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金石录》十卷人家”

    ■程章灿

    嘉庆二十二年（1817），54岁的湖广总督阮元（1764-1849）调任两广总督，开启了他一帆风顺的仕途上升通道。这一年，春风得意的阮元入手了残存十卷的宋刻本《金石录》，这简直是上苍送给他的一份厚礼。《金石录》是北宋赵明诚的金石学名著，历来与欧阳修的《集古录》齐名，人们之所以将金石之学称为“欧赵之学”，就是因为欧赵的这两部名著。据目前所知，《金石录》一书在南宋曾刻过两次，一次是宋孝宗淳熙间（1174-1189）的龙舒郡斋刻本，一次是宋宁宗开禧元年（1205）浚仪赵不謭刻本，前者为完整的三十卷本，后者为仅存十卷的残本。此后，元明两代将近四百年漫长的岁月，《金石录》一书竟然没有重新雕版，只有钞本流传，天壤之间仅存的这两种宋刻本，因此显得异常珍贵。年代略晚于阮元的清代书法家何绍基（1799-1873）曾经书写过这样一副对联：“明月同行如故友，异书难得比高官”。此联表达了那个时代读书人的共同心声，传诵甚广。1817年的阮元，既升了高官，又买到异书，二难相并，双喜临门，是多么难得啊。

    面对纷至沓来的机缘和好运，阮元恐怕会有这样的想法：宋刻本十卷《金石录》能够成为他的收藏，是冥冥之中对其数十年酷嗜金石之学的回报。八年前，也就是嘉庆十四年（1809），有人问阮元：您致力金石学，究竟有何作为呢？ 阮元屈指一算，举出如下十件大事：编纂《山左金石志》、编纂《两浙金石志》、编纂《积古斋钟鼎款识》、模铸周散氏盘南宫盘、摹刻天一阁北宋《石鼓》拓本、发现扬州甘泉山厉王冢西汉刻石、新拓琅邪台秦篆一行、重立曲阜汉府门之倅大石人、摹刻四明本《华山庙碑》、摹刻秦泰山残篆与吴《天发神谶碑》。如果有人在嘉庆二十二年之后向阮元提问，阮元一定会将其收藏宋刻《金石录》十卷列为十件大事之一。从保存稀世珍籍与传承“欧赵之学”的角度来说，收藏宋刻《金石录》十卷，其中的光荣与自豪要比上述十事大多了。

    在阮元之前数十年，这部《金石录》就已经成为扬州人的收藏了。藏书家潘祖荫在《滂喜斋藏书记》卷一中说，此书在乾隆年间被仪征江玉屏收藏。江玉屏就是仪征诗人江立（1732-1780），字圣言，号玉屏。江玉屏卒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这意味着，至迟在乾隆四十五年之前，此书就已经归仪征江氏。那一年，阮元才17岁。阮元是江玉屏的同乡后辈，他与江玉屏之子江安（字定甫）是总角之交。阮元为本书所撰第三条跋语回忆往昔：“余童时即与定甫往来，其书室内有‘金石录十卷人家’匾，问其故，出此书相示。”可见，江氏珍藏的宋刻《金石录》十卷阮元早就寓目，不过，17岁的阮元绝对不会料到，三十几年后，这部“异书”会成为自己的囊中之物；也没有想到，他本人会成为新一任“金石录十卷人家”。

    在友人江安的书室中，阮元不仅看到了宋刻《金石录》十卷，还看到了“金石录十卷人家”的匾额。作为主人，江安（或者江玉屏）一定会兴致勃勃地向客人解释这个匾额文字的由来。据钱曾《读书敏求记》记载，清代初年，杭州藏书家冯文昌意外收藏到一部宋刻本《金石录》，虽然只残存十卷，但毕竟是一部宋板名著，极为珍贵。冯文昌特地为此镌刻“金石录十卷人家”印章一枚，以表达自己的欣喜之情。自从收了这部珍籍、刻了这枚印章，冯文昌每逢书写“长笺短札”，或者收藏了珍贵的碑帖古籍，就要钤盖这枚印章，惟恐外人不知。他没有预料到，此举竟然成了前贤树立的标杆，后来的收藏家无不见贤思齐。

    乾隆间，此书转归江玉屏所有。著名篆刻家丁敬的弟子张燕昌（号芑堂）自言，江玉屏曾请他用最擅长的飞白书体刻一枚印章，印文也是“金石录十卷人家”。很显然，此举就是为了步趋冯文昌，致敬前贤。与印章相比，江玉屏在书室内悬挂的“金石录十卷人家”匾额，不仅体积更大，视觉效果更为突出，其所要表达的珍惜自得之情也更为强烈。

