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家华：中国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研究的启蒙者和开拓者

    ■本报记者陈菁霞

    2023年6月29日，商务印书馆礼堂，潘家华新书《持续发展途径的经济学分析》的发布会在此举行。会上，除了商务印书馆执行董事顾青，国务院参事室原参事、科技部原副部长刘燕华，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所长张永生，北京工业大学经管学院院长李国俊等主办方领导致辞外，参会的各方专家还就“从局域优化到系统和谐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研究理论范式创新”这一学术话题进行了研讨。

    其实，《持续发展途径的经济学分析》并非“新书”。时间回溯至32年前，彼时，潘家华从英国剑桥大学博士毕业，继之又在剑桥做了一年博士后研究。1993年，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博士后制度开始启动，他作为第一批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博士后研究人员，在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从事研究。这期间，因为“感知到国内学界对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研究的相对薄弱”，潘家华以博士论文《经济效率与环境可持续力》为基础，完成了这本书的撰写。

    1996年，《持续发展途径的经济学分析》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嗣后，该书获评“中国社科院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专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作为庆祝中国社科院建院30周年的优秀成果于2007年再版。2022年，又因“对于中国可持续发展经济学这门学科的发展具有重大开创作用”，被收入商务印书馆“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优秀原创学术著作集群中新的一员。

    在商务召开的新书研讨会上，张永生指出，潘家华教授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启蒙者和开拓者，他用非常宽阔的视野将所有不同流派的可持续发展思想统一在经济学分析框架之下，促进了经济学范式的变革。

    “风”“光”无限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报告（GSDR2023）独立专家组成员、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评估报告（减缓卷，2021）主笔。曾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中华（宝钢）环境（学术）奖等重要学术奖20多项……”采访潘家华之前，我在网上搜索关于他的信息，上面这一百多字是我从他众多身份介绍中进行筛选和编删的结果。几年前，他卸任中国社科院生态文明研究所所长职位，受聘北京工业大学，担任该校生态文明研究院院长。2024年夏天一个炎热的午后，我在北京工业大学潘家华的办公室，采访了这位中国可持续发展经济学领域的先驱人物。

    “1988年我去剑桥，那个时候铺天盖地的都是全球变暖、气候变化的话题。但当时我论文选题没做这方面的，只是觉得气候变化怎么会这么恐怖，会有这么大的挑战，引起西方社会这么高的关注。”1996年，潘家华参加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担任能源与环境顾问，1997年去欧洲，在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从事减缓气候变化的科学评估工作，担任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减缓工作组技术支撑机构的高级经济学家，参与组织协调撰写第三次评估报告（减缓卷，2021）的编撰，并担任成本方法学评估内容的主笔。

    几十年来，潘家华的研究兴趣一直聚焦在气候变化领域。作为这一研究领域的见证者和参与者，他眼见着气候变化从当时的全球变暖，到成为一种社会的呼声，再后来进入联合国的政治议程，再从政治议程达成政治共识，最终形成一个明确的科学目标，继而又将科学目标转换成为政策行动。“现在就到了政策行动的阶段”。潘家华说的“政策行动”，比如2015年的巴黎气候协定提出，全球地表温度升高的幅度，要低于18世纪中叶工业化前两个摄氏度，力争实现1.5摄氏度。2023年12月，联合国气候会议在阿联酋的迪拜召开，会议形成的《阿联酋共识》提出明确的法律表述，即实现转轨，从高碳的化石能源转向零碳的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轨道。会议所完成的第一次全球盘点的结论表明，必须要聚焦1.5摄氏度的温升管控目标，要求以2019年的排放为基数，2030年化石燃料所排放的二氧化碳要比2019年的排放水平下降48%，到2050年下降99%，也即到2050年，化石能源基本上就要退出了。

    “但怎么退出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现在所有汽车用的电，做饭取暖用的天然气大多是煤炭、石油、天然气，都属于化石能源。而最近20年来，零碳的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水平、速度、规模，全面替代化石能源已经曙光初现，市场竞争力不断凸显，经济上已然可行，规模不断扩张，潜力上“风光无限”而且无污染可永续，前景光明，目前主要是如何落实的问题。为此，潘家华和他的研究团队提出了零碳微单元能源综合解决方案。

