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然科学文化到博物学文化

    ■刘华杰

    《中华读书报》1994年创刊，那一年我刚获得博士学位，回到北京大学任教（10年前的1984年我曾入北大地质学系读本科）。到2024年，不知不觉已30年，我也快退休了。《中华读书报》是我个人打交道最多的媒体，没有之一。我为读书报撰写了许多书评和杂文。接触最多的编辑是呼延华和王洪波，我们一起经历了太多值得回忆的往事。

    学者宜多写杂文少写论文

    现在学术界流行C刊，在相当长时段内我甚至不知何谓C刊。后来从学生那里大约知道指用某种办法评选出来的所谓核心、重要期刊。之所以对此麻木，一是没有评职称压力，二是个人一向不认为大刊发出的文章就如何了不起。甚至认为，对于文科，通过杂文一样可以表达学术观点、进行简明的学术论证。我的许多学术想法的“发表”，并不特意选择核心期刊、专业期刊，自然而然《中华读书报》成了随时散布“谬论”的地方。除了约稿外，我经常自选题目。我的学术论文写作有意识地通俗化，反过来杂文写作也希望展示新材料新观点。总之不会特意考虑文章的长短、媒体的类别。对我而言，任何写作都是在为他人、为社会服务，信息量、新颖性第一紧要，接下来的考虑是通俗、清晰，我不追求遣词造句，更不愿意故作高深。我以为，在学术论文泛滥的今日，应当提倡学者少写论文，多写杂文。

    暑假期间，王洪波电话联系我写一则纪念文章。我特意在数据库中找出几十篇发表在《中华读书报》上的旧文。重读有两个基本印象：（1）文字风格基本没变，也可以说几十年毫无进步。（2）我关注的主题发生了重要移位，从自然科学文化转变为博物学文化。

    为何有此转变？ 这与我所持有的科学观有关，与我对作为现代性支柱的科学技术的理解有关。“发现”博物之前，我接触过波兰尼科学哲学、科学知识社会学、生活世界现象学、科学编史学、生态学与文明批判，它们都毫无疑问地引向古老的博物学。《中华读书报》见证了我从一名温和的科学主义者转变为一名非科学主义者、反“科学主义”者的全过程。科技在人类历史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如何延续人类文明？ 这是时代大问题。重新“发现”博物学，也许是我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于我，博物学不是一门普通的学科，它是“疗救”的知行体系，它蕴藏着人类及整体地球生态系统的希望；而“技科”的地位则有所下降，从神坛上的偶像跌落到该反思的一种对象。

    自然科学文化与传播

    出于朴素的科学观和进步观，我曾经对科技进展、数字化、科普着迷，甚至想当一名科技调查记者。影响较大的，要数在《南方周末》头版头条报导北京大学力学系蔡全清等同学通过互联网救助清华大学朱令同学的过程（1995）。

    《中华读书报》对科学文化一直比较重视，创刊不久即设有“科技视野”专刊，刊登科技资讯、科学内外、思想者、新论、数字化时代等栏目，我早些年撰写的稿件常常登在这里。数学史家克莱因（Morris Kline）、算法大师高德纳（Donald E. Knuth）、非线性动力学家福特（Joseph Ford）、人工智能思想家麦卡锡（John Mc⁃Carthy）、搜索引擎雅虎创始人杨致远、国际象棋大师卡斯帕罗夫等，我都写过文章，也写过博物学家布丰、达尔文和E.O.威尔逊，但在早期我并未特别强调其博物学家身份。涉及的主题也很杂，包括我从小就关注的生物的手性（2007）、民科与类科学（2008）、弈棋机的智能（2006）、因特网与数字化（1998）、数学家轶事（1998）、索克尔事件（1998）等。

    其中写得最长的是物理学家索克尔挑战《社会文本》杂志的诈文事件，全文7000多字。此文虽然并非国内最早提及此事件，却是早期最全面的一篇。我当时的立场基本上取物理学家阿兰·索克尔，对后现代学人冒犯科学给予了嘲讽。就事实层面而论，那些后现代学人的确难以令人尊敬，但是看问题不能只看一个层面。就宏观、大尺度而论，后现代学人对科学技术的批判是有道理的。这涉及变焦思维。文章快结束时有这样一段：“回到中国现实，在世纪之交，中国的文化争论潜藏如下几个线索：启蒙派、国粹派、保守派和后现代派。这种划分可能过分简单，但大体上没错。这几年，在学术界最流行的是国粹派和后现代派，这可从出版物的数量以及所举办的学术会议次数、规模得到验证。但是这两派都有自身难以克服的缺点，国粹派缺少科学精神，并有狭隘民族主义情绪，不加分析地一味宣称下世纪是儒家文化的世纪。后现代派脱离中国实际照抄西方发达国家知识阶层的话语形式，同时一定意义上继承了其反科学传统，此外作为边缘性的后现代，砸罐子容易造罐子难，它处于边缘时总是合理的，当其向中心挺进时，它的意义和生命力就完蛋了。”26年后再看，大体上不离谱。

