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帝国的“乡村”和“外乡人”：

    ■杨博

    1

    1912年，在经历了数年创作瓶颈期和疾病困扰后，约瑟夫·康拉德终于在《纽约前驱报》上推出了连载小说《机缘》（Chance）。一年后，这部小说结集成书，并在销售上大获成功。在书的扉页上，康拉德写道：“本书献给休·克利福德爵士。正是他坚定的友谊成就了以下页章。”

    这名与康拉德交情甚笃的克利福德爵士全名为休·查尔斯·克利福德（Hugh Charles Clifford，1866-1941），《机缘》出版时，他正在西非的英属黄金海岸殖民地任总督。但在46年的殖民官生涯中，他有23年是在马来亚度过的。马来亚作为东南亚历史中的关键区域，是英国殖民与文化扩张的东进前哨。从1786年起，英国逐步控制槟榔屿、新加坡、马六甲、天定这四个环绕马来半岛的港口，并将半岛上的9个马来王国逐一纳入势力范围，将这些区域合称为英属马来亚（British Malaya）。这一地区和英属印度、英属缅甸、英属文莱一起构成了英属东南亚的殖民地版图。

    1866年，正当英国在马来亚地区不断扩张势力范围之时，克利福德出生在一个英国贵族家庭。他的祖父是第七代查德利男爵，热心于英国的海外事业，曾为平定爱尔兰局势、推动亚洲殖民地的传教事务撰文出谋划策。他的父亲是一位英国少将，曾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因攻打广州时的“出色”表现被英国政府授予荣誉勋章——这枚勋章上刻有维多利亚女王头像和“中国”字样，绶带卡扣上刻有“广东”字样。克利福德本来想追随父亲的事业，成为一名军官。无奈父亲早逝，家道中落，家里没有足够的资金给他在军队中谋得一个官职。于是，在1883年，也就是父亲去世那年，17岁的克利福德投靠了他的远方表亲，当时的海峡殖民地总督弗雷德里克·韦尔德（Frederick Weld），来到马来亚。他年少有为，不久就出任霹雳王国江沙地区的土地收税官，20岁就成为英方在彭亨王国的代理人，逐渐成为英国殖民部负有盛名的殖民地扩张先锋和“问题解决家”。他还使英国政府转变了在文化上对马来亚的“不干涉政策”，使英式教育更深入地影响马来亚。1929年，他征收了华人大量捐赠，主持了莱佛士学院（Raffles Col⁃lege）的开办（华人共捐赠约540000叻币，而欧裔社群捐赠仅为426563叻币）。学院开办文凭课程，设有英文、历史、地理等科系。这是英文首次作为一个学科，在海峡殖民地及马来亚的学院中开设。

    克利福德和康拉德成为密友，并频繁通信，不但因为他爱好文学——他从1896年就热衷于读康拉德的作品，也因为他自己也是一个作家。他写了4部长篇小说、80多篇短篇小说和描述马来亚风土人情的文章，以及多篇康拉德、吉卜林、哈代等同时代作家作品的文学评论。克利福德的文学作品多带有自传性质，小说中的很多人物都有现实原型，小说中的事件也与他经历的真实事件相关，反映了英国在马来亚殖民的过程中，英国殖民者、本地人和华人移民的接触、融合与冲突。正是因为如此，康拉德在

    公开发表的评论中说他是一位优秀的、受人尊敬的殖民官员，但他的文字平淡无奇，而他反唇相讥，曾在评论中说康拉德“完全不了解马来人和他们的习惯与习俗”。克利福德这样描述和评价自己的经历：“在十多年的时间里，我会一连几个月看不到白人的面孔，也不能说自己的语言。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很年轻又很有塑造性的人生阶段，而且那时的我还为虔诚的好奇心所驱使，因此我认为有理由说，我对这个民族[马来人]、他们的语言、习俗、偏见和思维方式有近乎独特的认识和理解。”克利福德通过对康拉德这位同时代众多读者和评论家眼中叙写殖民地故事的权威的批评和自己与他的对比，树立了自己评说马来亚的“权威性”。