    “风光电力的成本远比煤电要低。”潘家华说，尽管太阳光伏的发电成本很低，但它存在不稳定的问题，所以电力部门称其之为“垃圾”电，要的时候可能没有，不要的时候电力产出强劲。所以电网难以接受，消纳不了，导致风、光的发展受到很大限制。“既然电网消纳不了，那我们就自己消纳。”以北京为例，5平方米的屋顶可装1个千瓦，一度电是一千瓦时，一年即可发1300度电。然后用储能电池将风光电储到电池里，就能解决不稳定的问题。“把发电储能和用电整合在一起，什么时候想用就什么时候用，给汽车充电，用热泵来生产热水供热制冷，解决各种家用电器用电，自主形成一个微循环。”潘家华说，这和下雨时把雨水储到水库是一样的道理。与农耕时代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类同，在人类社会必须而且必然迈向的零碳时代，同样能够实现资源自给自足的零碳经济。

    “零碳微单元除了能自给自足，还可以向电网提供零碳的电力，那不就可以实现《阿联酋共识》的转轨，脱离化石燃料，从而提速零碳排放进程而实现《巴黎协定》所要努力争取的1.5度温升管控目标了吗？”潘家华认为，这是一个关乎人类未来，非常简单且具有世界意义的解决方案。这一方案不涉及资源枯竭的问题，也没有环境污染，而且成本低廉。“无限风光，非常美好的未来！ 但现在比较难，难就难在政策上不兼容，各种审批程序繁杂，标准规范尚未建立，不确定因素太多。同任何新产品或新生事物一样，眼见为实，这就先要做起来，然后，在此基础上形成相应的标准规范，试验示范，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个工作。”说话时，潘家华满脸漾开温和的笑意，而在这笑容的背后，却隐含着一股坚定沉毅之气。

    30多年过去了，这本书的框架仍然宏大

    这股坚定的力量来自于他长期以来对“民生福祉”“生态伦理”等一系列思想理念的追求和坚守。1988年去剑桥大学读博士之前，潘家华在湖北省社科院长江流域经济研究所工作，工作内容涉及长江流域的各种自然灾害、资源利用、城市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而这些方面，会较多地受到各种自然、经济和社会的影响。比如，他们为地方政府做的经济科技社会发展综合规划，就涉及生态平衡（资源退化、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等）问题。当时，长江流域正面临水土流失、生态破坏的问题，曾有专家警告说：长江流域若不治理，将会变成中国第二条黄河。这成为潘家华最早关注生态问题的缘由。

    赶上改革开放，单位鼓励他们

    这些年轻人出国学习，以便回来更好地开展工作。很快，潘家华通过了国家组织的留学考试，获得公费出国留学的机会。当时给他们限定的国家是英国，潘家华收到英国好几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从中选择了提供略高于公费学习生活费用的“剑桥奖学金”的剑桥大学。

    在剑桥大学土地经济系，潘家华师从系主任、从事环境经济学研究教学的Ian Hodge教授学习。作为环境治理与土地利用经济学研究领域的国际著名学者，Ian Hodge对长江会不会变成第二条黄河这个问题也很关注。他提议这位来自中国的弟子将长江流域的可持续发展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并告诉他，这项研究“既可以和经济发展结合起来，又可以改善民生福祉，提升老百姓的幸福感”。

    早在潘家华去剑桥的前一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其提交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第一次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概念。潘家华原本想着将这个当时看上去很“新潮”的选题好好做下去，但1989年以后，感觉到回国开展工作比较困难，他没有再做长江流域的可持续发展。

    但潘家华并没有放弃可持续发展研究，并且将之作为主线贯穿在自己毕生的研究生涯中。“可持续发展当时在国际上是比较前沿的问题，我这又属于经济学，所以属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研究。”做博士论文期间，因为要梳理经济学理论的来龙去脉，需要大量阅读文献，古典经济学领域，从亚当·斯密到大卫·李嘉图、托马斯·马尔萨斯，功利主义哲学家约翰·穆尔的三卷本《政治经济学原理》，新古典经济学的马歇尔，从庇古的福利经济学一直到80年代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包括一些经济学诺奖得主的作品，他都找来细细地研读。

