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我的外祖父袁同礼先生

    ■袁书菲（Sophie Volpp）

    编撰年谱是一件无私之举。历经十年，雷强博士编纂的《袁同礼年谱长编》对研究中国近代学术史、文化史的学者来说将是一份无价之宝。可以预见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它将被广泛参考。

    这本书包含了我外祖父袁同礼先生的生平、著述和往来书信，呈现了数十年间他对建设中国图书馆事业、推动中外学术交流的投入，讲述了中外学术界的精彩往事。其中，本书汇集的信件部分出自致力于中国近现代转型的文化精英，他们竭尽所能发展各种公共文教机构，譬如图书馆、大学、博物馆。尽管如今这些公共机构已经被视为现代社会应有之物，但在清末民初，它们大都还处于萌芽阶段。

    据我的母亲袁静女士回忆，外祖父的梦想之一是让中国的每个村庄都有一个公共图书馆。他们那代人青年时即以天下为己任，但是实现梦想的时间却少得可怜。1916年外祖父从北京大学毕业后，随即前往清华学校担任图书馆馆员，其间他负责监管当下仍在使用的清华大学图书馆的营造。1920年，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将外祖父送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州立图书馆专科学校学习，认定他将来会学成归国，帮助中国确立并发展现代图书馆学。1924年外祖父回国，到1937年7月日军侵入北平，较为安定的时局只有短短的13年。此间，他担任了北京大学教育系讲师兼图书馆主任，发起并筹组了中华图书馆协会并长期负责执行部的事务，随后不久又担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的副馆长。最为重要的是，1926年他离开北京大学图书馆，先后担任了北京图书馆（北平北海图书馆）图书部主任、馆长；在国立北平图书馆合组成立后担任副馆长，并代蔡元培馆长主持馆务；1940年3月蔡元培先生去世后被推为馆长。无论是梁启超还是蔡元培都身兼数职，图书馆日常事务都落在了外祖父的肩上。在某种意义上讲，外祖父对馆务、馆舍、馆员的筹划，奠定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基业。外祖父和他那一代友人、同事不朽的努力，在本部年谱里得以充分体现，我想每一位读者在翻阅之后都会对这些先贤肃然起敬。

    除了投身中国图书馆建设，外祖父还致力于追索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据我母亲说，外祖父对记录海外的古籍善本、艺术品和文物的兴趣源于他的一个愿望——那就是当中国有一天有能力要求各国返还这些古物时，他所修编的相关目录能在谈判过程起作用。1924年从欧洲返回中国前，他在英国、法国、德国调查了《永乐大典》卷册保存情况。此后十余年间，外祖父发表了多篇关于《永乐大典》现存卷册踪迹的文章。

    1934年，外祖父利用赴美、欧考察之便搜求有关欧美收藏的中国艺术品的信息。在1940至1941年，他与陈梦家合作编写了《海外中国铜器图录》。该书基于外祖父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收集的照片。序言中，他描述了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之多，以及日军侵华战争爆发对他研究工作的影响：

    我国古物历年流失于国外者，不可胜记。……民国二十三年适有欧美之行，爰从事调查列邦所藏之中国古器物，稿已盈尺，未克刊布。二十五年复承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之委托，乃继续征集；本拟将影片记录，分类刊行，工作未竣，而卢沟变作，进行事宜，胥受影响。本年[一九四零]春乃将铜器部分，重行整理，并承陈梦家先生之赞助，编成图录，分集印行。

    外祖父也延揽其他的家庭成员来共同推进这一愿景，为后世制定一份踪迹路线图，以追溯失落的文物。很久以前，我的母亲和舅舅们收到了一封来自母亲表亲、音乐学家李慧年和她丈夫汪德昭的信，这封信证实了外祖父对追索海外流失中国文物的终生关切。1945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去世时，他们二人仍然在巴黎求学。外祖父写信给他们，询问是否可以接触到伯希和的遗孀，确认伯希和收集的敦煌文物是否还在他的私人收藏中，以及能否将它们返还给中国。他们二人在信中写道：

    伯希和把敦煌宝物运到巴黎后，大部分交给博物馆，但是最精彩的手抄件、彩色佛像、明朝纸币……等等，收留在家中。伯希和去世后，他的夫人要把这部分宝物卖掉。守和表舅知道消息后，从北平电告，令我们和伯希和夫人接谈，可否把敦煌文物部分卖给中国。伯希和夫人是一个没有文化修养的人，她要价之高，不可想象……