    2

    雷蒙·威廉斯在16-20世纪的许多英国文学作品中，发现了一种“二元对立式的城市与乡村关系”——城市充满了中产阶级的“喧嚣、俗气和野心”；乡村则汇聚了传统贵族阶级有关自然生活方式的观念，即“宁静、纯洁和质朴的美德”。然而，“城市”和“乡村”并不是彼此孤立的：“城市或者‘大都市’经济中正在发生的一切决定着并取决于乡村中正在被迫发生的一切——这个乡村首先是英国本土的内地，然后是之外的别国的广大地区……于是便有了我们现在所知的‘城乡’模式的最新形式之一，即帝国主义体系。”在威廉斯看来，“乡村”“城市”“边界”是各自内部充满了变化和一致性文化力量的交错的文化空间，也是处于相互冲突和关联之中的开放空间。

    然而，在19世纪末，“城市”的边界不断扩张，其文化影响在英国不断增强，“乡村”则越来越难以寻觅。在克利福德的笔下，马来亚是在东方出现的新的大英帝国“乡村”。它继承了英国乡村所承载过的，但已难以觅得的纯洁和质朴，延续着英国贵族阶级对资产阶级“现代文明”的抵抗。克利福德作品中马来亚的典型形象是这样的：

    当他走出森林，来到一片含着盈盈笑意迎接他的土地上时，已经快到中午了。远处蓝山耸立，山峰在天幕上划出一道淡淡的波浪线。山脚下是一片几乎呈黑色的森林之海，一直延伸到农田边缘。一条河流穿过山谷中心而来，蓝得像正在煅烧的钢铁，河中点缀着黄色的沙洲，在阳光的锻造下闪闪发光。河岸两旁是一丛丛高大的椰子树，低垂的叶子下隐约可见落着灰尘的茅草屋顶。在茅草屋后，大片大片的稻子矗立着，绿油油的，鲜艳得不真实。在近处的前景中，六块巨大的花岗岩在稻谷之上耸着灰色的肩膀。

    克利福德作品中的马来亚虽然炎热，但却宁静、美丽、温顺而质朴，对克利福德这位英国贵族的到来持一种“含着盈盈笑意”的欢迎态度。但这一难觅的状态却正被打破。在1897年首次出版的小说《东海岸》中，克利福德曾写道：“无处不在的白人的靴子在地球美丽的土地上留下印记”，它们“踏倒森林，踩出道路，跨过河流，踢倒当地制度，并总是践踏自

    然的生长和原始人的作品，去除一切死气沉沉的习俗——我们称这些习俗为文明”。在这里，克利福德富有浪漫主义和怀疑主义色彩的批判直指被他比喻为“无处不在的白人的靴子”的资产阶级“现代文明”。而马来亚古老的文明虽然值得保留，但却“死气沉沉”，必须由另一种文明——即英国贵族文明保护、引导，并适时如博物馆中的陈列品一般被标记为过去历史的遗存。因此，克利福德这个没落贵族，在马来亚找到了自己新的领地，并且拥有了一项他自认为可以“终身从事”的事业——即用高贵的品德引导这片领地。

    我们可以看到，克利福德关于马来亚这片帝国“乡村”的作品中，经常出现两类马来人。一是马来下层民众。他们生活在带有永恒的美丽与淳朴却又压抑、倦怠的风景中。

    “此时已接近上午十点钟，阳光照在光滑的水面上，发出令人目眩的光辉。在船的左右各三百码的地方，虬结的丛林拔地而起，绿色和黑色交织在一起，在悬垂的树枝下，淡淡的青铜色的影子落在小溪上……笔直的墙壁之间灼热的强光像是熔化了的金色液体，一簇簇高大的枝叶在其中合拢着。你可能会认为宇宙的全部热量都集中在这条被森林环抱的河流中。”

