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付沐瞳
初识永州,是在柳宗元的《江雪》和《永州八记》里,“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隔篁竹,闻水声,如鸣珮环,心乐之”;也是在周敦颐的《爱莲说》里,“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而让我真正走近永州的,是神秘的“女书文化”。
2020年国庆假期,我随家人回湖南老家,在省博物院的本土文化展览上,莫名地被一方满布纤细文字的绣片深深吸引。那是一方凝聚了岁月沧桑的绣片,布面上的纹理已被风化,但依旧可以清晰地看到,在艳丽的花朵之间,有用细密针脚绣出的形态各异的笔画符号。因为有着近10年的书法练习经历,我对那些笔画非常好奇,它们不是我所了解的篆、隶、草、楷、行中的任何一种,看起来似柳叶,如刀锋,一开始我觉得它温婉飘逸,非常柔美,可仔细再看,我的心仿佛被某种神奇的力量撞击了,一种坚定顽强的生命力扑面而来……旁边的展板上写着,这种文字叫“女书”。
“女书”?“女”书?
为了满足不可遏制的好奇心,我开启了探寻之路,通过查阅各种资料和文献,女书在我面前渐渐褪去了神秘的面纱,但也为我打开了一个更深邃的领域。原来“女书”的命名并非自古有之,1982年,湖南永州江永县委宣传部干部张国权、唐善军下乡采访,发现在当地妇女中流传着一种特殊的文字符号,唐善军把这一发现写成了新闻稿《江永发现妇女文字》,发表在《湖南日报》上。见报后,正在江华瑶族自治县采风的武汉大学宫哲兵教授(时为中南民族学院教师)随即赶往江永进行田野调查。后来学者们把这种奇特的仅在女性之间沟通的文字命名为“女书”。当地人则把它叫作“蚊形字”“长脚文”。
我对社会学和女性文化一直有着很强烈的兴趣,在初步了解江永女书的发现过程和一些学者的研究介绍之后,我对女书产生了更大的好奇:女书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是什么? 女性们用女书在表达和传递的精神文化内核是什么? 为什么在湖南江永会出现女书? 现在当地女性还需要通过女书来表达自己的内心秘密吗? ……无数的问号,书本和网上的资料喂不饱我。我想去江永!我想通过亲身体验寻找属于我自己的答案。
为了更好地完成这次关于江永女书的田野调查,我用自己在参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田野调查”项目时学到的方法(感谢隔壁这所开放的高校,给了我们这些中学生难得的学习机会),事先准备了一份详尽的采访计划,包括交通路线、行程中要走访哪些地方、要联系采访哪些人、采访的问题提纲……提前一个多月,我给当地的女书文化博物馆发了一封邮件,说明了我的采访想法,请求得到他们的帮助。临行之前,我得到了永州市委宣传部和江永县委宣传部的欢迎和支持,他们看到作为中学生的我对江永女书文化有着这么大的兴趣,也希望帮助我一起把女书文化传播给更多00后一代青少年学生。
心里有底了。2023年暑假,我坐上了从北京开往永州的高铁,窗外的风景从一览无余的平原,逐渐变成山峦起伏的丘陵,我按捺不住心里的激动,好想赶紧到永州,真正走近那个在我心里依旧蒙着神秘面纱的“江永女书”。在这种期盼之下,八小时的旅途真得好难熬啊。
