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朱锐的生命读书会

    朱锐（1968—2024）出生于安徽安庆，生前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杰出学者”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与认知科学跨学科交叉平台首席专家、博士生导师，在心灵哲学、神经美学、比较哲学、古希腊哲学等研究领域做出积极贡献。生命最后一年，他带病给学生讲课，开展生命教育，其课程和人生经历引发社会关注。

    2024年6月23日，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典礼上，哲学教授朱锐与同学们做分享，并寄语道：“希望大家以后无论在哪里，在中心还是边缘、是高还是低、是大还是小，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并且凭借你的善良智慧、坚韧不拔，使那片天空为你而灿烂。”那是朱锐离校前的最后一课。8月1日，朱锐因直肠癌去世。他对哲学学科建设的贡献、对教育事业的执着，以及带病给学生讲课的故事，都引发了社会关注。

    他曾放弃美国高校“终身教授”的身份毅然回国，致力于神经科学和心灵哲学交叉领域的研究，做精于“传道授业解惑”的“经师”与“人师”的统一者。他用身体力行的实践，直观呈现了“哲学家何以不惧怕死亡”的命题。哲学家的最后一课实则是把自己对象化的身体化作了一种不可复制的生命读书会。    

    ■宋扉

    这是克里斯蒂娜的世界：一只寄居蟹拖曳着沉重而轻的壳，向那极远却极近的归宿爬行……

    ——朱锐《无题》

    “一场为了告别的聚会”

    “今天是我们新学期第一次读书会，也是一场为了告别的聚会。大家谈谈各自印象中的朱锐老师，以及他的思想和精神品格——就像朱锐老师讲的，越是最深的体验越能调动我们自身的记忆和情感……”

    教师节前夕，朱锐教授生前同事和学生在中国人民大学校园中进行了一场特别的“生命读书会”。而当天，正是朱锐离去一整月的日子。在朱锐刚刚逝去的这段日子里，刘晓力受邀参加“‘新物种’AI哈密野外科考研修营”项目，她希望通过在大漠戈壁和冰川雪山中的行走，完成一场对同事和挚友独特形式的纪念。

    午后的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楼前，碧草如茵。和往常一样，刘晓力和朱锐的学生们，约定在开学前找个地儿和老师促膝谈心，聊一聊过往、当下和未来。不同的是，这次朱锐不再会到场，但大家还是默默地为他留了一把空椅子——一把他平时爱坐的帆布椅。

    “他是一个行走的思想者。很多思想都是在星空下、在穿越大山徒步的过程中形成的，他把那些洞见记录在随身携带的平板电脑上，然后再用最自然的语言传达给我们。”朱锐在人大哲学院的学生路文博士首先推开回忆的闸门，“对他而言，课堂似乎不是一个要完成的教学任务，而是一次师生间的对话，一场共同的哲学探寻”。

    “在我看来，朱老师是把自己活成了一首诗，他确实是一位诗人哲学家。这方面，胡可欣接触朱老师诗的机会可能更多一些，而且她自己就是诗人。请可欣来解读一下朱锐老师读诗写诗这一方面。”晓力老师欣然点将。

    “老师曾经说，诗歌就像你走到外面去看星星。我特别认同这句话，我觉得这是一个真正有‘诗心’的人才能这么说出来——诗歌就像是某种纯净而澄澈的东西，突然降临到你身上。”作为朱锐老师带的硕博连读生，胡可欣回忆刚入学时，她和诗友们筹划着成立一个名为“实影诗社”的新诗社团，想请老师为诗社题写寄语。朱锐特地选了恩培多克勒的诗句并化用其中，写下这么一句：在如波光的火焰中消失的影子，也曾经是男孩、女孩、灌木丛，和跃出海面的沉默的鱼。

    “朱老师是用身体力行的实践呈现了‘向死而生’或谓‘向死而在’的生命哲学。前不久，雷沐春同学写过一篇《生命的变形》尝试解读朱锐老师的生命哲学，我们请沐春同学和大家分享一下对老师生命观的理解。”

