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为新中国文保护航

    ■李传玺

    1949年6月，由梁思成、林徽因带领清华大学和中国营造学社合组的建筑研究所编写的《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下称《简目》）曾下发全军，要求全军指战员在解放全国各地过程中按此注重保护建筑文物；1950年5月，它又下发各级政府，要求按此对各地建筑文物进行保护。《简目》编写过程中，有哪些故事？ 成书后有哪些版本和内容？ 产生了哪些历史作用？ 它的印行，是新中国文物保护史起步的“经典”标志。

    缘起

    1948年底，北平郊区解放后，北平城是战是和？ 万一要战，那么多建筑文物怎么办？ 如何最大程度地保全？ 抗战胜利前夕，梁思成为国民政府及盟军编制了敌占区文物建筑名单，并在军用地图上标明位置，同时建议美军轰炸日本时注意保护历史文化名城京都奈良。1948年12月的一天夜里，老朋友张奚若带领两位解放军来到梁思成家里，转达了中共中央的要求，请他们在军用地图上标明北平建筑文物，以备解放军攻城时加以保护。这让梁思成林徽因大为感动，“看见他们虚怀若谷、实事求是的精神，耳闻目见，无不使我们心悦诚服而兴奋。中国这次真的革命成功了。中共政策才能把腐败的中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状况里拯救出来，前途满是光明”（《凝动的音乐》，梁思成著，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4月版）。

    北平和平解放，标志着三大战役胜利结束，解放军开始向全国各地的大进军。全国各地遗存着大量建筑文物，同样需要保护。中央再次派人找到梁思成林徽因二人，请他们“提意见、想办法”，他们“慨然应允”，并立即带领建筑研究所同仁由“以飞快的速度”，仅用一个多月时间，编出了《简目》。根据罗哲文回忆，领受任务后，梁思成、林徽因和大家一起动手，“从翻书查资料到刻钢板、折纸页、装订、包裱封面”“自力更生用手工劳动完成”，罗哲文“担任了全书的钢板蜡纸刻印工作。封面设计和书中版式的排列是在梁先生的指导下，朱畅中同志（现清华大学教授）的手笔”（《梁思成先生诞辰八十五周年纪念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86年10月版）。汪国瑜回忆，“那时正是隆冬，人民解放军已在北平远郊向北平层层收缩包围，时时都能隐约听到隆隆炮声。就在这种情况下，梁先生亲自带领我们，组织我们按照他多年考察实例取得的资料，同时发动我们共同收集建筑有关文献记载，夜以继日工作，在远远的炮声回响声中，整理编写了第一份《全国建筑文物简目》。（上书第116页）”从罗哲文、汪国瑜的回忆我们看出，梁思成林徽因他们对待这项任务是以极其慎重郑重的态度来编写。编写完，不只是单纯地抄录一份报送了事，而是将之刻印出来，以方便印行。1950年5月再版印行时，订正表仅五条，硬伤是第一条，将顺德开元寺和邢台开元寺弄重了，应合并。其余均是全国解放后区划调整造成的建筑文物属地的调整和地名读音问题。在那么短的时间里，能做到这种程度，足见他们编写时的精益求精。

    版本

    由此可说，《简目》共有三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是梁思成他们的刻写本。封面书名横向排列，汉隶，空笔，四周加双框线，

    这使得所有字非常突出，俨如阳刻，汉隶的波磔亦如古建的飞檐，也与书名的指代相对应。框外环绕一圈不规则线条，又使得整个书名像从某处挖凿下来的石刻，古朴浑厚。

    刻印本报上去后，1949年6月，由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图书文物处（1949年6月6日，“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成立，随即北平市军管会文化接管委员会文物部并入该会，改称图书文物处）印行全军，“供人民解放军作战及接管文物建筑作参考用”。这应该是第二个版本。这个版本的封面作了更改，虽然内文编印说明仍然使用“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书名，但封面更改成了“全国建筑文物简目”。虽然丢掉了“重要”二字，但是不是可以说这是新中国在强调并不仅仅要保护“重要建筑文物”，对建筑文物要进行更全面更广泛的保护。书名改成竖排，仍然使用汉隶，白底实心红字，加上似断实连的边框线，碑刻味十足。封面上部，与书名十字交叉，贯通封面封底横排一组汉乐舞阳纹石刻图案，共八个画面，前后各四，是连续的舞蹈动作。上下边框中采用较为陡峭的锯齿纹线条，转折锵然有力，很好衬托了舞蹈的力度感。