    克利福德称，这种风景造成了马来人温顺、淳厚但又被动、懒散和厌恶改变的性格。他还描述道，由于热带气候带来的病症，马来人经常患上杀人狂热症等精神疾病。因此，马来下层民众在克利福德眼中，带有一种东方主义观念影响下的柔弱、癫狂和亟待拯救的特征。

    克利福德作品中经常出现的第二类人是马来贵族。他们虽然拥有一些宝贵的美德，但大多傲慢、专制、贪婪、腐败、奢侈、无能、好色。而且，他们有一个致命的缺点——那就是极度的利己主义。这使他们不能成为拯救马来下层民众，使他们脱离困苦生活、负面性格和可怕疾病的人。而克利福德笔下的马来亚英国人虽然有出于经济利益的、不光彩的动机，但他们具有同情心和“利他主义”的心理。在克利福德的小说里，马来亚英国人经常以“天生的优雅，洒脱的自信，指点江山式的指挥”来统治马来亚，他们“无私地”为马来各邦的最佳利益而行动。这一最佳利益，即是改变马来亚种族的“低下”和这一地区“落后”的文明，带来西方文明所蕴含的所谓“法制、平等、和谐与稳定”。而且，这种改变“是通过渐进的调整而不是激烈的干预开展的”。这套西方中心主义思想支撑的话语构成了克利福德的帝国慈善观。于是，在克利福德看来，在帝国的新“乡村”马来亚，只有英国人才能够在思想上、道德上、能力上成为真正的贵族，成为能够在马来亚建立起理想化秩序的“大家长”；如果哪些种族不能接受他们，只能证明这些种族发展程度不够高。

    3

    但是，在克利福德的马来亚田园交响曲中，华人成为一个刺耳的杂音。华人本是英属马来亚的重要族群。1826年，

    包含槟榔屿、新加坡、马六甲三地的海峡殖民地（the Straits Settlements）成立之时，马来亚华人已超过1万人；1896年马来联邦成立和1909-1914年五个马来属邦逐渐并入英国殖民地后，马来亚华人迅速增加；到1957年马来亚独立之时，华人已接近240万人。但在克利福德笔下，华人是契约劳工的时候，是“最守秩序的、最勤奋的、最节俭的东方人”，还颇值得人尊重和怜悯。但是，一旦马来亚华人成为自由人，他们便自愿成为商业、资本的奴隶和“工具化的人”的代表。克利福德曾描述道，马来亚华人是“身上带着奴性”的“嗜好鸦片”者，“最喜欢可以让自己赚钱的地方”。对于殖民政府来说，这些“专吃大米的”“黄种人”是“最好的工具”。

    虽然华人是英国人在马来亚获得和经营新领地的“工具”，他们自身却往往代表着世俗努力的脆弱和无果。克利福德曾经在小说《在博流思宫廷中》中描述了一位英国殖民官员英勇地保护一位英籍华人商人，赢得马来贵族的尊重和合作的故事。其实故事的原型脱胎于1888年，克利福德以保护一名在彭亨王国被谋杀的香港人的“英国公民权利”为由，将彭亨强行并为英国的保护领地的事件。在克利福德看来，这位叫高辉（Goh Hui）的华人“死得其所”，因为他使大英帝国将彭亨划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在短篇小说《绝望中的反思》中，克利福德描述了华人李发（Li Fat）通过数年的艰难努力，摆脱了锡矿契约劳工身份，开始经营自己的生意。好日子刚开始，他却在涉过一条水流汹涌但很浅的小溪时，试着爬上一块光滑的岩石却不慎摔落水中，以一种“不必要的，甚至是荒谬的方式”丧生。这种对马来亚华人的徒劳无功的命运的描述数次出现在克利福德的作品中。在克利福德笔下，最适合马来亚华人的身份就是工具化的、受他人役使和“保护”的劳工，一旦成为自由人，他们往往会迎来悲惨的命运。由此，华人只能被固化在马来社会的底层和边缘。

