参加。会议期间，与会学者围绕“法国专业汉学家雷慕沙及其汉学成就”“雷慕沙的继任者：法国的专业汉学家及其汉学成就”“中法文化交流”“法国汉学的贡献及地位”等主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深入的交流。通过本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外新老学者齐聚一堂，回顾法国汉学二百年的历史进程，探讨法国专业汉学家对中国研究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梳理中法两国在文化交流方面的基本史实，成果颇丰，成为近年来欧洲汉学（中国学）研究的一次盛会。

    雷慕沙一生著述丰富，据魏汉茂的目录统计，雷慕沙的各类专著、译著、论文、书评，加上再版著作等，累计出版247种。现将其关于中国的代表著作分为四类介绍。

    一、语言与文学研究

    《汉文简要》（Essai sur la langue et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s，1811）是雷慕沙的第一部汉学著作，是他自学汉语六年之后的知识梳理和总结。

    在《汉语字典计划》（Plan d’un diction⁃naire chinois，1814）中，雷慕沙梳理和评价了欧洲的汉语研究史和汉语词典编纂史，描述了其宏大的汉语词典计划。虽然他的计划未被付诸实践，但该文为后来人进一步研究西方汉语字典编纂史提供了线索。

    《鞑靼语研究，或满语、蒙语、维吾尔语与藏语语法与文学研究》（Recherches sur les langues tartares,ou Mémoires sur la grammaire et la littérature des Mandchous,des Mongols,des Ouïgours et des Tibétains.1820,t. Ier [le seul publié]）被认为是雷慕沙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内容包括鞑靼语溯源、鞑靼语字母和古代鞑靼语考、满语语法、蒙语及其方言、维吾尔语和藏语研究。这部书体现了他将整个亚洲视作整体的研究思路。

    1822年出版的汉语语法书《汉文启蒙》，是雷慕沙最重要的汉语研究著作，他总结了多年来的教学经验、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和充分利用皇家图书馆资源。他吸收了马若瑟《汉语札记》中将古文和今文相区别的方法，采取了传教士汉语语法书所普遍采用的拉丁语词法分类加虚词的框架作为结构；他同时尽量削弱拉丁语语法对汉语的框限，将重点放在虚词的介绍和举例上，令全书的编排更为简明实用。此外，《汉文启蒙》侧重汉字的认读和查阅，强调汉籍阅读的重要性，鼓励欧洲本土学生利用图书馆的汉籍资源来研究中国，这与侧重口语训练的传教士语法书相比是一个巨大的转变。这部书还影响了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的研究。

    1826年，雷慕沙翻译的《玉娇梨》（Iu-kiao-li,ou Les deux cousines，1826）出版。在雷慕沙之前，西方对中国文学的译介并不受重视。而他却对中国文学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在他的汉语课程计划（1815）、《致〈亚洲学报〉编辑的信：关于中国文学在欧洲的现状与发展》（Lettre au rédacteur du Journal Asiatique sur l’état et les progrès de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en Europe,1822）以及《汉文启蒙》中，他都不断强调中国文学的重要性。《玉娇梨》出版后在法国和欧洲引起强烈反响，司汤达、歌德都是这个译本的读者。1827年，该书被译为英文后立刻在英国引起轰动。他的学生儒莲和巴赞都有优秀的俗文学译作，包括《西厢记》《灰阑记》《白蛇精记》《窦娥冤》等戏曲和小说，以及“四大古典名著”的部分章节。

    二、宗教、哲学典籍翻译与研究

    在儒家典籍方面，耶稣会传教士的拉丁文译本已取得十分辉煌的成就，但是法、英、德语的全译本从19世纪起才开始出现。雷慕沙重译了《中庸》（L’invariable milieu,ou⁃vrage moral de Tseu-ssé,1817），采取法、拉、汉、满四语对照的方式编排。他积极关注儒家经典翻译的动向，著有《评马士曼所译〈论语〉》（Sur la traduction de Lun-iu,par M.Marshman,1814）和《评儒莲所译〈孟子〉》

    （Sur la traduction de Mencius,par M.Stan.Julien,1824）。

    在道家哲学和道教研究上，传教士着墨不多，雷慕沙却认为道教发端于中国本土，应该引起更多的关注，于是他翻译了《太上感应篇》（Le livre des récompenses et des peines,1816）。在论文《老子生平与思想》（Mémoire sur la vie et les opinions de Lao-tseu,1824）中，他选译了一些《道德经》的章句，对比和分析老子和西方先哲的思想。

    雷慕沙翻译和评注的《〈佛国记〉译注》（Foě-kouě-ki,ou Relation des royaumes bouddhiques,1836）是欧洲第一部佛教游记译作。这部书荟萃了当时欧洲对古代中亚、南亚大部分史地知识的研究成果，常被后来的佛教学者研究和引用，是欧洲佛教研究的奠基作之一。雷慕沙还发表过《论喇嘛教等级制度起源一文的发现》（Aperçu d’un Mémoire sur l’origine de la Hiérarchie Lamaique,1824）、《中国人笔下的佛教宇宙学和宇宙起源说》（Essai sur la cosmographie et la cosmogonie des Bouddhistes d’après les auteurs chinois,1831）等关于佛教的论文。可以说，雷慕沙开创了19世纪法国道教和佛教研究的先河。

