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表达与编选方式的双重变奏

    作者学术表达与自我书写的见史见文，出版者的编选方式和呈现样貌，是一曲双重变奏，最终抵达读者，形成了独特的阅读体验。这是《古史辨自序（外三种）》的一种读法。《古史辨自序（外三种）》作为《苏州全书》编纂出版项目，以中华书局2010年出版的《顾颉刚全集》收录各文为底本，选辑《古史辨》自序、《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周公东征史事考证》顾颉刚著作四种，于2023年12月出版。

    以传入序的史家眼光。如果对《苏州全书》2023年6月出版项目《倪焕之（外四种）》做延伸阅读的话，不难发现入选其中一种的《隔膜》，与顾颉刚也有着不一般的关系。1921年顾颉刚应同乡好友叶圣陶之邀，为其小说集《隔膜》作序。在这篇六千余字的序中，顾颉刚并未言及作品太深，而是对友人的生活经历、文艺追求做深情阐述。除了要说明叶圣陶“是一个文艺的天才”这第一义外，更重要的是：“历来的学问家、文艺家，别人替他作传，多在暮年或身后，所采集的材料，多半是享了盛名以后的，至于早年的思想行事，早已佚去，无从寻补。然而一生的基础，就在早年，我们若是要深知一个人的性情学业，这早年的事实必不应轻轻略过。圣陶要是能奋勉的修养和工作下去的，将来的事实自为人所易见，必有为他做详传的人，我们不必豫虑，单是现在以前的事，若不由我介绍，势将无人晓得。我作这序的第二义，便是搜集他早年的思想行事，来备将来的文献。”

    剑走偏锋，以传入序。从文学范畴说，如此不仅深化了序文的文体，也拓展了序文的题材内容；而从史学意义讲，立传则是史家的眼光和趣味。1926年6月，朴社出版了顾颉刚编著的《古史辨》第一册。1920年11月至1926年1月，顾颉刚和钱玄同、胡适等学者讨论古史的信札和文章悉数收录其中，使得以“古史层累说”为中心理论的“古史辨运动”迅速席卷人文学界。随后，直至20世纪40年代，《古史辨》陆续出版至第七册，可以看作20世纪20-40年代顾颉刚等学者研究、考辨中国古代史的思想结晶。除第六册外，其他各册顾颉刚均亲自撰写序言。值得一提的是，《古史辨》第一册自序带有浓厚的自传性质，和5年前为好友所作之序，遥相呼应。史学家之史学自觉可见一斑。

    对于一个有着高度历史自觉的史学家而言，又恰恰处于狂飙突进的学术成长阶段，他当然明了《古史辨》出版的历史意义。所以他用史家意味的自传作序，学术主张的来处，便有了追溯。

    作为文学文本的自序。既然顾颉刚有意识地以传入序，那么读者不防将《古史辨》自序放入传记文学的范畴中去解读。这种解读方式，早在20世纪上半叶就在学界达成某种共识。1931年，美国学者恒慕义翻译的《古史辨》第一册自序英译本，题为“一位中国历史学家的自传”。1940年，日本学者平冈武夫翻译的《古史辨》第一册自序日译本，题为“一位历史学家的成长与经历”。

    作者作传时是酣畅淋漓的：“心中想到什么就写什么，实足写了两个月，成了这篇长文——我有生以来的最长最畅的文。胸中郁勃之气借此一吐，很使我高兴。”周作人对此文评价很高：“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自叙。”并将其入选《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卷》，而“新文学”在“第一个十年（1917-1927）”的“议论文”，列入其间的仅此一篇。

    而对寻常读者而言，之所以这篇自序的阅读能称为“最温暖的阅读经验之一”，可能也正是因为作为传记文学文本的阅读方式。在自序中，顾颉刚从境遇、时势、个性等不同层面阐述“古史是层累地造成”这一观点的成因及研究古史的方法。读者则从自传中看到了动荡大时代下，一个青年学者的苦闷彷徨，以及求索自省。

    学问一途的甘苦，青年读者多少也有点感同身受，而青年顾颉刚抱负的宏伟与因这抱负而引发的苦痛，却也是如此深刻。“常识的不充足和方法的不熟练”是痛苦之一，足见顾颉刚对于自身缺陷的深刻认识与惶恐不安，见出一个学者的真诚。还有“生计的艰窘”……为学之路上的牵掣与内心之苦痛、惶惑，多年后读来，还是动人心魄。此外，还有祖母先病后殁，先妻得疾后丧，“上午看飞机投弹，晚上则饱听炮声……每天飞机来到时，大家只觉得死神在自己的头上盘旋不去”,家庭的变故，国家的动荡……铺叙了一代知识分子生存和为学的最大背景。将学术表达和自我书写统摄进历史的叙述中，见文学，更见历史。文学的动容和历史的深厚，由此凸显。

    再来说一说《苏州全书》的编选方式。从排布顺序，可以洞晓本书的编选方式。开篇为《古史辨》自序，追溯“古史是层累地造成”这一见解的成因，阐述古史研究的方法。紧接着便是《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该著写作于古史辨学派兴起之后半个世纪，概述了《古史辨》的来龙去脉，是对《古史辨》自序的承接，更是总结。《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作为个案紧随其后，说明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在大一统社会背景下，如何运用阴阳五行思想创立政治学说、影响政治制度，为秦汉时期各个历史阶段的统治阶级服务，被誉为一部叙述“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形成过程的重要史著。而最后一部《周公东征史事考证》则重视对考古资料的运用，将传世文献、古文字资料和民俗材料有机结合，彰显出其学术思想由破向立的重大变化。四种著作集中展现了顾颉刚在学术上的主要成就和影响，递进式的排布和体系化的选本，有利于读者循序渐进走进顾颉刚的学术世界，是编者在提高受众接受度和维护学术出版严肃性之间找寻平衡的现实努力。

    编选策略还体现在对受众阅读体验的关照上。除却用《古史辨》自序切入，通过叙事性的传记文学来消解学术文本的阅读难度，成功地将受众引入友好的审美体验中；在学术出版中还主动拥抱读图时代的图文阅读习惯，对受众阅读喜好的肯定变通和主动应变，在某种程度上成就了学术出版的普适化。单色排印的整部著作，在《周公东征史事考证》后单附大尺寸插页四张，影印《三监疆地图》《三监反周及周公东征图》等九图，封地、族群、城池、河流、疆域、灭亡、迁徙……彩色的手绘地图上信息量空前，制图者史学根基之扎实、绘制笔头功夫之了得，今天的读者叹为观止。

    而就学术出版而言，对新型阅读观念、阅读行为、阅读喜好和阅读范式的读者的持续关照，是把握新时代的阅读现象、阅读本质以及阅读推广方向的关键，《古史辨自序（外三种）》的编纂出版是主动实践，也是积极作为。

    《古史辨自序（外三种）》，顾颉刚著，苏州大学出版社2023年12月，28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