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中华读书报》的缘

    ■丁帆

    《中华读书报》三十岁了，我也算是坐在这艘“夜航船”里，陪她一路同行的一位老书生了。

    上个世纪90年代末，我带着一帮博士生去观看一部关于基督的影片，看完电影后，作为课程的一部分，展开了一场十分激烈的学术讨论，这正是我所想要的教学效果——只有激发博士生的发散性和逆向性思维，才能让他们攀上具有哲学批判的学术高峰。这场讨论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于是，在1999年译林出版社出版了卡赞扎基斯的《基督的最后诱惑》中译本之际，读完此书，我便在这千禧年的岁末的12月29日，在《中华读书报》上发表了《基督的再生与永恒》一文。这可能算是我给5岁的《中华读书报》的第一次正式投稿吧。25年过去了，我在《中华读书报》上发表过许多文章，从书评开始，到散文随笔，再到主持栏目，让我没有想到的是，下半辈子和一个报纸结下不解之缘，此乃天意与人和也。

    最让我感动的是，《中华读书报》的编审们对我的宽容和理解。21世纪后，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我沉湎于对俄罗斯“白银时代”知识分子的研究，尤其注重思想家以赛亚·伯林对俄罗斯思想和艺术家的评价，直到2013年，我写了一篇长达8000字的文章投给了《中华读书报》，那是总结我在《读书》杂志上连载了四期，近五万字的长文《寻觅文学艺术的灵魂和知识分子的良知》的体会，所以，题目是《因为没有一个“知识阶层”》，当然，缘于种种不可控的原因，此文几近腰斩，但是，我还是深深地感激编审们，让这道历史书写的痕迹留在了报纸上。隔年在《中华读书报》上发表的《知识分子应该如何反思》，均是后来出版的那本《知识分子的幽灵》一书中的提要内容。

    我在《中华读书报》上发表的第一篇散文是2015年5月6日的那篇《那年我的朝内大街166号》，虽然发表时篇名改成了《朝内大街166号的个人记忆》，但收在《朝内166号记忆》这本书中时，仍然用的是原名。这也算是反响较大的一篇散文。这篇文章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陈彦瑾女士约我为人文社建社65周年而写的特约稿，他们把我这个当年的编外编辑当成自己社里人，让我铭感五内。

    真正与《中华读书报》亲密合作，是近些年的事情了，因为在许许多多研讨会上遇到了舒晋瑜。她是一个十分尽责敬业的编辑，尤其是她对我的两次采访，让我深深地体验到了她的灵动感，她的采访能够捕捉到问题的要害，拿捏住被采访者思想深处的可以出窍的文字。在那篇《关注乡土就是关注中国》的采访中，她把我想说的话，都一一勾引出来了，理性与情感同时迸发，用文学的形式，表达出了我的心声；而在《二十年，十评委：我亲历的“鲁奖”评奖》中，我讲述了许许多多问题，因为当年我把审读笔记找了出来，清晰地勾勒出当年评奖时的每一个细节，尽管囿于种种原因，最后不得不删除了许多有趣的故事，但也是历史现场真实的还原。

    她的灵气在她最近出版的几本采访录中就有了充分的体现。她是大家叫好的名记者，是《中华读书报》“家园”的版面主编。“家园”版上的“枕边书”专栏，是最吸引读者的好栏目，一下就激活了《中华读书报》的青春魅力，走出了呆板困顿的云围。

    一日，舒晋瑜偶然和我聊起了酒事，闲谈之余，大概是出于编辑记者的职业敏感吧，她突然说，不如请你出山，我俩共同办一个关于叙酒的栏目。俄顷，我猛地想起了鲁迅的那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关于文人与酒的论述，其“名士派”的由来，以及文人与酒的关系，这倒是一个不错的选题，说到“竹林七贤”放浪不羁的酒态，心中便有了一些底气，鲁迅说阮籍之流，“既然一切都是虚无，所以他就沉湎于酒了。然而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饮酒不独由于他的思想大半倒在环境。”当代文人不也是处在同样的环境中吗？ 于是顿悟：文章也好，仕途也罢，不都是文人的下酒小菜吗，何不请当代的文人们都来到这个“酒事江湖”里徜徉一番呢？

    于是，我俩一拍即合，即刻由我执笔先写一篇文章，名曰《酒事江湖别样人生》，作为一个“软广告”布告天下，以引天下酒徒和酒场看客为“酒事江湖”栏目赐稿，没有料到的是，此栏目不仅得到了许多作家和学者的大力支持，而且也赢得了许多读者的青睐。第一辑百篇做完成书后，也得到了广泛好评。

    停了几个月，晋瑜又来信，撺掇我们将此栏目继续下去，于是，我们拟定了正式的征稿启事，获得了许多作家学者的大力支持，有的写自己饮酒史上的趣闻轶事，也有的写文坛酒事，我们在相互信任和相互支持中，增进了友谊和默契。

    从一个读者，到一个作者，再到一个编者，这就是我与《中华读书报》的不解之缘。此缘能持久否？或许就关乎那个维系在阅读、写作和编辑过程中持守的人性结缘纽带是否坚固罢。

    2024年8月27日17：30时草于鼓楼医院307病区

    8月29日12时修改于南大和园桂山下

    （作者为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