    “朱老师其实就用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说，‘我们生他者之死，死他者之生。’旧的个体死亡恰恰能够滋养新的生命个体。而我们之所以一直能够延续下去，正是因为这种生命与死亡之间的循环。朱老师也在课上反复谈及道家的‘大化流行’的思想。庄子强调‘一气流行’，宇宙中真正唯一存在的就是流动不止的气，生命个体不过是一气流行中的暂时状态，而气有一个特征就是要不断地物化，时而物化成了一个男性，时而是一个女性，时而是一只蝴蝶，有时甚至是其他不起眼的石头、沙子。所以一种生命的形式的消亡，恰恰意味着他可能回归到了气的流动的状态之中，是为他的新的生命形态做奠基。”

    “朱锐以他独特的方式点燃了学生自由追寻真知和智慧的内在激情。接下来，我们听一听赵海若同学对朱锐老师课堂的印象。”

    “我们学了这么多年哲学，经常听到一个问题，学哲学以后能干吗？ 哲学绝对不仅仅是说做两篇论文这样一件事，而是真的可以让一个人看待生命、看待世界的视角发生非常巨大的变化。我说一个特别小的生活中的例子，我以前特别害怕坐过山车这一类带来剧烈冲击的游乐设施。但是自从听了朱老师上课，他说艺术就是感受的敞开，就是你的感受要面向这个世界，把所有的感官都敞开，在这种敞开当中，你才能够发现自己的存在和世界的存在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自从那次讲课之后，对于过山车我就没有那么恐惧了，我会勇敢地去尝试，让我的感官打开。这是哲学——特别是朱老师的思想对我们的生活产生的切身影响……”

    当大家聊完起身的时候，一束天光正好打在那把空椅子上——“我相信老师并没有真正离开！”多年以后，回望这片绿草地，他们一定会想起，那个松影斑驳下午的那一瞬间。

    “翼装飞行的追风少年”

    就在这次读书会的前几天，记者来到刘晓力老师家。原初计划两个小时的访谈，从早上到晚上，整整采访了一天。

    “朱锐的意义，不仅仅是值得表彰的‘一位哲学教授不惧怕死亡，癌症晚期仍坚守课堂，启迪学生心智的优秀教师’的故事。”刘晓力郑重地说：“于我而言，朱锐还是一名跨越多学科边界研究哲学的思想者，是神经科学、哲学和艺术前沿交叉事业的探路者和播种者，更是以具身性的实践学习死亡、练习死亡，并自觉向中国大众传播死亡哲学的一名觉醒者和先行者。”

    2019年中秋傍晚，好友梅剑华带着一位面目清秀、有着追风少年般气质的“小伙子”来聚会。自我介绍后刘晓力才知道，原来眼前年过半百的“年轻人”就是田平（朱锐在美国读博士的学姐）几年前向其推荐的那位师弟。

    在田平眼中，朱锐是一个“有着丰富光彩可以烛照别人的人”。而在另一位好友刘畅心里，朱锐真挚而纯粹、热烈又朝气蓬勃，他的灵魂是学院哲学中少见的“丰沛、灵动的感性与生命力的交响”。

    “朱锐首先是一个幸福的人，其次才是一名哲学家。”姐姐朱素梅回忆说，朱锐小时候个子小、淘气，但骨子里却是柔情的。有一次寒假回家，姐姐受委屈离家出走，那是个大雪夜，朱锐一直紧跟着姐姐，雪天路滑，他摔了爬起来，爬起来又摔。不论姐姐怎么劝，就是不回家。“你不回去我就一直跟着你。”姐姐心疼这个顽固的弟弟，只好一起回家。“那个小破孩儿！ 平日里净是调皮捣蛋欺负姐姐，但心里头还是很爱这个姐姐的。”忆及往事，姐姐不由地嗔笑道。

    朱素梅感慨，朱锐小学时不用功，几乎没进过教室，初中了依然坐不住，老师稍不留神他就溜出教室去玩。比起课堂的灌输，朱锐更愿意自学，一部《三国演义》，被他读得滚瓜烂熟。可惜家里可读的书太少，学校也没办法拴住这个“野小子”。直到上大学后，有了图书馆，他才终于收起那“野牛”般的心，整日如饥似渴，“沉浸在知识的汪洋中，享受那深蓝的陶醉”。