    另外，克利福德通过文本，施展了福柯曾提出的“自我治理技术”，塑造了富有男子气概、正义感、同情心，在马来社会中发挥至关重要作用的马来亚英国绅士形象。而和他们形成二元对立式对比的“他者”，就是马来亚华人男性。在克利福德的文本中，马来亚华人男性没有英国绅士和马来亚男性贵族的男子气概，也没有顾虑、良知、善心和道德感，在马来亚社会中代表着贸易的粗鄙和商业需求的残酷。这种粗鄙和残酷有时会发展到可怕的地步。在短篇小说《他的小账单》中，克利福德描述了一个华人雇工向之前的雇主讨薪不成，杀掉这位雇主的场景：

    现在，阿孙（Ah Sun）虚弱的挣扎越来越轻微，最终停止了。林廷华（Lim Teng Wah）体内的兽性终于突破了人性。他让帕兰刀从自己手中滑落，开始在他杀死的人的血中沐浴。这真的是沐浴——他边发出可怕的、满足的叫声，边将阿孙伤口中汩汩流出的鲜血往自己的脸上和胸口涂。他用赤红的手掌捧起了两把鲜血，喝了起来……

    带有恐怖意味的场景在克利福德的小说中时常出现，这些场景与维多利亚时代晚期和爱德华时代的哥特式小说中的类似场景相似，或许是克利福德在写作中模仿式的尝试。不管怎样，通过恐怖的场景，克利福德把华人男性与马来亚殖民地上追逐经济利益的残酷心理牢牢地联结在一起，并试图将英国男性和英帝国殖民事业的经济驱动力剥离，使华人男性成为抛却道德和人性，只知逐利的殖民地“冷血野兽”。

    不但如此，在克利福德的笔下，华人男子还常常将一些马来女人引向鸦片和罪恶，最终引向死亡。在短篇小说《罪恶的报应》中，马来女人吕内（Lu⁃net）因为吸食华人带来的鸦片，染上烟瘾，成为彭亨一个村庄里华人商店店主阿四（Ah Si）的妾。这对于马来人来说，就像“白人看见自己的姐妹和黑鬼混在一起一样”不可接受。但是，因为村里的大多数马来人都赊欠阿四的货款，所以村民对他敢怒不敢言。一天，吕内死了，全体村民都指控一个路过 的 中 国 商 贩林 充 （Lim Chong）谋杀了她。其实，人是马来村民巴卡尔（Bakar）杀的。村长赞成巴卡尔的做法，并说服了所有的马来村民做伪证。最让故事的叙述者——一个白人绅士——感到惊讶的是，案发时阿四和林充在一英里以外的地方和另外一个朋友相会，但阿四却对马来村民的伪证持默认态度，并对自己朋友绝望的恳求与呼救冷眼相对，因为他害怕村民会报复自己。而让叙述者感到自豪的是，即便是这样，也有人为华人主持公道，那就是以“促进马来各民族平等为己任”的英国绅士和他们组建的政府：“不偏不倚的英国[殖民]政府坚持像照管其他族群一样，照管华人的性命”。这种“照管”以殖民统治的形式执行，具体的方式是命令马来人和华人都遵守英国绅士制定的法律。通过这样的叙事方式，克利福德赋予了英国殖民统治一种道德上的“正义感”，也为英国政治和法律制度在马来亚的推行建构了一种“合理性”。