    尽管购买这些文物已不可能，外祖父还是请求汪德昭对伯希和家中的文献和文物进行编目，以期未来最终能够追索到这些物件的下落。为此，汪德昭花了两个月编写目录。然而最终，伯希和的遗孀将这份目录据为己有。

    在战争期间保护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古籍善本既是外祖父的职责，也出于他对中国文化遗产的由衷关切。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国立北平图书馆历年来南迁的善本古籍被藏在上海的法租界震旦大学校内。在法国被德国占领后，日伪的势力渗透到法租界，这些藏书面临着被截获并运往日本的危险。外祖父组织将这些藏书运往美国作妥善保存，并多次前往上海与徐森玉、王重民、钱存训等人一起挑选、包装和发运这些古籍。

    正如中国国家图书馆制作的纪录片《善本南迁》中所讲述的那样，因为外祖父在1941年秋忙于将这些善本从上海运往华盛顿，家人们错失了离开香港的时机，失陷于此。生活在日据时期的香港无疑是这个家族在战争年代中最为惨痛的经历之一。陈衡哲女士和她的儿子任以安也困在日据时期的香港。多年以后，任以安告诉我，他和他的母亲到袁家寻求庇护，外祖父和外祖母从仅有的三个房间中辟出一间供他们居住。我的母亲从来不愿意谈及那段过往。但任以安告诉我，他们每天都需要花费数小时来寻找食物。因为日军在街上巡逻，母亲被困在公寓内长达数月之久。但通过玩地理游戏，她的思绪得以短暂飘离日军魔爪下的香港。任以安记得有一次我的母亲提出“列支敦士堡”，同龄的伙伴们被这道题难住了，但她感到非常满足。

    或许本书中收录的最触动人心的文字是外祖父于1941年10月30日写给胡适的一封信，在极度困顿的环境下，外祖父的次女（也就是我从未谋面的姨姨）袁桂夭折了。然而，他仍以公务为重，外祖父告知胡适先生他已将存放在法租界的100箱图书运往美国，其中25箱直接寄送给美国国会图书馆，75箱寄送给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他写道：

    平馆善本书籍壹百箱已分数批运美。因海关不肯负责，不得不特别慎重，收件之人必须时常更换，以免引人注意，故内中廿五箱寄国会图书馆，七十五箱寄加省大学。又因抢运性质，故只要能谋到船上舱位若干即寄若干，幸均安然出口，如释重负。今则美轮已停驶沪上，以后再运必更困难矣。箱件到美以后，分存两地或应集中一处，敢请费神代为筹划，一切统希钧裁，径嘱吴、王两君办理可也（装箱目录各寄加大及国会图书馆一份）。

    闻数月以来，贵体与精神俱佳，深慰远怀，惟每晚睡时过晚，未免有损健康，尚冀在可能范围以内多加休息，为国保重，不胜企祷。平馆经费前以中基会无力增加，曾向教育部请求列入国家预算，亦未能办到。近来物价日昂（美金一元可换国币三十余元），同人星散，办事尤感棘手，倘不从速设法，则后顾茫茫，真有不堪设想者，未识我公将何以教我。最近舍下长幼三人均患盲肠炎，而次女以割治稍迟，竟因之夭伤。此间医药之费颇属不赀，故私人方面亦告破产，因之心绪恶劣，未能早日握管，想公必能见谅也。近印《石刻题跋索引》，为一有用之工具书，特交邮寄呈壹部，并乞惠存为荷。

    这封信中有太多的内容值得被学者所利用和引征。然而，在此我仅想向外祖父、外祖母和她的孩子们在抗日战争期间所做出的牺牲致敬。1937年7月，那是袁清舅舅出生前不久，外祖父的名字出现在日军的通缉名单上，他因此被迫离开北京。外祖母留在北京生产完后，带着四个孩子前往香港与外祖父汇合。在战争年代以及战后不久，因为工作的缘故，外祖父经常长时间离家，在越南、印度以及国内多地（云南、香港、上海、重庆等）奔波。抗战期间，我的母亲上过十余所不同的学校。与战时在昆明的表亲们相比，母亲这段经历则更为艰难。当我问她为什么要经常搬家时，她说：“我们跟着书走。”这样的解释让我略略知悉战时的艰辛，每每想到此处就会哭出来。这个家族从北平搬到昆明，再到大理，再经由越南抵达香港，然后返回昆明，之后在1942年前往重庆，1946年回到北平。今人从字面很难想象他们受过的苦，然而这一切付出都体现了他们那代人抗战必胜的信念。