    从安徽大学到北大外哲所，朱锐一直以饱满的热情探索精神的“自由”，并不断怀疑、挑战、更新自己。1990年代在美国杜兰大学师从著名心灵哲学和认知科学家博格丹（Radu Bogdan）攻读博士学位。1997年取得博士学位后，相继受聘于德克萨斯州立大学哲学系、森林湖学院哲学系与神经学系，并于2016年受聘终身教授。2018年回国，入职深圳大学哲学系任特聘教授。导师博格丹对朱锐的评价是“一位才华横溢、博学、多学科交叉的原创哲学家，已经取得坚实的工作并展现未来更多的承诺”。

    2020年8月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朱锐任“杰出学者”特聘教授以及首席专家。其后接替刘晓力担任了哲学与认知科学跨学科交叉平台的负责人并为共同首席专家。从深圳大学调入中国人民大学时，他的硕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的陈启伟教授寄来满满一页纸的推荐信，欣爱之情跃然纸上：“对学习和研究充满热情和赤诚之心，从未心有旁骛，非常难得。朱锐是国内国外都不可多得的跨学科人才，在国内外发表论文的深度和广度极为罕见。他的工作充分显示出他的学识和充满想象力的创造性。他所从事的事业把心灵哲学、脑科学、心理学和柏拉图研究结合起来，将是方兴未艾的一项伟大事业。”

    8月1日，“朱锐笑眯眯地走了。”刘晓力回忆道，他们最后一次去安宁病房看望朱锐时，床上消瘦的他眼里放光，满面笑容，把递给他的一束鲜花高高举起说着，“太开心了！”——“那个精神和思想自由的追风少年，只是一直守护着内在的尊严，褪去了寄居蟹的壳，化作一束光，向着更为浩瀚的宇宙继续翼装飞行了。”

    “哲学家留在奥森公园的帆布椅”

    “认识你自己”是刻在希腊德尔斐阿波罗神庙门前的第一条箴言。朱锐终其一生恪守这一箴言，“我觉得一个人应该学会做一个孤独的思想者，让自己安静下来，不带任何幻想和猜想，去冷面地、但是又热情地看待这个世界”。

    “老师常说，哲学是可以安身立命的。”在赵海若看来，哲学和祖国就像是朱锐的双重归宿。他坚定地选择回国，是为了把他的平生所学贡献给生他养他的故土。

    一次老友相聚，酒过三巡，朋友梅剑华问他，“深大给了

    这么好的职位和待遇，为啥你还要选择调来人大？”朱锐笑笑说：“我喜欢山，深圳没有山，北京有山。”梅剑华打趣道：“我觉着北京不只有山，还有人。正所谓城里有人，城外有山。”

    去年秋天起，朱锐还在治疗中，就坚持给本科生开课。一次课，朱锐只能独讲40来分钟。剩下的时间，他请同事刘畅或硕博生们代讲。有时，他会在课堂上闭眼稍事休息，十几秒钟后才从病痛中缓过神来。

    “为何还要坚持上课？”姐姐最初表示不解。

    “上课能给我养料，是我身心能量的重要补给。”朱锐对姐姐解释，上课对他而言不止是一种哲学上的探索，更是一种身心的疗愈。

    生活中，他同样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展现出一种盎然的生命力。疾病可以让他疼痛，却未曾战胜过他。他甚至把自己当作一具生命教育的标本，一面治疗、一面自我洗涤、一面向学生们呈现自我本真的生命状态。哪怕面对“死亡”，他也要以自己主宰的方式亲自为其生命落幕。