    除了图书馆的大量藏书，潘家华受益于剑桥的还有方法论上的规范和标准。论文中有关于自然资产永续利用的经济学优化，必须要应用数学分析方法的系统优化调控的内容。这方面，他循文献溯源，找来方法论控制论相关的论文和研究报告，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肯尼斯·阿罗的宏观经济系统优化控制，还看到钱学森当年在加州理工学院时写的控制论文章，他们所基于的，是苏联列宁勋章获得者、著名数学家庞特里亚金的优化控制的方法论。因为数学基础比较弱，看不懂的地方他只能大量查阅相关文献，一步一步推演，实在推不下去的时候就想方设法请教这方面的朋友和老师，直到弄懂为止。最后，毕业论文答辩时非常顺利，答辩委员会的成员有国际生态经济学会的会长和两位资深理论经济学家。

    据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系特聘教授、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关大博回忆，2007年他到剑桥读书时见到Ian Hodge教授，Ian Hodge向他展示了手头留存的潘家华当年的毕业论文。因为仅此一份舍不得赠送，关大博后来还是在剑桥大学图书馆借到这篇论文，花了两三个月仔细研读。

    这次商务将这本基于博士论文的旧作收入“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潘家华又一次通读和审视全书，自谓“其学术内涵与价值，在现今全球可持续发展大势之下，中国生态文明转型发展进程之中，依然是丰富而可取的”。但在李国俊看来，潘家华这个说法“过于谦虚了”。“目前相关研究并没有超出这些流派的框架，没有超出书中的内容。现在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各个流派研究，大多数只是在各自框架下进一步地把它深化、细化或者进行融合，所以这本书框架仍然是非常宏大的。”另外，李国俊还指出，过去十多年来，越来越多的主流经济学家加入到可持续发展研究中，这种状况亦喜亦忧，喜的是可持续发展越来越走向主流，忧的是以标准经济学方法研究可持续发展问题，是经济学帝国主义的一个反映，他们并没有从可持续发展的危机出发，对经济学的一些基本问题重新进行反思。

    经济学缘起于哲学伦理学

    李国俊所说的“经济学的一些基本问题”，正是潘家华在《持续发展途径的经济学分析》开篇强调的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伦理问题。“我们现在遇到的这些问题，归根结底都要归纳到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上面，如果不从这些方面进行反思，很难构建真正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李国俊说。

    “原本是没有经济学，经济学缘起于哲学伦理学。”当年，潘家华整天泡在剑桥大学图书馆海量阅读，在梳理和辨析西方各大经济学流派时，他认识到哲学非常重要，得出了上述结论。亚当·斯密是经济学鼻祖，但他同时又是伦理学家。约翰·穆尔原本是哲学家，从哲学的视角研究政治经济学原理，写出了古典经济学的三卷本巨著《政治经济学原理》后又回到哲学研究。边沁的功利主义哲学实际上是经济学的伦理基础。“所以说，没有伦理学的基础，没有这种价值观的根基，经济学理论是建立不起来的。也正是因为这样，可持续发展研究也有很多伦理学的基础，但是面对可持续发展问题时，又存在很多伦理学的悖论。”

    按照伦理学观点，可持续发展基于生态中心伦理观（eco-centrics）的理念认知，而与此相对应的人本中心伦理观（anthropo-centrics ）则认为，人就是一切，只要能满足人的需要，其他的都不重要。在生态中心伦理观的理念中，人只不过是生态系统的一分子，人与自然应该友好和谐共存。这一哲学思想后来又被称为生态伦理和环境伦理。1940年代，美国学者奥尔多·利奥波德在其著作《沙乡年鉴》（A Sand County Almanac）首次构建“土地伦理”（Land Ethics），这一“新的伦理”，其核心意旨为“一种处理人与土地，以及人与在土地上生长的动物和植物之间的伦理观”。作为环境伦理的视角之一，土地伦理强调扩大伦理共同体的边界，以包含更广泛的自然元素，而不仅仅是人类社会内部的道德规范。潘家华清晰地记得，自己读到这本书后“很震撼”。

