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怀三个读书类报刊

    ■陈平原

    改革开放以来，读书类报刊中影响最大的，当属创办于1979年的《读书》杂志——其创刊号上李洪林的《读书无禁区》，更几乎成了新时期思想解放的表征。作为第一代读者兼作者，我有幸多多少少参与了“读书”的事业，从1985年合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到2024年发表《中文系的使命、困境与出路》，45年来，我不少有影响的文章，都是凭借《读书》这个好橱窗而得以面世的。

    当初为纪念《读书》创办二十周年，我写了两篇文章，一是初刊《读书》1999年第4期的《与〈读书〉结缘》，以叙旧为主，讲述我如何“从‘文学史’到‘学术史’，再到‘教育史’，十五年间，我的学术兴趣时有推移；每次转折，《读书》都曾慷慨地提供篇幅，让我留下雪泥鸿爪，真是感激不尽”；一是发表在《文汇读书周报》1999年2月20日的《杂志与时代》，那是借用胡适的标尺，表彰《读书》不只“代表”而且“创造了”一个时代，结尾处说：“《读书》的幸运，在于其能独立（思想与文体）、善生存（二十年的风雨）、得民心（十几万的印数）。别小看后两者，此乃《读书》得以引领风骚的重要原因。”

    如今，《读书》杂志依然健在，而刊发我祝寿文的《文汇读书周报》则已隐入历史深处。创办于1985年3月2日的《文汇读书周报》，2014年10月30日发布公告“回归母体”，也就是说不再独立发行了。请记得，当初巴金说过，“这些年我写的文章几乎都由《文汇读书周报》首先发表”；王元化也说，“我的重要文章喜欢发表在《文汇读书周报》上”。曾几何时，在中国读书界纵横捭阖三十载的《文汇读书周报》，已经提早退场了，实在可惜。

    我不算《文汇读书周报》的重要作者，从第一篇《“兼容并包”的大学理念》（1998年6月6日），到最后一篇《“非典型”的筒子楼故事》（2010年7月9日），我在该报总共也才发表25则短文。可即便如此，我还是很怀念这个曾经辉煌夺目的《文汇读书周报》——单就容量、深度与影响力而言，它比《读书》杂志略为逊色，可在当年读书人的心目中，这南北遥相呼应的一报一刊，成绩在伯仲之间。

    相比十年前就悄然隐退的《文汇读书周报》，后起的《中华读书报》，得天时地利人和，逐渐当起了读书类报刊的领头羊——最近十年，与纸媒的普遍没落形成对照，简直是逆势上扬。《中华读书报》创办于1994年7月，两个月后，我就在该报发表《读书，读什么书？》（1994年9月7日），也算是第一批作者了。只不过，一开始为其供稿，我是有一搭没一搭。进入新世纪后，随着媒体版块的变化，以及自家文章趣味的转移，我在《中华读书报》发表文章的频率方才加快。到今天为止，该报刊出我的大小文章（含专访和口述史）共119篇，这实在是个奇迹，连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

    十年前，我为二十岁的《中华读书报》祝寿，提及创刊之初，编辑来访，我“再三强调‘报’与‘刊’的差别，希望《中华读书报》在资讯上要多下功夫”。既然是《光明日报》、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办的面向全社会的全国性报纸，应在提供资讯方面多下功夫，我这么主张并没错，属于常规操作，也比较容易实现。没成想，主办方眼界很高，并不满足于为“出版行业”提供“资讯”，而是得陇望蜀，站稳脚跟后，逐渐往思想、文化、学术、教育等诸多方面拓展。等到我为其贺寿时，已然慨叹：“真是‘女大十八变’，当初并不怎么被看好的《中华读书报》，经历任总编及编辑们的不懈努力，如今竟出落得如此‘楚楚动人’”（《“四有”与“四不”——写给弱冠的〈中华读书报〉》，《光明日报》2014年4月11日）。

    近期检索自己在《中华读书报》发表的众多文章，猛然间想起一个问题：这些文章中，起码有一半以上，同样适合于名声更为显赫的《读书》杂志，是什么时候、因何缘故，使得我把发表此类文章的重心，从《读书》转移到《中华读书报》的呢？ 还有，这一“战略转移”到底效果如何？

    时至今日，我依旧十分尊重《读书》杂志，在该刊发表的65文，属于我所撰文章的中上乘。平日里，凡有合适文章，首先想到的，也是能否交给这个交往多年的名刊发表。只是我很清楚，给《读书》稿子得有耐心，那里稿挤，加上排版周期，即便特别关照，也是两三个月后才能刊出。早一点或晚一点发表，这在以前没有任何问题。可如今不一样，网络时代情况瞬息万变，尤其是会议发言或集会演说，一不小心就被抢先报道或摘要刊出。因此，凡急着要发表的文章，我首选《中华读书报》。记得有好几次，为避免出现撞车的尴尬局面，我甚至事先将文稿交给了报社，说好那天现场演讲或发言后，就请马上刊出。