    克利福德还指出，马来人对华人的憎恶是难以改变的：在马来人看来，华人对于马来亚是“彻底无用的”，是“异教徒”，很会做生意但总是玩花招，遇到袭击时毫无抵抗能力。但是，他没有提到英国政府为了拓殖殖民地，增加殖民地的劳动力，鼓励大量亚洲移民到来，使马来亚的马来人口比例迅速下降到50%左右，引起大量社会问题；他也没提到马来亚的资源被英国殖民者大量掠夺后，劳动力趋于饱和，使得马来人对吃苦耐劳的华人开始持排斥心理；他更没有提到英国殖民政府出于巩固统治的考虑，倾向于与马来贵族合作，使华人受排斥的现象长期得不到解决。即使如此，他还认为，华人承受苦难是理所应当的，因为虽然华人被周围的人轻视、抛弃，但是他们“还是赚到了钱”，并且“他们对‘番鬼’的蔑视使他们能够相当镇静地承受所有非难”。因此，华人所承受的不公不需多加干涉，这些状况也不会对英国的殖民统治带来挑战。这样一来，“英国绅士制定的法律”在马来亚的执行有了一定的限度，似乎只要保证华人能活下去，继续支撑需要他们的锡矿开采业、鸦片贸易业、商品零售业，马来亚殖民政府就大可不必浪费人力物力，为

    他们伸张正义。

    即便华人足够隐忍，在克利福德笔下，他们仍然注定是不归属于马来亚却剥削着马来亚资源的“外乡人”。克里福德认为，华人是马来亚最低等的种群，“就像英国的帝国主义一样，中国移民的大量增长不完全是件好事”，并提出“说英语的海峡殖民地华人没有必要存在”。事实上，在他任职期间，虽然华人支持子女接受英文教育，在海峡殖民地出生的华人后裔很少有机会进入政府工作，并改变自己的社会阶层。因此，华人成为巩固克利福德对大英帝国马来亚“乡村”的建构的工具、帝国“乡村”中的“他者”和只能被固化在马来亚社会下层的“外乡人”。在1928年，克利福德主政的海峡殖民地政府以威胁其他族群就业为理由，颁布法令限制男性华人移民入境。

    4

    1927年，克利福德从非洲回到了马来亚，任海峡殖民地总督。但是他失望地发现，他曾苦心经营的帝国“乡村”竟然和英格兰一样，走上了被现代性浸透的道路；他也发现，大英帝国的扩张有利于人类的观点根本站不住脚，因为殖民治理模式永远无法承认各民族的平等地位。因此，他对英国的殖民事业、英国官员建立在经济利益上的“使命和责任”、甚至英式的“男子气概”都产生了深深的怀疑。随着一战后英国殖民部资金的紧张和英国殖民地民族主义的崛起，他也不可能再回到“大家长式”贵族的位置上。对国家、职业和自身的失望，加上儿子、弟弟在战争中丧生等家庭悲剧，让克利福德总是沉浸在对过去的拓殖时光的怀恋中，他精神失常，于1929年回到英国，再也没有书写过马来亚。

    但是，克利福德和其他英国殖民官员、殖民活动者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马来亚和这一区域族群的书写给这一区域及周边地区带来深远影响。这种书写使得大英帝国在殖民区域内部，倚傍其知识和文化的“主体性”和“普遍性”，实现了权力与文学的勾连，建构了英国在地理上的“中心性”，英国语言、知识和文化的“先进性”，以及英国人，尤其是英国男性的“道德高贵感”，并进一步建构了英国殖民活动的“正义”性。这种书写也造成了马来亚族群之间的异化和分隔，尤其是华人与其他族群的分隔，使得排华问题在马来亚社会长期存在。由此，19世纪末、20世纪初殖民者对马来亚和马来亚华人的书写成为一种帝国的“规训”手段，长远地影响着西方对马来地区的想象，及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华人族群复杂、多重的自我认同。但需要注意的是，马来亚华人并非完全被动地接受这种书写。从这种书写出现开始，马来亚华人就通过《海峡华人》杂志等出版物、华文学校对华人子弟的教育及华人政治领袖和精英在公开场合的抗争为华人族群正名。20世纪中期以来，马来华人的英文作品中出现了针对英国殖民活动的“反向书写”，并力图还原马来华人在马来亚历史发展中的真实贡献。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