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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康慨
78岁的美国著名电视新闻主播和记者宗毓华（Connie Chung，宗康妮）出版自传，回顾传奇般的职业生涯。
《康妮》（Connie）厚336页，9月17日由中央车站社出版，因其幽默、进步和积极向上的力量而广获赞扬。几乎所有美国主流媒体均刊发相关报道、采访或评论，其中既有她工作过的全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美国广播公司和有线电视新闻网，也有《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今日美国报》《纽约邮报》《人物》杂志和美联社等非电视媒体。
一开始她必须模仿男人……
宗毓华祖籍苏州，1946年8月20日生于美国首都华盛顿。在长达半个世纪的职业生涯里，她先后供职于全广、哥广、美广、有线电视新闻网和微软全广，是美国主流电视网晚间新闻节目的第一位亚裔主播，以及继芭芭拉·沃尔特斯之后的第二位女主播。
但这一切的获得并非没有代价。她不无幽默地说，从业之初，她是靠着自我异化、模仿男人、酗酒和讲下流笑话，才闯入新闻业的男孩俱乐部的。50年前与现在不同，那时往往只有在酒桌上，记者才能得到内幕消息。
宗毓华写道：
我一开始并不想成为男人。但20世纪60年代末，当我闯进男子主导的电视新闻行业时，周围看到的是一片白种男人的汪洋。老板、新闻编辑室的同事、竞争机构的记者，甚至采访对象，统统都是异性。他们身材高大，穿着一模一样的笔挺西装，打着领带，脚踩正装雕花皮鞋，声音低沉洪亮。我羡慕他们的张扬、豪迈，羡慕他们一走进房间就能掌控全场的气势。他们说话时充满自信和权威。他们得到尊重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们是男人。
我远没有他们那样的经验。当时我23岁，穿着涤纶衣服、喇叭裤、迷你裙，留着及肩长发，烫卷了，还喷了发胶。我的身高只有一米六三点五（别忘了那半厘米），所以我穿上高跟鞋作为补偿，希望尽量与男人平视。我不想仰视他们，我想跟他们平起平坐。我尝试压低声音模仿他们，复制他们在镜头前的语速和节奏。
我知道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欺负我，而我无力反抗，所以我加入他们。我知道我永远不可能成为群男里的一员，但我可以借鉴他们的做法……
我变得好斗、强悍、猥琐，极具竞争性。是的，我外表像莲花，说话却像个水手，满嘴粗话，带着生猛的幽默感。
尽管在家里总是文静端庄，但在新闻行业，如果我不果断，不充满斗志，就无法生存。男人都是牛哄哄的，所以我也拼命鼓起同样的自信。男人自认为天生我材必有用，天哪，我也是。
事实上，我已经完全相信自己是白男群里的一员了，以至于每当我走过镜子或商店的橱窗，都会惊讶地看到一个年轻的中国女人凝视着我！
我选择了一份要对着数百万观众讲话的职业时，我的四个姐姐都很震惊。“我们的小康妮啊，就算是在杂货店的午餐柜台前，我们问她想点什么吃，她都不肯开口呢！”小时候，几个姐姐就像老母鸡一样围着我——既专横又情绪化，总认为自己更懂事，永远在告诉我该做什么，该说什么。叽叽喳喳，震耳欲聋。我从不发声，因为我根本插不上话。
但我们在做家务时，我会拿起吸尘器的软管，“采访”周围的任何人。事实上，做记者非常符合我的性格。我更喜欢观察，看着眼前发生的事，从不表达自己的观点。
我从那个在家里没有声音、在学校从不吭声、不举手回答问题的五姐妹当中最小的一个，变成了一个无所畏惧、雄心勃勃、充满勇气和胆量的人，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而大声说话的人。
问题是：男人根本不理解我是他们中的一员。他们就是不明白。很多从事电视新闻工作的男人，尤其是那些当上主播的男人，都得了一种病：大腕症。这种病的特征是脑袋膨胀、喋喋不休、自吹自擂，加上自恋倾向、毫无收敛的自负，以及对自身性能力的幻想。很少有女人会得这种病，即使得了，也症状轻微。这种病给我设置了重重障碍，我要么跳过去，要么得想法子绕过去。
……直到她造就了康妮一代
美国记者王康妮（Connie Wang）同为中国移民后代，也是一本关于母亲的英文新书《我的妈呀》（Oh My Mother!）的作者。她回忆，小时候，父母让她在上学前自己取个美国化的名字。她想到了“康妮”，因为她在电视上看到一个漂亮女人就叫这名字。
等到上了大学，身边亚裔女生的数量暴增，王康妮才发现自己属于一个特殊的联谊会。她周围有各种各样的亚裔美国人康妮，很多人的名字都是父母取的：郑康妮、郭康妮、徐康妮，好几个程康妮，好几个王康妮。
2023年5月，她就此为《纽约时报》写了一篇大稿：《康妮一代》。文中写道：“我的家人不知道的是，同样的场景正在全国各地的客厅和医院里上演。上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的亚裔美国家庭——大多是华人，全都是新移民——考虑新生女儿的未来时，受到电视上为数不多的熟悉面孔之一的启发，在无数出生证上，他们将自己的愿望、希望和抱负托付给一个名字：康妮。”
在宗毓华坐上主播台以前，很少有亚裔美国父母给孩子取名康妮。王康妮采访了很多个康妮，她们名字的来历无不指向同一个人——宗毓华。
《纽约时报》为这些年轻的康妮拍摄了照片，有单人照，有与母亲的合照，还有大合影：十个年轻的康妮作为代表，簇拥着年近耄耋的宗毓华。连当天的摄影师都叫康妮：荒卷康妮。
“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这就是康妮一代。”王康妮今年9月16日告诉美联社。
宗毓华也在《康妮》一书里充满感情地写道：
2019年，一个叫王康妮的记者联系我，告诉我她发现在20世纪7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很多亚裔父母给女儿取名康妮，以我的名字命名！ 什么？ 我根本不知道我的名字会这样一路传承，甚至形成了一个康妮姊妹会。这也许难以置信，但我从未意识到我对亚裔群体产生了如此深远的影响。我震惊不已。我的头至今还是懵懵的。
这是我人生蛋糕上一颗巨大的樱桃。原因如下：我从不曾为自己宣告成功。这也许是女人的天性，也许还是华人的天性。我一直为自己是华人而自豪，但与此同时，我也知道，某些人把我们亚洲人视为异类、外国人、二等公民。我感到震惊的是，这些亚裔父母把我看作打破了种族隔阂的人，一个得到接受的人，一个他们希望传承名字的人。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一直争取被接受，一直争取平等并受到重视，但从未认为自己实现了这些目标。突然之间，“康妮一代”宣告了我的成功。
宗毓华之所以在晚年动笔写回忆录，是因为“我看到了父亲写给我的一封信，是他在我开始做新闻工作后写的。”她告诉9月18日播出的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我父母分别于1909年和1911年出生在旧中国……他们小时候父母都非常传统。我母亲裹了小脚。他们的婚姻是包办婚姻，当时她只有12岁，他14岁。他们在各自17岁和19岁时圆了房……你大概不相信，他们生了十个孩子。我是第十个，也是唯一一个在美国出生的。他们在中国生了九个小孩，其中五个在婴儿时期就夭折了。夭折的婴儿里有三个是男孩。”
写书的另一个原因是为了清除废物。宗毓华披露，1946年为她接生的美国医生在20年后借机侵犯了她。她告诉美国《我们周刊》，她在回忆录里重提旧事，是想借此“排出体内多余的废物”，一吐为快，告别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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