    要说时间紧，那为何不给日报呢？ 这就说到，这些年纸媒萎缩很厉害，很多日报的副刊岌岌可危，能坚持下来的，也都大大压缩版面。这种状态下，发小文章可以，大文章不合适。《中华读书报》的好处是机制特别灵活，长短搭配、雅俗相间，八千字以下文章，若选题合适，一次刊出没有问题。记得我曾暗下决心，涉及读书及文化类文章，长的给《读书》，短的送《中华读书报》。很长时间确实也是这么操作，且相安无事。可自从《中华读书报》开设“文化周刊”等，也能发整版文章，那就跟《读书》杂志没有什么差别了。比如，我近年在该报发表的《中国大学“双循环”的必要性与可行性》（2021年1月27日）、《学科升降与人才盛衰——文学教育的当代命运》（2022年5月25日）、《“现代中国”的视野以及“人文史”构想》（2022年10月12日）、《散文作为想象中国的方法》（2023年9月20日）、《博士生导师的责任与边界》（2024年1月3日）等，自认为都写得不错，交给《读书》杂志应该也是可以的。

    十八年前，我曾专门谈论“《读书》对于八九十年代中国学界的贡献，不只是‘思想’，更包括‘文体’”；若追根溯源：“《读书》思想上追摹的是《新青年》，文体上学习的是《语丝》；现在看来，邹韬奋先生《生活》周刊的‘以少胜多’与‘一挥而就’，也是其直接的渊源”（《〈读书〉的文体》，《南方周末》2006年2月16日）。《读书》之讲求文体，在中国学界有口皆碑；虽历经几代主编的改造，主轴略有偏移，但依旧还是其金字招牌。相对而言，《中华读书报》上的文章参差不齐，但也无所谓，反正萝卜白菜，各取所爱，怕的是一份报纸或杂志上手，连一篇想看的文章都没有。

    应该这么说，《中华读书报》上的文章，总体上不及《读书》文章精致与深邃，但有一个好处，主持人的身段似乎更为柔软，选文的弹性很大，兼及各种可能性，这让供稿者可以放开手脚。比如说，学术性不太强，夹杂叙事与抒情，或涉及个人生活的，我就不好意思给《读书》了。可《中华读书报》的编辑说，没关系，这样有感而发、轻松自如的文章，正是他/她们想要的。比如近两年在该报刊出的《江南春雨与浙江文脉》（2023年4月12日）、《阅读与生命的痕迹——故乡、食物与记忆》（2023年7月5日）、《我的教育理念及实践》（2023年11月8日）、《我见证了一个时代》（2024年4月10日）等，完稿后我都曾犹豫过是否应该投《读书》，最后还是自我否决了。这无关对错、高低、雅俗，而是不同报刊的读者预设，以及某种心照不宣的评判尺度。作为长期写作的人，什么样的文章合适给哪个报刊，自己心里有一杆秤，一般来说八九不离十。

    最后一个问题，不在大学教书的，大概很难想到。那就是《读书》如今属于官方认可的C刊（有些学校甚至定为重点C刊），年轻教师在上面发表，是可以算业绩的。这样一来，自然吸引了很多优秀作者，杂志因此也不缺好稿子。这个时候，像我这样发不发C刊无所谓的老教授，就显得有点尴尬。我当然晓得文章发在好杂志传播面广，影响力大，可一想到“版面有限”，而自己又并不特别需要，实在不该跟年轻人抢占表演舞台——在你是锦上添花，在人家可能是生死攸关。念及此，我有点“自暴自弃”——说实话，这也是最近十年我较少在《读书》等重要刊物上发表文章的原因。至于《中华读书报》上发文章，基本上是市场行为，不存在与年轻人争夺生存空间的问题，这我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往前走了。

    回到我的“战略转移”，你问“效果如何”，我的答复是影响不大，顺其自然就是了。因为，像我这样的职业读书人，经常撰写虽有意趣但无关紧要的文章，投给哪个报刊都可以，能及时且完整发表就行。“江山代有才人出”，即便报刊主编因念旧而“特别优待老作者”，你可千万别自作多情，以为缺了你地球就不转了，没那回事。所以，我对于一路走来提供版面的诸多报刊，包括今天谈论的《读书》《文汇读书周报》《中华读书报》等，始终心存感激。

    并非举足轻重的大人物，任何纪念活动，都轮不到我来“挥手指方向”。那就调转话头，借《中华读书报》“三十而立”的契机，表达我对这三个读书类报刊的感念。

    2024年8月3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作者为哲学社会科学一级教授、北京大学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