    当然，《持续发展途径的经济学分析》的伦理学原理和基础不仅于此，比如可持续发展对于人的部分涉及的一些伦理问题。经济学原理中的帕累托最优，也是基于一种伦理前提：没有一个社会成员的福祉水平受到损害的情况下，所有其他的福祉改进而形成的状态，即是帕累托最优。由于任何社会成员的福祉不能受损的条件太苛刻，后来的希克斯-卡尔多的补偿原理允许部分成员福祉水平下降，但只要福祉改进的总量能够大于福祉损失量，足以补偿福祉损失，也是一种系统优化的社会选择。不论是帕累托最优，还是补偿原理，都可能出现弱者原地踏步甚至受损，而强者更强的社会不平等情况。显然，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没有得到保障。美国哲学家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所论证的最优社会选择，则是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权益保障。在罗尔斯所谓的“无知的面纱”下，作为个体的人，你并不知道自己将来是穷人还是富人，是男还是女，这时候你需要做出选择，你不能排除属于哪个弱势群体的可能，理性的选择，是社会弱势群体能够得到保护。因而他得出的社会选择准则，是“最大-最小准则（Maxi-Min Principle）”，也即最弱势群体福祉最大化的那样一种选择。潘家华将这一理论引入自己的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可持续发展中人是强势，自然是弱势。所以人应该尊重和保护自然，让自然的资产得以保持不被退化。回忆博士论文的写作，他认为自己“伦理这一部分梳理得比较系统，而在方法论上，也是属于当时比较难的优化控制理论。并且有自己的理论构建”。

    在潘家华看来，工业文明的伦理基础是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追求的是人的幸福。如何才能幸福？ 就是获取功利，这与中国古代世俗追求的“功名”具有异曲同工之处。但中国的功名没有往经济学方面发展，边沁的功利主义在亚当·斯密和约翰·穆尔等古典经济学家的研究中，拓展为可以作为表征的效用，用劳动价值或市场价格进行测度，用今天的术语讲就是效用测度。在工业文明的市场经济体系里，社会关系实行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在竞争关系中，制度设计是保护资本的，它并不保护人，也不保护自然，它整个制度体系所保障的、目标函数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

    “我们要破除这种人类中心主义，重构人和自然的关系。人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人的活动应该纳入整个生态系统的框架之内。”在《持续发展途径的经济学分析》学术研讨环节，张永生指出，很大程度上，现代经济学是传统工业时代的产物，很难为现代生态文明提供理论支持。工业革命以后建立的这套经济学发展范式，他总结起来，就是用“错误”的方式追求“错误”的目标而导致的一系列危机。工业革命以来建立的这一套发展模式基于人类中心主义，人类凌驾自然之上，把自然当做资源攫取的对象和废弃物倾倒的场所。从发展的追求目标来说，是非常功利主义或者物质主义的。从经济学函数、商品消费的函数来看，商品消费越多效用就越高，从而也就越幸福，而物质主义加上人类中心主义，一定会突破人与自然的边界，产生不可持续性。而功利主义的价值观认为，这种不可持续性可以依靠人的理性和科学来解决。经济学的这一整套逻辑，成为其受诟病的焦点所在。“现在为什么大家批评经济学，为什么经济学没有进展？ 是因为它急功近利，没有哲学基础，没有哲学认知和思考，因此就没法深化下去。”潘家华一语中的。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代表着转型方向

    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软泥上的青荇，/油油地在水底招摇；/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

