叩之从容尽其声

    ■陈定方

    黄仕忠比我早一年到中大。他在杭州大学中文系读本科、硕士，毕业后留校教了一年书。我俩的专业，一个是语言，一个是文学，就像巴山蜀水与会稽山阴，似乎相隔甚远，实际上又很相近。黄仕忠于1989年夏天毕业，留校在中大古文献所任职。次年夏天我毕业时，未能留校。当时有去行政机关和出版社几个选项，我去了花城出版社，以为在这样的机构，或许有继续做学问的机会。我先在古典文学编辑室，两年半后转到《随笔》编辑部，再一年半后，因偶然的机缘转向图书批销，创办学而优书店，从此断了做学问的念想。

    黄仕忠其实是一个十分固执的人，连导师黄天骥先生也是这般觉得。因为他总喜欢对别人的话说“不不不”，而要说服他，则是难上加难。他在北大任教的同乡老友说：黄仕忠总要说得他是“正确”的，所以我们就不和他争了。

    对这话我深有感触：仕忠喜欢寻根究底，书呆子脾气上来，每句话、每个字，甚至一个语气，都要如他的意，才肯放过。有时候兴冲冲告诉他一个想法，希望得到他的肯定，结果他往往来一个“其实你还可以如何如何”，当头一瓢冷水，搞得你兴致全无。

    我有时说他刚愎自用，而且从来不肯认错。他却并不生气，辩解说，一个学者，需要有一点“刚愎自用”，才能坚守本心，如若不然，他便不是他了。世间滔滔皆如是，也不妨有那一小撮人并不如此。所以他甘居“另类”，因为他想的与做的，与别人很不相同。他自我解嘲说：这是诸暨人性格所致，硬碰硬，不屑取巧，无意捷径。后来我才知道，他的硕士生导师徐朔方先生就是这样，真可谓有其师必有其徒，所以我也只好随他了。

    他认为自己很幸运，上大学时还不满18岁，因为读书还算认真，基础也还扎实，平时总想着“另辟蹊径”，所以他很早就在专业上有自己的看法。他半真半假地说，岭南属“化外之地”，学术竞争强度没江浙高，生存不难；何况已辛苦太太开书店赚钱了，既然如此，也就无须在意世俗的眼光和管理方的要求，埋头做自己认定的学问就好。

    他倒是很自信：真正的学问，一定能进入学术史，能够传承下去，必然是符合民族国家的利益，也是管理方所需要的，那么迟早会得到认可，从冷门变成热门；哪怕这些都落空了，只要内心坦荡，没有虚度光阴，也就不枉付出了。

    从20世纪90年代到新世纪前十年，人们先是感叹学问无用，后来则又批评学界“浮躁”，他却对学生说：哪怕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五的人都是浮躁的，我们也应争取做剩下的百分之五中的一员。

    古人有言，“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他“刚愎自用”地认为，要论真正的学问，仍得听学者的；学者的学问，源于个人的追求和自律，不是“管理”出来的。他的目标是做一个合格的学者，所以我行我素，甘愿游离于“主流”之外，坐了二十年“冷板凳”。另一方面，他又保持旁观者立场，努力站在历史的高度，持理性批判的态度，思考从大学教育、大学改革到学科发展的诸多问题，认识“学术”的本质，自以为有独得之见。不过在那时，这些都只能与二三素心人一说而已。

    2013年春，古文献所成立30周年，学校主要领导去看该所的成果展，颇有嘉许：近五年的学术成果甚是丰硕，不逊于本校的教育部重点文科基地；中文系当时所得六个国家社科重大项目，有两个半是该所教师承担的。

    也是在这一年冬，他通过了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的评选，进入到“主流”。此前他做了很多年的“四级”教授（教授最低级），只是他没怎么在意，因为四级也是“教授”嘛！

    回顾这段进学历程，我们在各自的领域努力，也算各有所成。

    感谢仕忠的支持，我的学而优书店，已经与广州的读者同行了30年，成为广州的一座文化地标，我个人也受到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多次表彰，获得了一些重大荣誉。

    仕忠却说，他得到的更多。

    因为我和我的书店，让他在上世纪90年代商潮涌动时，仍能有一张安定的书桌。2001年春，他第一次出国，赴日本访学一年，致力于寻访日藏中国戏曲，邀请方给予的生活费相当于他的十倍工资，因为没有后顾之忧，他把这些钱都用于访曲的旅费以及复制资料了，从而得以开启一个新的学术领域。

    他说到很多次与出版社接触，只要自报家门是“陈定方的先生”，便得到刮目相看。他在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子弟书全集》，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日本所藏稀见中国戏曲文献丛刊》等，即是缘于我的介绍，认识了两社的老总，承蒙他们青眼，看中了这位刚过不惑的普通学者；他不用出钱资助，就早早确定了几套大书的出版计划。老总们说，现在居然还有这样纯粹的学者，理当大力支持。他与这两家出版社的系列合作，一直延续到今天。

    另一方面，最近十多年来，在互联网的冲击下，图书销售行业生存艰难。我逐步收缩战线，从高峰时近三十来家门店，到只剩下一家本店。在清理债权债务的关键几年，因黄仕忠获聘“长江学者”，额外得到了一笔不菲的收入，再加上他的公积金，正好用来补贴我的书店，让我能把书店的事情摆平，嗣后正式退出管理岗位，并开启新的进学旅程。想想也真是巧合，在我涉足图书批发行业和退出之时，这位“戴眼镜的马仔”都给了我及时的后援。这，大概就是命定的缘分吧。

    学者应当有两支笔，一支写学术，一支写文学，这是徐朔方先生和王季思先生当年的谆谆教诲，黄仕忠铭记在心。只是他以往虽然偶有写作，但不曾着意开拓，如今记忆之门蓦然打开，叙写了大学时的师长、学界的前辈，但与通常所见的回忆文字不同，他把这些学者放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放到学术史的大框架里，写下了他们的经历与个性，喜悦与哀伤，遇与不遇，理解与误解……《进学记》中的几乎每一篇文章都写出了学者鲜明的个性。更重要的是将这些文章合而观之，又构成一个整体，可见一个时代知识人的群像，也是一个时代思想史和学术史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