    在被扬州人收藏之前，这部《金石录》有一段时间归属于时居杭州的藏书家鲍廷博。著名金石家黄易《秋盦遗稿》中有《题卢刻金石录》一文，说到鲍廷博收藏此书时，也曾刻一印曰“金石录十卷人家”。后来，鲍廷博将此书转让给江玉屏。可以说，使“金石录十卷人家”落户扬州的关键人物，就是鲍廷博，这可能是因为江玉屏与浙江有较深的因缘。一方面，江玉屏在移籍仪征之前，曾经长住杭州，另一方面，在诗词方面，他又是杭州著名诗人厉鹗的传人，有《小齐云山馆诗钞》《夜船吹笛词》等。总之，江玉屏与浙江文士及藏书界交往很多。

    “物多则其势难聚，聚久而无不散。”至迟嘉庆十六年（1811），这部《金石录》就从江玉屏家中散出了。这一年，有一位来自吴兴的书贾带着这部宋本《金石录》，找到汪中之子汪喜孙（1786-1847）。这部异书在汪喜孙问礼堂只寄存一夜，就被书贾拿回去了，汪喜孙为 此怅惘 不 已。嘉 庆 二 十 年（1815），此书再次易手，赵魏购而得之。赵魏，字洛生，号晋斋，仁和（今浙江杭州）人，平生喜好金石收藏，撰有《竹崦盦金石目》。阮元编撰《两浙金石志》和《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时，他曾帮助搜访考证相关材料，见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三十四。赵魏对这部《金石录》“源流洞悉已久”，购入之时，他正在扬州从事《全唐文》的编纂，与扬州学人往来正多。是年五月至六月间，他邀请扬州本地学者吴应溶、江藩、汪喜孙等人以及同在扬州《全唐文》局的苏州学者顾广圻为其题跋，这些题跋留存至今，可于书上一一覆按。

    两年后，也就是嘉庆二十二年，赵魏即将此书转让阮元。阮元在题跋中明确表示，“嘉庆廿二年，余从晋斋处购得之”。考虑到赵魏与阮元的关系，以及阮元在当时政界以及学术界的地位，赵魏将此书转让阮元，不足为奇。阮元初得此本，立即“以书寄至京师，呈翁覃溪先生鉴赏”。翁覃溪即翁方纲，这位精通金石学又擅长作诗的前辈，那一年已经85岁。收到这部《金石录》之后，耄耋之年的翁方纲欣然命笔，为之校阅、题跋、赋诗，兴致勃勃，精神铄，令人赞叹。翁方纲“校之玩之累月，作跋数百字，手书册后。复撰《重镌金石录十卷印歌》见赠”。跋语长达数百字，作于丁丑冬十二月十六日，翁方纲亲笔书写，此时距离翁方纲去世仅40天。《重镌金石录十卷印歌》是一首七言古诗，长达36句，作于嘉庆二十二年腊月，一个多月后，翁方纲就去世了。最为难得的是，嘉庆二十三年正月初七（人日），翁方纲还在家中召集同人聚会，共同观赏此书，那时距离翁方纲去世才19天。雅人深致，终生不渝。

    按照阮元的说法，嘉庆二十二年腊月的题跋题诗可以称为翁方纲的绝笔。在我看来，嘉庆二十三年人日的苏斋聚会，很可能就是翁方纲生平参加的最后一次金石学活动。翁方纲《重镌金石录十卷印歌奉赠芸台制府》诗写道：“今晨阮公札远寄，秘笈新得邗江边。阮公积古迈欧赵，苏斋快与论墨缘。”从“秘笈新得邗江边”一句可知，阮元是从当时还在扬州的赵魏手里购得此书的。参加翁方纲人日聚会的同人中，叶志诜（1779—1863）是翁方纲的门人，字东卿，晚号遂翁、淡翁，湖北汉阳人。叶氏学问渊博，长于金石文字之学，收藏金石书画古籍甚富。他奉翁方纲之命，为阮元“补镌‘金石录十卷人家’印文印于卷首，以纪墨缘”。翁方纲题诗中所谓“恰逢叶子仿篆记，宛如旧石冯家镌”“叶子篆样又摹副，其一畀我苏斋筵”，说的就是这件事。至此，递藏这部《金石录》十卷的人家，已有冯文昌、鲍廷博、江玉屏、赵魏以及阮元五家。值得注意的是，他们都有一枚“金石录十卷人家”印章，无一例外。这是他们共同创造的一个文化符号，也是他们共享的名号。每位收藏家都可以称为“金石录十卷人家”的家长，而参与传承宋刻十卷本《金石录》的人们，包括观赏者与题跋者，都可以称为“金石录十卷人家”的亲友。