    值得注意的是那时写过《论第二种科学》（1998）、《科学圣殿不堪一勘吗？》（2006）和《难忘阿米什》（2000）三则小文。某种程度上已经内含了对科技的批判，但整体而论还处于旧“范式”之中。在那之前我在《哲学研究》上也写过文章《方法的变迁和科学发展的新方向》（1997）。从牛顿时代算起近代科学已有300余年的历史，这段科学可称为“第一种科学”，如今科学界和思想界又在蕴酿着另一种科学，我称它为“第二种科学”，“迄今它只有一个不很清楚的萌芽，至其展露头脚、结出丰硕果实，大概还需要100年时间，至其告一段落走向下一阶段，可能还需要300年”。能否实现？ 当时我颇乐观，现在则不敢乐观了。

    阿米什作为一个鲜活的案例，对我和田松震动都非常大，它胜过无数书面“论证”。从上世纪我就一直在吆喝，向多家出版社推荐，希望译出更多关于阿米什的作品，但收效甚微。我的一名硕士生寻晶晶以阿米什的技术观做学位论文，去美国参加过相关国际会议，翻译了厚厚的《阿米什》一书，可惜书稿迄今未能出版。

    阐发博物学的“救赎”意义

    2019年，本人有幸被《中华读书报》评为“年度学者”，据说推动了博物学文化的复兴，“尝试为这场运动提供理论的说明和引导”。王洪波专门撰写了文章《一场“运动”的发生》（2019.12.31）。我几乎没有获得过纵向的官方奖项，因而非常看重这家报纸给予的此项特别鼓励。此“年度学者”如何评出的，我不知道，至少不需要我报名、填表、找人写推荐。

    一阶博物学在百姓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情况下，几乎自动发展起来，但是其发展速度和方向，却受二阶博物学观念的影响。复兴博物学，首先要解决的是二阶问题，要回答一系列既不容易意识到更不容易回答的问题。主要包含如下几类：（1）中国博物或博物学对应的英文是什么？ 稍加研究会确认，就对应于古老的词组natural history。接下来的问题是，这个词组中history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不宜把此词组译成自然史或自然历史？（2）博物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怎样，孰先孰后？ 之前人们根本不认为这是个正经问题。一旦确认它算个问题，也会简单地以为博物学是前科学、潜科学、浅科学之类。总之跟科学相比，博物学差了一点或者差了许多。当然，几乎没人否定两者历史上的诸多关联。此问题我考虑了十多年，着眼未来发展，给出了“平行论”的回应。这是一种学术建构，需要从过去、现在和将来三个时态来仔细推敲。此建构扫清了博物学文化发展的思想障碍。当然，平行论之建构也包含了若干预设，并非每位学者都认同。（3）如何有效推进博物学文化？ 一阶与二阶相结合是容易想到的，也确实在着力落实。此外，类比于“互联网+”有“博物+”的具体建议。此建议的初衷是没必要设立单独的学科或者建设专门的课程体系，而是要把博物情怀、元素有效融合到现有体制之中。（4）如何避免不良后果，如“技科”之推进有不良后果一样，博物学也会有副作用，于是博物伦理必须及早考虑。博物理论宣言（也称“白鹿宣言”）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此宣言在四川成都彭州白鹿上书院通过后也第一时间在《中华读书报》上得以发表（2018.8.29）。

    最后还有一件事：复兴博物学文化，与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高度一致，为它们提供可行的基础性解决方案，却与现代社会各行各业不断加剧的“卷”直接对立。既然人们讨厌“卷”，为何现代社会越来越“卷”？ 这与西方思想史有关系，变焦来看，与五百年前的路德改革有关系。现代性的方方面面就发生学而言均有基督教神学背景，路德的新教改革比哥白尼革命大得多，但是路德神学被加尔文改造过，“因信称义”被“预定论”取代。信徒人人自危，要加倍奋斗，通过苦行而生产“记号”，在世人面前表明自己属于“天选”之列，能够获得拯救。“卷”的根源在于预定论。许多人不信教或者不信基督教，如何受此特定神学之影响？ 这就需要仔细思考近现代西方思想史、科学史、社会史和全球化了。许多成功人士事后捐款做善事，其实当初少折腾社会和大自然就是最大的善。简单说，恢复普通人的博物实践，意在强调人这个物种访问大自然的权利，这不只是“多识”、认知的“小事”，而是涉及生态政治和物种命运的大事。

    感谢《中华读书报》，让我不断思考。

    （作者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