只好在车上继续翻阅各种我能找到的资料。突然,我发现现存的女书文本中,竟然有几篇写满欢笑、祝福与对未来美好憧憬的内容,这让我深感震撼。在我的印象中,旧社会的女性生活是充斥着苦难的,我直觉地以为,女书是那些古老岁月里,女性们私下用来倾诉哀愁、排解幽怨的秘密语言;是女性间用于表达负面情绪的媒介,如同古老传说中传递哀愁的信物。可是此刻我惊讶地发现,女书远不止于此。它不仅是女性情感的宣泄口,更是女性智慧、创造力与乐观精神的体现,这种反差让我有了非常强烈的情绪冲突,让我对女书文化的复杂性有了更深的理解,也激发了我进一步探索的欲望。带着这些前后差异、印象与观念的碰撞,我重新审视并丰富了我原本设计的采访提纲。我将这些疑问、困惑与新的发现融入其中,力求在后续的采访与探索中,更加贴近女书的本质,挖掘其背后更深层的文化内涵和社会价值。
当我终于整理完这些采访提纲的时候,火车已经抵达永州站。原来,当你非常投入一件事情时,时间是会过得不知不觉的。
虽然是第一次到永州,但一下车,竟觉得很是熟悉,这可能是因为我爸爸妈妈都是湖南人的缘故吧。在酒店安顿好,永州市委宣传部的陈志华伯伯来电说会赶过来给我介绍介绍江永女书。谁知片刻之后,突然下起了大暴雨,更没想到的是陈伯伯竟然冒着大雨赶到了。我有点不好意思,觉得自己这样一个中学生的课题是不是有点太兴师动众了。陈伯伯说,看到你对江永女书探究的兴趣,看到中学生对求知的努力,必须要支持你把这次田野调查做好。
第二天一早,陈伯伯陪同我和妈妈前往江永县,这一路上竟然花了整整三个多小时。车在高速公路上行进,两边是险峰丛林。陈伯伯给我介绍了很多永州当地的风景名胜,得知我从小练习书法,他特意向我介绍了浯溪碑林的“摩崖石刻”和柳子庙的“三绝碑”,问我要不要去看看。虽然我对能实地一见书法大家们的作品心痒痒的,但江永女书对我的吸引力依旧不可抵挡,我选择毫不犹豫直奔江永。
来到江永,我们先和江永县委宣传部的叔叔阿姨们汇合,时近中午,他们带我先体验了一下江永美食——永州血鸭和东安鸡。虽然以前在湘菜馆也吃过,但的确还是永州本地的更好吃。最令我惊讶的,是一大盆牛棒骨端上桌来,每一根骨头感觉都有我两个胳膊还要粗,我试着想用筷子夹起来,可发现根本无法撬动,于是果断采用手动模式,大口吃肉。一边吃一边听大家聊起现在江永的经济文化发展,我不禁有点恍惚——如此现代的充满烟火味的生活中,女书文化还有可以依存的根基吗?
吃完饭,我们出发去往江永女书文化园,文化园建在江永县上江圩镇普美女书文化村,准确来讲是在一座小岛上,这座小岛是女书的几个发源地之一。从门口步入女书园,要走过一座长长的吊桥,吊桥两侧的岸边,有几架白色的风车,走在桥上,很像穿越在一幅画中,跨过吊桥,我们就进入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女书世界”。路的两边摆放着各种以女书书写的标语,古香古色的展览馆主体建筑上悬挂了贴着红纸的小灯笼,上书女书的“福”字。几位讲解员坐在入口处,其中一位正在完成一幅绣在米色布上的女书绣品。我好奇地凑上前去观察,这绣品与我曾经在湖南省博中见到的极为相似,但这次我看到的不是静默的女书历史,而是飞针走线的女书创作。我的心愈发激动,赶紧开始参观起来。
女书展览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江永地区的历史和文化。江永古称永明,秦时立县,历史悠久,物产丰富,出产香柚和嫩姜。
第二部分展示女书的来历和发展。关于女书的起源,在当地有几种传说,其中一个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女书自然传承人义年华所说:“只听前人讲古话,九斤姑娘最聪明,女书本是姑娘做,做起女书传世间。”传说很久以前,在江永上江圩有一位农妇,生下一个体重九斤的女儿,取名为九斤姑娘。九斤姑娘自幼天资聪敏,纺纱绩麻,织布绣花,无所不会,无所不精,正是她创造了在女性之间流传的“女书”。这是一个妥妥的女学霸故事,我喜欢故事中传递出来的女性智慧和能量。我了解到,女书被创造出来之后,之所以得以流传至今,还是因为当地妇女在生活中常常应用,主要用来通信、记事、结交姊妹。据说过去当地很多女性长辈,每逢节日便会聚在一起,吟诵女书作品,用吟唱的方式抒发情感。我还了解到,女书没有规范的教材,也没有正规的教师和学校,全凭世代女性用手抄写,并通过吟唱口口相传。看完展览发现,女书很大一部分是用来描写和记录当地妇女生活的,从社会交往、人际情感到乡里逸闻都有涵盖。