    在历任家长中，阮元是最具“金石录十卷人家”意识的那一位。为了推广这部珍异古籍的影响，扩大这个大家庭的亲友数量，阮元自觉采取了一系列活动。首先是将此书寄呈翁方纲品鉴和题跋，其次是召集门生弟子为之题跋，第三是动员家人知交为之题跋，第四是亲自撰写跋尾和钤盖印章。嘉庆二十三年在书上题跋的朱为弼、洪颐煊、程同文等人，都是阮元的门生，次年题跋者陈均，也是阮氏弟子。

    嘉庆二十四年，阮元还将此书借给姚元之、姜宁等人传钞披览。借阅此书的桐城姚元之称赞此书为“稀世之宝”，自有他的理由。在我看来，此书的“稀世性”之一，是它与宋清两代三位才女结下的不解之缘，宋刻十卷本《金石录》的流传史遂有了突出的性别背景。第一位才女自是北宋才女李清照，她不仅与夫君赵明诚同为《金石录》的编著者，也是《金石录后序》的作者。在收藏此书的明代学者朱大韶看来，李清照的《后序》“委曲有情致，殊不似妇女口中语，文固可爱”，可惜的是，十卷本《金石录》却缺少这篇《后序》，于是，朱大韶“勒乌丝，命侍儿录此序于后，以存当时故事”。尽管朱大韶未留下这位侍女的名字，但此举已足以为此书增添一层女性背景。第二位才女是阮元之妾刘文如（1777-1847），字书之，号静香居士。刘文如能诗，兼工绘画，有学识，曾在阮元指导下编撰《四史疑年录》。她为本书作跋，大抵出于阮元授意。跋文仔细梳理《后序》文字，考辨赵、李两人联姻背景以及年寿岁月，虽未挑明，其意图实是替李清照晚年再嫁张汝舟之事辨诬。顺带说一下，阮元妻子孔璐华，字经楼，山东曲阜人，孔子第七十三代长孙女，著有《唐宋旧经楼稿》；阮元另一位侧室唐庆云，字古霞，吴县人，著有《女萝亭稿》。她们虽没有题写跋尾，却各在书上钤盖两三枚印章，也算登台亮相了。第三位才女是当时的著名词人顾太清。她是乾隆第五子荣纯亲王永琪之孙多罗贝勒奕绘的侧室，原姓西林觉罗，本名春，字梅仙，号太清，别署西林春、太清春，著有《天游阁集》《东海渔歌》。顾太清为此书题咏一首《金缕曲》，其下阕为：“芸台相国亲搜校。押红泥、重重小印，篇篇玉藻。南渡君臣荒唐甚，谁写乱离怀抱。抱遗憾、讹言颠倒。赖有先生为昭雪，算生年、特记伊人老。千古案，平翻了。”作者于词题下自注：“芸台相国以宋本赵氏《金石录》嘱题”，又于词末自注：“相传易安改适张汝舟一事，芸台相国及静春居刘夫人辩之最详。”值得一提的是，这两处自注仅见于词集，而不见于书上跋尾，顾太清词后来又被况周颐擅改，几致面目全非，杨焄曾撰有《李清照“再嫁”与顾太清“出轨”》（《文汇报》2020年9月2日）一文，叙说此中详情，委曲有致，读者可以参阅，这里就不细说了。

    翻阅十卷本《金石录》，顾太清题词的落款是：“俚词呈云台老夫子、静春居伯母同教政。西林春”。这几句文字不见于词集，从中可以看出，顾太清是奉阮元之命而作此词的。与此同时，顾太清的夫君奕绘也为本书题写了一首七言古诗。夫妻二人同为此书题跋，除了奕绘顾太清夫妇，就是阮元刘文如夫妇。由于《金石录》出自赵明诚李清照夫妇之手，夫妻双双题跋一事就格外引人注目，别有意味。紧接阮元之后收藏此书的韩泰华在其《无事为福斋随笔》卷上说：“阮文达有宋椠十卷，即《读书敏求记》所载。文达自抚浙至入阁，恒携以自随，既屡跋之，复为其如夫人作记，盖窃比诸明诚、易安云。”阮元抚浙之时尚未收得此书，韩氏谓阮元“自抚浙至入阁，恒携以自随”之语未免捕风捉影，但他说阮氏与阮刘文如作跋，有“窃比明诚、易安”之意，却是有趣的观察，独具只眼。