    “对朱锐而言，经典不只是文本，而是一种响彻身心的能量；身体也不止是实存的肉身，而是他精神与实践知行合一的道场。”朱锐去世后，梅剑华对亦师亦友的他有了另一番认识。

    “我曾是一名登山高手，许多名山大川我都游历过。在思想上，我们同样需要这种高岗上清冽的空气。”朱锐在课上告诉同学们，生病初期，他依旧延续着平日运动的习惯，经常在公园一走就是十几公里。2023年5月，朱锐照例到奥林匹克公园跑步，赶上下雨，他临时起意买了把椅子和伞，并联系了几位学生，在公园开起了临时的课程会议，和学生们畅聊了一个多小时。当时已经毕业的孟杨，也加入了会议旁听。会议结束后，朱锐突然问她：这个地方有没有什么储物的地方？他想把椅子留在那里，说不定下次下雨时还能派上用场。孟杨开玩笑：你要是藏不好的话，我就把椅子悄悄“偷”回来。第二天，孟杨果然找到了那把折叠的椅子——打开，里面放着一包咖啡和一本书。

    出于礼貌，孟杨问老师：书要不要再寄还给你？ 朱锐说，书是特意送给她的。此前聊天时，孟杨随口提到自己喜欢维特根斯坦。没想到老师记在了心里。

    “有次和老师聊到欧洲艺术三杰，他说艺术中的光充满者哲学和意义，而绘画中的内生光对心灵有一种治愈作用。”孟杨回忆说，“老师告诉我，所有的物质世界的光都是外生光，而内生光则是一种精神概念，是一种神秘、非科学的光。从视觉经验上讲，人对内生光的感受很切实。比如一个伟人、一个良善的人、一个充满爱的人，我们能够感受到他们身上散发出一种太阳般的温暖和光芒。这是一种非常宏阔的宇宙之光，会让我们生发出一种‘心升明月’‘月印万川’的感动。”

    “朱锐是一位真正行走的思想者，他用具身实践为‘何为生命’‘何为存在’以及如何鉴真、求善、审美的哲学探索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范例。”刘晓力告诉记者，“‘穿越于山川之间的哲学家留在奥森公园的帆布椅’这一意象本身，就是对传经式哲学和流行的‘扶手椅哲学’（书斋哲学）的深刻挑战。”

    “不要站在我墓地上哭泣”

    万物皆有灵性。

    早些年，在深圳大学的一堂课上，朱锐分享了他在香港爬山的一次经历。有一次他在狭窄的山路上突然迎面遇到一头牛，对视一会儿后，牛慢慢退让到一旁，让他先过。朱锐很受触动，笃定地和学生说，“牠是有灵性的”。朱锐曾经的学生毕城回忆道。

    在朱锐看来，哲学不是对古圣先贤过往智识的罗列，而是一种身体力行的实践智慧。人大哲学院院长臧峰宇认为，尽管朱锐做的是西方哲学的研究，但他骨子里同样浸染了中国传统哲学的体悟。在2020年为人大学生做的一场名为“生命复制的双重含义”的讲座结尾，朱锐提出：“生命复制这个技术性的概念……也有中国版，即所谓‘劫劫长存，生生不息’。把这种生生观和中国人的宇宙哲学结合起来，我们就有所谓的‘一花一世界，刹那即永恒’。”

    7月中旬，朱锐带的硕博研究生来看望他，他们给老师送来了带着郊野气息的鲜花。他们围在床前，屏声敛息听老师最后的叮嘱。“要善良，要勇敢！ 如果决定了要做一件事，就要坚持，当仁不让！ 要关心他人，为社会做贡献！”22级博士赵海若回忆道，“说这话时，老师的眼睛依然炯炯有神，面带笑容。”

    相比他在物质上的简朴，他更看重的是这种精神上的契合与交流。在姐姐看护陪伴他的时候，朱锐常说

    “有姐姐真好！”姐姐则笑着回应“当姐姐的都一样”。姐姐表示，“有时候我觉得，做朱锐的姐姐，是一种幸运，更是一种奢侈。是他慢慢教会我该如何真正地思考人生、看待人生。当我们看问题的视野比较窄的时候，他会劝导我们，遇事不要局限在小我的层面。很多事情你把小我放下，它就有解了。”