    1949年11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成立，下设一厅六局，文物局是其中之一。9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致函文化部，将前华北人民政府高等教育委员会所属故宫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和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等单位划归文化部领导。于是文物局接过了《简目》，并于1950年5月再次印行，这次是印发各地新成立的各级政府。这就是此书的第三个版本。在此版本的“重印说明”中有这样两段话：“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成立后，本局职司之一，即是保护全国的文物和古建筑；但半年来屡接报告，各地古建筑还没受到应有的保护，甚或屡遭破坏；因此本局特将此简目重印，普遍发给全国各级政府，使其知道各该管境内有些什么古文物及古建筑，以便加以保护”；“划省分县现在与前不同，而省县名亦有更改，但此书一仍旧贯，原因是当时打有纸版，现在为了节省物力和争取时间，姑照原版印出以应急需，另附对照表，以资参考”。战争期间保护下来了，政权建立后反而不重视甚至加以破坏，从这个说明可以看出当时文物保护的形势相当严峻，虽然地区分属名称有的有所变更，但不得不“为了节省物力和争取时间，姑照原版印出以应急需”。这应是第三个版本印发的根本动机与目的。这个版本内容与前面两个版本完全相同，只是多了这个“重印说明”和说明中说的对照表。

    内容

    《简目》列出哪些地方的哪些重要建筑文物呢？ 两个市：北平市（三版地名惟一改动，改作了北京市），南京市，外加全国二十个省；两个市直接列出了需要保护的建筑文物，二十个省分县列出。北平市33处，河北省22县65处，河南省16县69处，山东省11县42处，山西省13县44处，陕西省12县28处，南京市13处，江苏省3县14处，浙江省10县26处，江西省3县5处，湖北省2县3处，湖南省1县2处，四川省27县64处，甘肃省2县3处，西康省2县2处，云南省3县12处，福建省4县7处，广东省2县8处，辽宁省7县12处，辽北省1县1处，吉林省1县1处，热河省3县1处。共2市20省145县455处建筑文物列入了“重要”“简目”。

    梁思成等人在最初刻印本的说明中说，“在项目之前以圈数表

    示其重要性，最重要者四圈‘OOOO’，通常重要者无圈。其间等次以圈之多寡表示之”；“凡在建筑物名称之后作‘*’号者，曾经中国营造学社实地调查。其他则为中外书籍中汇集所得”。这455处建筑文物中有多少处是他们心目中的“重要者”和亲自调查过的呢？ 总括来说，455处中加“O”重要者197处（其中加四“O”最重要者18处），没有加“O”“通常重要者”258处，亲自调查过的308处，没有亲自调查过147处。就县来说，145个县有56个县没有到过，89个县调查去过。“战前营造学社已经勘测了两百多个县近三千处古建筑“（《梁思成与林徽因——我的父亲与母亲》，梁再冰口述，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21年10月版），这还不包括战时他们对四川、云南等地进行的调查。此书所列举出来的与此对比有很大差距。这说明，在此书中梁思成等人列举出来的，应该是他们通过调查测绘和通过书本了解掌握到，留下深刻印象，具有典范意义的精品。

    值得关注的是北京市33处。北京城全部、清故宫全部、景山、社稷坛、太庙、大高玄殿及角楼牌楼、三海全部、天坛、孔庙及国子监、马嘎喇庙、双塔寺、妙应寺及白塔、智化寺全部、隆福寺大殿、护国寺、东黄寺、西黄寺、法源寺、地坛、大正觉寺金刚宝塔、大钟寺、天宁寺、天宁寺八角十三层砖塔、颐和园、玉泉山静明园、白云观、东岳庙、戒台寺、八里庄慈寿寺砖塔、碧云寺大正觉塔、香山法海寺塔门及塔、卧佛寺、西山杏子口石佛龛。为什么把这些单独列举出来，一是梁思成林徽因在军用地图上标明古建（或说绘制北平古建地图）帮助解放军可能攻城时尽可能保护古建，这些地图已经不可见，当年他们标了哪些古建当然也不可考，那么此书中列举的这些地方应该能和他们之前标出的产生对应，或者说为我们留下了“凭证”；二是这33处只有5处没有去调查过：马嘎喇庙、双塔寺、法源寺、白云观、东岳庙，可以看出梁思成林徽因及营造学社同仁对北京古建调查得广泛，以及情况的熟悉；三是梁思成林徽因将北京城全部列为保护范围，这同他们认为北京城“是一个具有计划性的整体”的观点是一致的，也可以说正是由于如此全面广泛的调查使他们产生了如此认识，这些认识反过来又成了他们提出《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和面对北京城墙以及有关古建拆毁或拆迁起而抗争的理性和情感源头。