    1928年，诗人徐志摩写下《再别康桥》，深情回忆自己的剑桥留学岁月，从此，康河的天光水色和一草一木深深地烙印在百年来读者的心中。和诗人的自由浪漫不同，潘家华在剑桥的学习生活非常刻苦。剑桥大学对研究生非常好，名列世界藏书前列的剑桥大学图书馆，全部是开放式，读者可以根据索引，自由地到书库探寻阅读；潘家华所在的丘吉尔学院图书馆和土地经济系图书资料室，给学生提供钥匙，学生看书看到多晚都可以。另外，当时英国的大学像剑桥和牛津，学院和系彼此独立，学院负责生活后勤方面，系里负责教学、考试、研究等事宜。丘吉尔学院距离土地经济系两三公里。多数时候，潘家华都是骑自行车去系里，偶尔步行，正好借机欣赏沿途美丽的康河风光。土地经济系位于康河数学桥边，在图书馆看书时，一抬眼，窗外就是波光粼粼的康河。偶尔周末时，他会划着学院免费为学生提供的小船在康河上流连，或是在学院的壁球馆里尽情挥洒汗水。

    1993年，潘家华学成归国，在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2005年根据中国社科院学科布局调整，可持续发展研究室从国际问题研究的学科片整体转隶到经济研究学科片的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学科发展壮大，更名为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2020年经中国社科院党组决定中编办批准，更名为生态文明研究所。1996-1997年，潘家华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北京代表处高级项目官员、能源与环境顾问；其间从《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的广告中看到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招聘专职高级经济学家参与减缓气候变化的评估工作，申请应聘到位于荷兰乌特勒支工作减缓报告评估组织协调机构，承担了报告出版的组织协调工作，不仅是该委员会（IPCC）评估报告（减缓卷，2021）的章节主笔，并作为这一评估报告的四名共同主编之一，于2001年将联合国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全会通过的报告文稿送交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任期结束，潘家华所在的第三工作组主席一再挽留他，因为“感觉到气候变化科学和政治属性特别强，对国家发展战略、国家利益的维护，对地缘经济和政治关系特别重要。中国当时高速发展，感觉到中国话语权比较弱，参与度比较低”，而他在那必须中立，不方便以中国人的身份在国际舞台上发表维护国家利益的意见。为此，他执意选择离开。

    回国后，潘家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中国社科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在联合国注册了观察员机构，成为当时中国除政府代表团外，首个能够组建代表团参加联合国气候会议的非政府机构。这之后，他开始“满世界跑”，为中国政府参加气候谈判提供相关原理、原则和思路的支撑。

    上世纪90年代初，国内开始关注生态平衡，但可持续发展尚未进入国人视野。1992年联合国的环境与发展会议提出可持续发展，自此这一发展理念进入很多国家的政治议程。1994年，中国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几乎是在同一时期，潘家华完成了《持续发展途径的经济学分析》的撰写，成为国内第一本接轨国际学术前沿，基于严谨的经济分析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专著。顾青评价该书，无论从基础性、学理性的角度，还是从系统性的角度，对于中国可持续发展经济学这门学科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开创作用；对于当前关注、研究可持续发展问题，具有显著的现实意义。

    另一重“显著的现实意义”还在于，2020年，潘家华被联合国秘书长任命为起草2023全球可持续发展报告的独立科学家小组15名成员之一。站在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历程的中期节点上，《持续发展途径的经济学分析》从经济学视角探讨可持续发展问题，对于全球可持续发展，同样意义重大。

    “可持续发展经济学讲未来，讲包容，讲共荣，讲共生，讲共享，经济学参与未来；而现在的经济学是讲垄断，讲集中，讲暴利，讲控制，通过垄断地位来控制，忽略社会公正和环境公正。”通过梳理历史典籍，潘家华认为，中国哲学有着很深的可持续发展认知和理念。先秦时期，荀子提出“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荀子·天论》篇）。老子在《道德经》里也说过“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我理解的‘法’就是效法，就是尊重，顺应。但是现在的经济学追求效益最大化，利润最大化，我们东方哲学的底蕴没有发扬光大。”他补充说，司马光谓“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常足；取之无度，用之无节，则常不足”，讲的也是一种量化关系，是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原则上讲，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是对工业文明发展范式下人类社会发展的经济学药方，但工业文明发展范式具有内在的不可持续性。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都表明国际社会已经启动发展范式的转型进程。如何转？ 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在理论和方法上，代表着转型的方向所在。”在商务版《持续发展途径的经济学分析》序言中，潘家华的这段话或可视为他对可持续发展在中国的美好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