    “爸爸我要去理发，我要和你在一起。”当儿子得知朱锐要开始化疗后，决定与父亲“同行”。正是那一年，刚上大学的儿子与哲学家父亲展开了一场远隔重洋的“生命读书会”。朱锐和儿子约定每天定点视频通话，互相交流哲学和数学问题。儿子会提前学习研读父亲的一些论著，向父亲一一请教自己的疑难和困惑；而朱锐则会提前温习儿子的课程和所涉及的领域，每天准时坐在客厅，静待手机上的“上课铃响”。姐姐说，“那可能是朱锐治病期间最愉快的一段日子。对一个病人来说，或许最幸福的时刻莫过于和自己最亲近的人活在同一个精神世界。”

    朋友袁园回忆，朱锐最后一次线下讲座是在人大明德讲坛做的一场名为《“鳄鱼之眼”——从身体角度看生命时间》的讲座，他引述了日本导演黑泽明拍摄的《生之欲》。“当主人公意识到他只有半个月可以活的时候，他突然意识到在这种必然性之下，他唯一能做的就是他现在手头在做的事儿。当地有一个臭水沟需要去处理，但是市政厅花了一年半时间一直都没有人去管这个事儿，他就说在我剩下的时间里，我就把这条臭水沟改善好就可以了。”朱锐在课上继续阐述道：“当你身体要离你而去时，你将不再存在。你已经不再只是考虑自己的价值和自由，而是和别人的视线交织在了一起，你唯一能做的就是不再沉沦，把手头的每一件事做好，也许它能够改变别人的生活。”

    同在现场的朋友藏策说：“这种灿烂的精神之光会照耀我们的灵魂，或者就像是巴赫的管风琴音乐在教堂的穹顶盘旋，然后发出一种向上的轰鸣，那种轰鸣会萦绕在我们每个人的心头——这个‘轰鸣’太可贵了，人的生命是需要这种神圣性的。”

    临终前几日，朱锐发微信联系臧峰宇院长，拜托一些有关哲学与认知科学平台建设的交接事务，“峰宇你好……（这些事情）麻烦你授权给京徽（人大哲学院办公室教职工）”。

    “现在回想起来，我联想到的是《斐多篇》中苏格拉底的临终遗言：‘咱们该向医药神祭献一只公鸡。去买一只，别疏忽。’”臧峰宇说，“一位哲人最后交待的竟然是‘一只公鸡’。也许这只公鸡的意象，在有些人看来只是件趣事，但对朱锐来说，他是把死生契阔和那只象征着具象现实的‘公鸡’等量齐观的。”他把生命看得既淡然又郑重，而且不是那种肃穆的郑重，是一种化约为平凡的郑重。正是因为他理解并谛视了真正的自我本性，才能用一种更博大的胸怀去关爱、去给予、去奉献。

    “真正的‘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追求。”最后一课谢幕时，朱锐如是说，“一个人必须要在实践行为中实现自身，才能算作真正的德性。”

    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朱锐走了。如果按自己的意愿，他更想用生态堆肥的方式，“化作春泥更护花”。但为了尊重年事已高的父母，他最终接受了魂归故里，把骨灰葬在家乡。刘畅说，作为真正的哲学家，朱锐把生命的尊严保持至最后一刻，让自己活成了一部作品。

    就像是朱锐的朋友邓文初所说，生命乐章尾声的撼人魅力，正在于“他们无不是以身体为响器，以生命为琴弦，奏响命运的神曲”。而这一“命运的神曲”所带来的“轰鸣”将会在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的心中震荡和绵延下去，回响在他们灵魂的深处，永不散去。

    朱锐已经安眠在安徽安庆莲花山公墓。阳光强烈，父亲郑重题写的墓碑上，“哲学家朱锐墓”六字闪着光芒。江水滔滔，姐姐默默瞩望山高路远、海阔云深处，默诵着朱锐翻译的美国诗人玛莉·弗莱的一首诗：

    不要站在我墓地上哭泣

    我不在那，我没有歇息

    我是万千逸动的风

    是雪片晶莹的流送

    我是太阳，驻留在低垂的谷物

    是温柔缠绵的秋雨。

    当你从静谧的早晨醒回

    我是小小鸟的振翼急飞，

    悄悄在空中盘旋。

    我是夜空里闪亮的星辰微软。

    不要站在我墓地上哭泣

    我不在那，我没有歇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