    此书后面附了《古建筑保养须知》。此文分“保养的重要性”和“保养的办法”两部分。第二部分又详举十三条：瓦顶拔草扫陇、天沟排水、地面排水、修剪花木、防止鸟害、禁止粘贴涂抹、整理茶座、厕所设备、严禁盗毁、防火设备、通风事项、整理庙会、其他事项（诸如古树古碑及有价值文物）。由此可知，在古建保养方

    面，该须知考虑交待得非常细致，既有建筑本身，也有附属设施；既有周围环境，也有人类影响，是一份全面立体甚至带有前卫性的保护措施。在强调保养重要性上，须知提出，“北京自辽金以来即为建都的地方，已有悠久的历史，遗留下来的伟丽的文物建筑和完美的城市体型，在国际上称得是一个可贵的孤例，我们不应该把他看作是专制帝王的遗物，相反的应该把他看作是人民血汗的结晶，民族艺术的大手笔，历史价值特别珍贵”（该书第69页）。通过这段话，完全可以推知这一须知应该是梁思成的“大手笔”。这个须知作者注的是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1935年北平市政府成立了“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聘请中国营造学社梁思成、刘敦桢为技术顾问；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及其工程处正式更名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马衡任主任委员，梁思成任委员。在这个一以贯之的“文物整理委员会”，梁思成一直是技术核心，起主导作用，且参与了该委员会组织的北平许多古建的调查测绘与实际修缮。以此名义起草推出且希望“各保管机关”“采择实行”的须知，不可能不贯穿他的思考与观点。

    再看他1948年所写且由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印发的《北平文物必须整理与保存》，文中说，“北平市之整个建筑部署，无论由都市计划、历史、或艺术的观点上看，都是世界上罕见的瑰宝，这早经一般人承认。至于北平全城体型秩序的概念与创造——所谓形制气魄——实在都是艺术的大手笔，它灿烂而具体的放在我们面前”，“北平的整个形制是世界上可贵的孤例，而同时又是艺术的杰作，城内外许多建筑物却又各个的是在历史上、建筑史上、艺术史上的至宝”（《凝动的音乐》第294页）。1952年他和林徽因共同完成的《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中说：“每一类、每一座，都是过去劳动人民血汗创造的优秀果实”，“这样一个城市是一个举世无匹的杰作”，“只有深入的认识和热爱北京独立的和谐的整体格调，才能掌握它原有的精神来作更辉煌的发展，为今天和明天服务”（《林徽因建筑文集》，东方出版社2014年2月版）。两相对照，可以说，这个须知是在梁思成指导下完成，或者来自他们的笔下。

    而他们和马衡1949年上半年见面次数似乎也能证明这一点。根据马衡日记记载，马衡与梁思成这段时间见面次数不多，一月份北平城还没解放，梁思成在城外清华，马衡在城内故宫，不可能见面，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2月 27日，两人当年才第一次见面，“梁思成约十时半在团城（注：文整会办公所在）相晤，同往谷九峰处，商文整会事”。由于《简目》3月份交稿，如果此时才同马衡商量此事并请文整会起草“须知”，时间应该来不及。即使抓紧时间起草，但也要再交到梁

    思成手中同前面的建筑文物简目合体，可直到5月11日二人才第二次见面。也许这第一次见面，梁思成已经拿出须知成稿，在商文整会事的同时将此须知向马衡作了汇报并获得了他的同意。

    意义

    《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随新中国建立而产生，同时也见证或标志着新中国文物保护工作的起步。它有哪些历史意义呢？

    一是对新中国建立过程中地面上的建筑文物产生了权威的保护作用。这“建立”包含两方面：解放战争最后向全国进军过程和新中国建立后各地政权初建过程。汪国瑜先生回忆说：“《简目》这本小册子是解放初期中国建筑文物的一部检索，也是解放战争中各路解放大军转战南北、对敌进攻、掌握情况、保护文物在战火中免遭破坏的指令和依据。它在解放全中国的战争中确是起到重要的保护指导作用。（《梁思成先生诞辰八十五周年纪念文集》第117页））”罗哲文先生回忆说：“这份简目虽然极为简要，但是它却包含着营造学社多年的成果。把它发到解放军中之后，不仅对在广大地区解放时起到了保护古建文物的重要作用，而且在解放初期开展古建文物调查、保护、研究工作上也起到了积极作用，它已经成了新中国文物保护史上的一个早期重要历史文献。（上书第139页）”汪先生定位“检索”，罗先生定位“重要历史文献”，评价之高，从个人的角度都是由衷赞美之言，从历史的角度更可说都当之无愧。

