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媒是现代书业的主体力量

    ■徐俊

    《中华读书报》秉持光明日报系“知识分子精神家园”的办报理念，关注中国思想、文化、学术的进步，展现中国出版业的成就，引领时代读书风尚，从“月度好书推荐”到“年度十大好书”，从“年度出版人”评选到“年度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评选，紧贴思想文化、书业脉动，流光溢彩。

    仅就我供职的中华书局来说，从中华书局百年局庆、105年局庆、110年局庆，到伯鸿书香奖的设立评选、宋云彬古籍出版基金的设立及“宋奖”评选，《中华读书报》无不倾力支持，倾情参与。不久前我重读了《中华读书报》原总编辑庄建庄大姐为中华书局创建百年写的长文《为了“立国根本”——写在中华书局百年之际》（原载《光明日报》2012年3月21日），至今我还认为这是对中华书局历史传承和出版品格、文化追求最具深度和精准的解读，在承先启后的关键时刻，给了我们中华人巨大的鼓舞。

    因为工作的关系，我与《中华读书报》历任总编辑和多位编辑记者都有过或多或少的联系，很多细节至今难以忘怀。“二十四史”和“十三经”是中华民族文化最重要典籍，中华人一直有一个宏愿，要像点校本“二十四史”那样，完成一套点校本“十三经注疏”。2012年3月25日，我与《中华读书报》时任总编辑王玮兄一起到山东大学参加杜泽逊教授主持的“《十三经注疏》汇校点校”工程开题，会后《中华读书报》除做了“山东大学联合中华书局启动《十三经注疏》汇校、点校”的详细报道，王玮兄还与我做了长篇访谈《四问〈十三经注疏〉汇校、点校》（《中华读书报》2012年3月28日）。王玮兄在报道稿的标题前加了一行提示语：“欲比肩中华书局‘二十四史’点校本。”至今我每次走过“校经处”，都会想到这个尚未完成的愿望。

    洪波兄是《中华读书报》与中华书局以及我个人交往联络最多的人。我们古籍出版是个较小的行业，但在我主持中国版协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委员会的十年间，洪波兄每年必到我们的年会采访。洪波以资深书评人的底蕴，对书业的点滴动向都很敏感，对我们古籍出版深有所知，我总是在第一时间收到洪波的约稿，并不厌其烦督促完成。2012年中华书局迎来百年大庆，在讨论局庆方案时，我们提出大家分工撰写局史重要人物，得到《中华读书报》的响应和支持，由《中华读书报》开设专栏连载。我当时刚读过宋云彬先生日记《红尘冷眼》，自告奋勇承担撰写宋云彬一篇。我的文章其实是当时刚着手写的“进京后的宋云彬”中的一部分，主要梳理宋云彬先生参与“二十四史”点校及参与点校本《史记》整理的内容，题目就作“宋云彬与点校本《史记》”。是洪波兄敏锐地捕捉到宋云彬先生在长达20年的“二十四史”点校历程中的特殊位置，将我全文最后一句结语“宋云彬，是当之无愧的点校本‘二十四史’责任编辑第一人”，提炼概括，用作了本文标题：《宋云彬：点校本“二十四史”责任编辑第一人》（《中华读书报》2012年2月22日）。可以这样说，因为这个点睛之笔，才有了后来的宋云彬先生旧藏书画捐赠仪式，才有了影响至今的第一个古籍整理民间基金及“宋奖”，这就是媒体的力量。类似的例子还有启功先生逝世十周年我写的一篇小文，原题“记忆中的启功先生”，洪波兄为点题作《中华版图书他题签最多》（《中华读书报》2015年7月8日），主题显豁，传播甚广。点校本《辽史》修订本出版前，因为修订主持人刘浦江教授因病离世，引起学术界、读书界广泛关注，洪波兄特地与我做了长篇访谈《一部〈辽史〉，两代学人的寂寞与奉献——谈〈辽史〉的点校与修订》（《中华读书报》2016年5月4日）。最令我感动的是，程毅中先生逝世，洪波兄第一时间向我约稿，可是我交出的文章过长，远远超过报纸单篇文章篇幅，最后《中华读书报》还是用1.5个版的篇幅刊发了我的万字长文。最近的事是荣新江教授的《满世界寻找敦煌》出版，洪波兄提前知道我已经读过全稿，又抢先约稿，赶在新书首发式前刊发了我的书评。因为洪波兄的组约和督促，《中华读书报》可以说是我发文最多的纸媒，感激之情在此难以尽言。

    我从事出版工作近40年，前20年是个地道的案头编辑，除了在敦煌文献和唐代诗歌两个方面写过一些论文，从未写过其他文字；后20年开始走上管理岗位，特别是2012年主持中华书局工作后，克服社恐，走到品牌宣传和市场营销风口，才开始写一些与中华书局书人书事有关的旧事，在我退休之际结集为《翠微却顾集——中华书局与现代学术文化》出版，《中华读书报》为此刊发了荣新江教授撰写的长篇书评（《中华读书报》2022年2月23日），占了一整个版面，令人感动。借助书媒对拙著的有力推广，拙著即将第三次印刷，令人欣慰。《翠微却顾集》书末的“外二篇”，是两篇超出主题的小文——《家在扬子江中》《三人行，三十年——追念吴泓老弟》，我特别珍视，戏言是“我的童年”和“我的大学”。小书出版后，被《中华读书报》红娟女士看到，编选入《中华读书报》“文化周刊·书摘”，加总题《故土与故人》（《中华读书报》2022年3月23日），非常贴切。让这两篇当年的博文，有机会见报，给我特别大的欣喜。

    以上只是过去十几年中我与《中华读书报》交集的几件小事，一直心存感念，念念不忘，借《中华读书报》创办30周年的机会，写出来略表谢忱。但我对《中华读书报》的感情和认识，绝非仅限于私谊。在我经历的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出版历程中，媒体特别是像《中华读书报》这样的书业媒体，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引领作用，不容低估。

    “读者、作者、编者”是传统出版时代常常看到的一组关键词，被看成出版的三个主体。如果顺着这个角度来看现代出版业，其主体我想最起码要加上“渠道”和“媒体”。“渠道”是当今书业的主战场，很好理解。“媒体”特别是“书业媒体”（书媒）在现代书业发展中的作用，无可替代，无疑也超过过去任何时代。作为传播行业的出版业（书业），书媒在行业发展中的作用，已经被改革开放以来的出版实践充分证明。创办30年的《中华读书报》，就是书媒的代表。《中华读书报》创办伊始就提出“背靠出版界，面向读书人”的办报理念，作为一个国家级专业读书大报，30年紧贴读者、紧贴出版，深耕阅读，与出版界、读书人一起，共同创造了新时代中国书业的荣光。

    2024年9月3日草于岱北山居

    （作者为山东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中华书局原党委书记、执行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