走出展览室,一位60多岁的老人迎面向我们走来,她身着一件手工缝制的、色彩斑斓的民族服装,显得既古朴又充满故事感。她的面容,被岁月雕刻得满是皱纹,每一条纹路都像是时间的印记,记录着过往的风雨与阳光。她的皮肤黝黑,但这份质朴却让她更加平易近人。她就是女书省级非遗传承人胡美月老师,胡老师是著名女书传人高银仙老人的孙女,5岁开始学习女书文化,10岁时能织锦、会剪纸、懂刺绣,能用女书创作女红。为了让我更好地了解女书文化,女书园的负责人在收到我的采访申请邮件后,提前请胡老师接受我此次的访谈。
胡老师说话带着浓重的乡音,我一开始还要很费神才能听懂。但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把她与那些女书文化园的工作人员区隔开来,我觉得她是属于很久以前女书还在应用的那个时代的。
胡老师先教我用女书写了自己的名字,在提起毛笔小心翼翼地写下那几个字后,我有一种非常神奇的感受,仿佛跨越时光,我与那些一百多年前坐在昏暗烛光前认真用女书文字记录心情的女性,有了一种精神上的共通。
胡老师说,她从小便喜欢听祖母在干农活、做家务时轻轻吟唱的歌谣,虽然不太懂,但很好奇,就缠着祖母说想学学。于是,小小的她便常常依偎在祖母身边,听祖母唱,看祖母写,最终,兄弟姐妹中只有她学会了女书的读、唱和写。
我问胡老师女书歌她最喜欢的是哪个,她说是《三姑记》,说完就开始唱起来,她唱得很专注,眼神看向了远方,就像在用歌声讲述一个久远的故事。我听不懂歌词的内容,但能感受到她的歌声时而悠扬、时而急促、时而悲伤……一曲唱完,我们都有片刻的沉默。我问《三姑记》中讲述的是什么内容,胡老师告诉我,这是讲一户人家的三女儿,从小被嫌贫爱富的家人冷漠对待,最终却以坚韧和善良获得成功的故事。很多的女书歌曲都有类似的故事,比如《卖花女》,讲一个农村女子为了生计去街上卖花,有钱人家的仆役见她美貌,强行把她带回去送给主人,卖花女宁死不屈……比如《哭嫁歌》,由妈妈唱给女儿听,关于如何做女儿、做妻子、做妈妈,如何用母性和柔韧撑起一个家,撑起美好生活……
此时我突然有了新的对于女书的理解,它记录的不仅仅是女性的生活与情感,更是她们即便身处艰难,依旧对真、善、美的向往。无论是女书文字,还是女书歌曲,传递出来的都是独属于女性的“温婉有力量”,这种体验不是从文献资料中,也不是从视频图片中,而是从鲜活的女书传承人身上呈现出来的。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今天,对我来说,“女书”可能是在历史长河中偶然泛起的涟漪,我想要看到它的开始、它的故事和它的一切,但对那些身处其中的女性而言,这是她们生命的一部分,是她们的所思所想,是她们的喜怒哀乐,更是一个时代女性的生存缩影。
结束女书文化园的参观和访谈,天色已经暗下来。江永县委宣传部的吴鑫干事说,晚上还帮我约了一位较早参与女书传承人采访和文本记录整理的原江永县文旅广体局副局长陈军,进行交流。因为陈局长下乡工作去了,我们边吃晚饭边等他。晚饭是极具江永特色的油茶,吃起来非常有趣,要添加的东西很多样,我甚至DIY出了口感相当独特的“黑暗料理”。等到晚上7点多,晚饭快结束时,陈局长终于风尘仆仆地赶到了,他还没来得及吃晚餐。我一边好奇地很想请他赶紧给我讲讲他所知道的女书早期整理的故事,一边又想应该让还在饿着肚子的陈局长赶紧吃口饭。陈局长估计是看出了我的渴望,边吃饭边跟我讲起了他多年来从事女书整理、走访女书传承人、陪同女书研究专家学者调研以及传播女书文化的各种工作。