    二是在广大指战员和政权建立初期各级领导干部心目中树立了“文物”意识。《简目》下发后，根据老一辈回忆，在解放各地的过程中，解放军广大指战员都树立了文物意识，《简目》中列举的建筑文物得到99%的保护，对没有列入的建筑文物和其他方面的文物也尽可能避免伤害。政权建立后，由于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广大基层干部，没有经受这方面的教育，相反出现了一些伤害文物的现象。一些公用机关占用古建用来办公办学办工厂，随意将里面的构件雕塑拆毁。浙江拆毁了龙泉塔；察哈尔省大同县辽代所建下华严寺的海会殿为借用之下寺坡小学拆毁；甘肃省山丹县唐、宋所建之庙宇及其中唐、宋佛像很多被借用庙宇者损毁；湖南南岳祝融峰上封寺被全部烧毁。面对这些问题和恶劣事件，中央一方面抓紧时间起草出台有关文件和法规加以制止和惩戒，一方面在文件和法规未出台之前立即再版《简目》下发各地（《简目》再版说明中所说再版动机也概括地点 出 了现实中 出现的这些问题）。随着《简目》的下发，各地广大干部群众基本上产生了文物意识，通过《简目》中列举的古建

    和保养须知，他们基本上明白了什么是古建以及文物，也知晓了如何具体地保护古建。加上随后中央出台了有关文件法规，加大了对破坏文物事件严肃追责、对盗墓事件严厉打击的力度，有人说，正是这些，使新中国建立“前三十年，文物走私、盗掘基本控制住了”（《新中国文物保护史记忆》，谢辰生口述，文物出版社2016年8月第1版第11页）。

    三是开启了新中国文物规划化法治化保护的先河。新中国建立后，针对文物工作，中央的重点，一是对内防止破坏，一是对外禁止出口。为了落实这两项重点，中央于1950年上半年和年中一口气推出了四个文件：《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古文化遗址及古墓葬之调查发掘暂行办法》（以上两个都是1950年5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为征集革命文物令》（1950年6月16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保护古文物建筑的指示》（1950年7月 6日）。从时间上说，1949年6月推出的《简目》，拉开了中国共产党在建立新中国过程中规范化保护文物的序幕，是这四个文件的先河。再具体说，四个文件各有侧重，第四个的侧重点就是古文物建筑的保护，它出台的时间相对较迟，而现实中又出现了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于是在文件一时还没有出台之前，再版《简目》以期较早进行遏制，由此又可说再印《简目》是第四个文件的前奏；此文件共四条：“一、凡全国各地具有历史价值及有关革命史实的文物建筑，如：革命遗迹及古城廓、宫阙、关塞、堡垒、陵墓、楼台、书院、庙宇、园林、废墟、住宅、碑塔、雕塑、石刻等以及上述各建筑物内之原有附属物，均应加意保护，严禁毁坏。二、凡因事实需要，不得不暂时利用者，应尽量保持旧观，经常加以保护，不得堆存有容易燃烧及有爆炸性的危险物。三、如确有必要拆除或改建时，必须经由当地人民政府逐层呈报各大行政区文教主管机关批准后始得动工。四、对以上所列文物建筑保护有功者，得由各大行政区文教主管机构予以适当之奖励。盗卖、破坏或因疏于防范而致损坏者，应予以适当之处罚。”这四条相对概括，恰是两个月前下发的《简目》为具体实施这一文件提供了相对明确的目标。同时《简目》还为后来开展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确立和保护方式提供了“蓝本”和“范本”。有人说，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很多就是依据《简目》来确定的。《简目》“于每项目之后加注”，分四个方面，“甲、详细所在地点；乙、文物性质，如佛寺、道观、陵墓、桥梁......之类；丙、建筑或重修年代，以朝代及公元表示之；丁、特殊意义及价值。”我们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说明也采用了这四个方面。对这些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我们现在都要“划定必要的保护范围，作出标志说明”。这些要求应该来自于《简目》“保养须知”里强调的对环境及附属设施也要进行保养的启发和影响。

    四是中国共产党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弘扬的“典型例证”。平津战役紧急关头，中共中央要保护北平的建筑文物，请梁思成在军用地图上标注，以便让炮火避开；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再请梁思成林徽因带领建筑研究所同仁编订《简目》标明各地所要保护的“项目”。从党和政府的角度来讲，这种做法，这种对文物保护的重视应该为之后这方面工作起了好头，迈了好步，起了示范表率作用。从继承弘扬的角度来讲，中国共产党确实是忠实的继承者弘扬者，《简目》就是这一“忠实”的典型例证。

    《简目》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对文物保护功不可没，它为我们树立起了新中国文物保护史起步的“经典”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