    确实，自从阮元收藏这部《金石录》，他就珍若拱璧，从两广总督到云贵总督，从回朝任职到致仕还乡，无论到哪个新的地方，换了哪个新的职位，他都随身携带这部珍籍，一有闲暇，就拿出来玩赏。他先后在书上题写了五条跋尾，钤盖了近三十枚印章。嘉庆二十三年（1818）六月十四日，阮元在南海节楼为此书题写第一条跋尾。道光十八年（1838）三月望日，阮元“直文华殿，夜宿内阁”，他打开随身携带的这部《金石录》，再次翻阅，不禁想起二十年前题写第一条跋尾时的情景，抚今追昔，思绪万千。他一定联想到了欧阳修和赵明诚。

    当年，欧阳修也曾致力于收藏拓本，在“了却公家事”之馀，他常常偷闲把玩手边的石刻拓本，不止一次的赏读，留下不止一篇跋尾。这些跋尾是欧阳修日常生活美学化与人生诗意化的体现。时移世异，欧阳修的跋尾手迹大多佚失，其中有一部分竟被赵明诚收藏。赵明诚在闲暇之时，也曾多次阅读玩赏，并留下了跋尾。几百年后，阮元又通过这部《金石录》与赵明诚遥遥相对，满纸的跋尾和钤印，尽是对赵李的追慕和怀想。

    阮元写第四条题跋那天晚上，正在文华殿值班，事后，他将此事告知奕绘，于是有了奕绘的题诗：“相随滇粤廿余年，今春携入中书省。惟日丁亥三月望，殿阁参差月华静。灯前亲写第五跋，不似东坡醉酩酊。闰月丁亥索我诗，此固愿焉不敢请。”阮元题跋在三月丁亥，奕绘题诗在闰四月丁亥，相隔六十天，却是同一干支，故奕绘视之为吉日良辰。

    书上还有金石家沈涛的跋尾，据落款日 期推算，在道光癸卯（1843）元日之前，《金石录》这部“稀世之宝”已归藏书家韩泰华所有。韩泰华《无事为福斋随笔》卷上说：“一日书贾来售，惊喜欲狂，古色古香，可宝贵。余得之，亦刻‘金石录十卷人家’小印。”刻一枚“金石录十卷人家”印章，早已成为收藏家的仪式化行为，不刻这样一枚印章，似乎就无法在这一传承脉络中立足。

    同治十年（1871），这部奇书转归原籍苏州的藏书家潘祖荫所有。潘祖荫将各家题跋和钤印录入自己的《滂喜斋藏书记》卷一。抄录之时，他注意到这样一个突出的现象，并引为佳话：“冯氏初得是刻，镌一印曰‘金石录十卷人家’。其后江氏、阮氏、韩氏递相祖述，皆有是印。”（《滂喜斋藏书记》卷一）知行合一，潘祖荫立即请著名篆刻家赵之谦为自己刻了一枚“金石录十卷人家”印，时在同治十一年春，距离此书入藏滂喜斋才几个月。光绪十六年（1890），潘祖荫病逝，与他同乡、同龄的好友翁同龢撰写挽联表达怀念：“《金石录》十卷人家，叹君精博；《松陵集》两宗诗派，剩我孤吟。”显然，在翁同龢看来，潘祖荫一生最称得称道的收藏，就是这十卷宋刻《金石录》。

    此书同治、光绪时代的题跋，只有顺德李文田、中江李鸿裔和长洲叶昌炽三家。与嘉道时代相比，几乎如晨星寥落。回首数百年历程，这部珍贵古籍每隔几十年即一易手，只有冯文昌自鸣得意的“金石录十卷人家”的名号，一直如影随形，追随着这部奇书，由杭州、扬州流转到苏州、上海，最终成为上海图书馆珍藏的宋刻之一。翻开书页，但见“鉴定印记累累”，证明“异书到处，真如景星庆云，先睹为快”（《滂喜斋藏书记》卷一），难怪阮元要感慨“人实不朽，书亦增重”。可是，除了钤在卷首的那枚叶志诜为阮元所刻“金石录十卷人家”印之外，冯文昌、江玉屏、鲍廷博、韩泰华、潘祖荫等人所用印，却全都杳无踪影，这是为什么呢？

    2024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将上图珍藏的十卷宋刻《金石录》以高清影印的方式出版，先后推出仿真线装本、平价精装本。此一珍贵古籍得以化身千百，普通读者皆得以购藏坐拥，并由此跻身“《金石录》十卷人家”，书实不朽，人亦增重，岂非天壤间之书林佳话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