    三、亚洲史地与中外关系研究

    雷慕沙以汉语史料为基础、用跨学科的方法对中国及周边地区展开研究，这也逐渐成为法国汉学的特色，后来的沙畹（Emmanu⁃el-Édouard Chavannes，1865－1918）和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深入实地考察，取得了更为辉煌的成就。雷慕沙这方面的主要著作有《位于日本与马里亚纳群岛之间的不知名的岛群》（Description d’un groupe des îles peu connu et situé entre le Japon et lesîles Mariannes，1817）、《真腊风土记》（Description du Royaume de Cam⁃boge，1819）、《和田历史及玉石研究》（His⁃toire de la ville de Kothan,suivie de re⁃cherchésur la pièrre de Yu et le jaspe des anciens，1822）、《西藏及周边地区的若干民族》（Notice sur quelques peuplades du Tibet et des pays voisins，1822）、《论基督教王公与蒙古国皇帝的政治关系——以法国王公为中心》（Mémoires sur les relations politiques des princes chrétiens，1822、1824）、《哈拉和林城研究》（Recherches sur la ville de Kara-koaroum，1824）、《中亚行记》（Mémoires sur un voyage dans l'Asie Centrale，1838）、《论中国向西域的扩展》（Re⁃marques sur l’extension de l’empire chi⁃nois du côtéde l’Occident，1827）等等。

    四、中西交流与名人传记

    雷慕沙曾为米肖的《传记大全》（Mi⁃chaud,Biographie universelle，1811－1862）编写过很多中国古代名人和来华传教士的词条，如曾子、子思、孟子、司马谈、司马迁、司马贞、司马光、马端临、杜甫、阿罗本、孟高维诺、利玛窦、汤若望、卜弥格、殷铎泽、雷孝思、洪若翰、刘应、卫方济、傅圣泽、马若瑟、宋君荣等。这些词条汇集了雷慕沙对传教士汉学成就的梳理和思考。

    总体而言，雷慕沙的学术志趣非常广泛，涉及亚、非、欧多个文明的语言、历史、宗教，对他者文化充满好奇和尊敬，他也试图打消欧洲人对东方文化的无知和偏见。他着力最多的仍是中国研究，从早期的语言研究和对传教士汉学著作的整理和评介，到俗文学作品的翻译和对道家、佛教经典的关注，再到利用汉语史料对中国周边文化进行研究，可以看出，雷慕沙由吸收、利用传教士汉学遗产，到开拓专业汉学新领域和方法的过程。

    雷慕沙是17－18世纪西方专业汉学兴起的标志性人物，著述丰富。我们主编了五卷本《雷慕沙文集》，包括第一卷《汉文启蒙》、第二卷《有关汉语的通信——雷慕沙洪堡通信集》，第三卷《中国宗教、哲学与经典》、第四卷《中国历史与中西文化交流》、第五卷《中国语言与文学》。雷慕沙的著作在法国学界未整理和出版的情况下，由中国学者率先翻译和出版，这是中国学术界在中西文化交流史和西方专业汉学文献的译介与整理方面所取得的又一重要成果。

    世界汉学的存在标志着中国的学问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从来华的耶稣会士到雷慕沙后的专业汉学，在研究中国的漫长过程中，许多汉学家记录了大量丰富的中国历史事实，同时，他们为中国文化的传播做出了突出的学术贡献，无论是在历史文献的保存、注释上，还是在学术的开拓、研究上。由此，关于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不再仅以中文的形态得以呈现和保存。

    雷慕沙处在西方传统到现代学术转型的19世纪，他的汉学研究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西方汉学是在西方东方学的框架中发展起来的，在欧洲中心主义的时代，一些汉学家们的认知自然会受到该框架的影响，这是文化间互动的必然现象，我们不能要求在世界各国展开的中国研究必须和中国本土的认知完全一致，就违反了学术交流发展的规律。世界中国学是世界各国学者智慧的中外交流之学、文明互鉴之学，我们只能在学术的讨论中，追求真理。

    自晚明以后，中国的知识与思想的外部传播已经走出亚洲，西方汉学研究也深刻地影响了近代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因而，系统地整理、翻译西方汉学史的名著和重要汉学家的文集，是当代中国学术重建的一个重要环节。这就是梁启超先生当年所说的“在世界研究中国”。正是为此目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从西方早期汉学经典的翻译和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基础性典籍整理与出版入手，先后在大象出版社出版了《耶稣会中国书简集》《中国图说》《中国近事》《中国新史》《耶稣会士白晋的著作与生平》《清代来华传教士马若瑟研究》《耶稣会士传教士傅圣泽神甫传：索隐派思想在中国与欧洲》《马礼逊文集》《卫三畏文集》《梵蒂冈图书馆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丛刊》等书。最近出版的《雷慕沙文集》也是秉承这一思路展开的，不久我们还将出版《罗明坚文集》《白晋文集》《理雅格全集》，大体也都是沿着这样的思路。今日中国学术的进步需要在世界范围内展开，西方学术成果将和中文文献一起，揭示出中华文化的世界性价值和魅力。学术的进步是要靠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完成，我们需要坚韧不拔地去整理、翻译和出版这些嘉惠于学界与后人的基础性文献。唯有此，学术方能显示出天下公器之大道。在中法建交60周年之际，我们以《雷慕沙文集》纪念中法文化交流的悠久传统，展现法国汉学独秀于世界的灿烂成果。

    书比人长久，愿《雷慕沙文集》为我们书香的世界增添一分色彩。

    （《雷慕沙文集》自2023年1月起由学苑出版社陆续出版，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7－18世纪西方汉学的兴起〔22&ZD229〕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