    本书后半部分收录的信件表现了外祖父在美国期间的坚毅和决心。那同样是一段艰难岁月，可能更为孤寂。全家一无所有地远赴美国，匆忙之间甚至连套完整的衣服都没有带。1949年2月21日，赵元任、杨步伟夫妇在旧金山的码头迎接了外祖父、外祖母及我的母亲和舅舅们，并将他们带到伯克利的家中。在那里全家度过了在美国的第一夜。我的母亲对此终生心怀感激，她记得杨步伟特意为她准备了一只行李箱，里面装满供她带到华盛顿特区的衣物。

    1965年1月以前，外祖父断断续续地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以顾问或编目员的身份工作着。徐森玉先生的哲嗣徐文堪曾告诉我，留在中国大陆的同僚和朋友都理解为什么外祖父愿意“屈尊”担任编目员：因为他只能用这种方式，守护在1941年运往美国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古籍善本；如果时局允许，或许能够将这些珍宝运回魂牵梦绕的北平。直到1965年1月15日，外祖父退休之前，他就像一位“看门人”，守在那里。外祖父的预感是准确的：在他去世几周后，台湾“中央图书馆”的馆长蒋复璁致函美国国会图书馆，要求将这些图书运送到中国台湾地区，但这违背了外祖父的意愿。

    1949年后的十余年里，外祖父完成了他生平所撰文献目录中的大半。令人惊叹的是，其中相当部分的目录他是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全职工作之余编纂的。袁清舅舅记得他下班回家后会与家人共进晚餐。他们会听收音机上的新闻，然后外祖父就会去书房继续他的工作，直到晚上11点左右才上床睡觉。雷强博士在这本书中收集的信件略略展现了这项工作的艰苦程度。为了编写中国留美、留英、留欧大陆各国博士论文目录，外祖父开始收集中国留学博士学生们的信息，他一封接一封地给各学校写信，以了解获得博士学位的学生信息。然后他还得尝试通过各种途径或手段联系这些学生，询问他们中文名字的汉字写法。

    与他那一代的许多人一样，外祖父鲜少谈及自己的成就。袁澄舅舅曾告诉我，尽管他于20世纪40年代末在清华大学就读时经常在外祖父监督建造的美丽图书馆里学习，但外祖父从未提到过他监督了图书馆的建造。外祖父对子女们都非常支持，并不干涉他们心中的目标。母亲曾告诉我一些温暖的细节，譬如无论外祖父多晚从办公室回家，总是会来到孩子们的卧室，检查他们是否踢掉被子。母亲及舅舅们每个人都表示，在他们记忆里外祖父从未说过一句愤怒的话。尽管在我两岁的时候，外祖父已经去世，但一直以来，我对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有着深刻的印象，这大概源自母亲、舅舅们还有外祖父的同代人对他怀有的崇敬之情。

    最后，我想表达的是，雷强博士在编纂这本年谱过程中付出的无私劳动令我想起外祖父致力于促进他人研究的精神。我一直认为外祖父身处英雄辈出的年代，为建设文教机构、推动中外学术的进步，他们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常常是忘我且无私的。当读者阅读本书中所辑录的史料时，应该能感受到那一代人心怀的巨大责任感，这种责任感之强具体表现为——在他们看来任何与研究相关的工作都是值得付出的。在他对《永乐大典》的研究中，在他关注中国文物在海外流散的过程中，在他为国家图书馆服务的岁月里，以及在他修编的文献目录中，凡此种种，无不体现了外祖父始终挂怀的是让后世之人能够便捷地接触到古籍善本、新近著述、文物和他人的研究成果，这是图书馆、博物馆的职责，也是外祖父毕生的追求。非常感谢雷强博士继续推进外祖父心怀的使命。

    （作者为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语言文化与比较文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