他说,因为女书本身“人逝即焚”的特点,女书作品存留的数量极少,为了保护和传承女书文化,他和同事们一起,多年来走村串寨,收集、拍照、整理,甚至把一些只在女书传承人口间流传的女书歌记录成文字……尽管如此,由于种种原因,最终保存下来的也只是一部分。
第三天,我有机会接触到更加鲜活的女书——江永县的女书课堂,作为“插班生”,我来到那间大教室的时候,课桌前已经坐满了人,连后面的空地都被摆满了各种临时搬来的椅子,我也赶紧找工作人员要了一个小板凳坐下。这是江永县和女书传承人们为女书文化传播所做的持续性项目。女书课堂面向世界各地对女书文化感兴趣的人开设,每年有数百人慕名而来,有人是附近村子的,有人来自北京、上海等不同城市,还有从国外来参与学习的留学生。她们的年龄跨度也很大,有10来岁的小女孩,有中年人,也有白发苍苍的老者,在许许多多的女性中间还有几位男士。上课前,每个人都会领到一个学习包,里面有女书教材、女红材料。在课堂上,大家会学习女书的书写、吟诵和女红技艺,了解女书的文化。我看到的每个人都非常投入专注。
课堂上最吸引我的,是一个8岁的小女孩,她坐在第一排。看见她的时候我很好奇,这么小的小朋友,为什么会来到这个课堂上呢? 趁着课间,我走过去和小妹妹打招呼,看到她笔记本上的字十分稚嫩,歪歪扭扭地挤在一处,然而她热情地用小手指着每一行字,告诉我是什么内容——刚才学习的一首女书歌。我邀请她来演唱一曲,她羞涩地笑了笑,甜美而清脆的歌声随即响起来,这首女书歌叫做《金坨女》,讲述一个被家人像珍宝一样珍惜的女孩的成长故事。我忍不住掏出手机来录像,记录着小妹妹展现的自信和欢快,也记录她对女书文化的热爱与传承。在来探访女书文化之前,我一直在思考,这种产生于特定文化背景之下,用于女性私密表达和沟通的文字,在当代社会文化背景下是否还能留存,是否还有价值? 当看到这个小妹妹尽情演唱的时候,我突然明白,女书所传达的女性智慧和情感力量,即便在今天,依旧值得被以各种形式一再讲述与传播。
这次女书探访的最后一位采访者,是江永县委宣传部高厚德部长,高部长的祖母也是一位女书传承人,他说从小听老人吟唱,少时觉得不为所动,长大后才理解这其中的意义。2006年5月20日,“江永女书”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对女书文化的传承、保护和传播上,高部长和他的同事们,正在努力寻求更多好方法。创建女书生态博物馆、召开国际女书研讨会、申报世界非遗……
2005年,美籍华裔女作家邝丽莎创作的取材于女书的长篇小说《雪花秘扇》出版,其后被翻译为包括中文在内的35种语言在全球近40个国家发行。2011年6月,该小说被改编成同名电影在中国大陆上映,李冰冰、全智贤、邬君梅和休·杰克曼等联袂出演。2023年9月底,音乐家谭盾在江永女书文化节上,演绎了他的交响乐作品《女书》……今天的女书早已不是闭塞山村中不为人知的边缘文化,不仅进入了全球文化视野,也越来越多地被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年轻人所知晓。
我希望,作为一个中学生,我能对“江永女书”的文化传播,做出一些努力,让大家知道,永州的底蕴,不仅仅在柳宗元的《永州八记》和周敦颐的《爱莲说》里,永州文化的辉煌,记录在摩崖石刻上;永州的传统民居,是研究湘南建筑的活化石。而且,永州的美食也十分有吸引力,东安鸡与血鸭是我最喜欢的“永州味道”。
当然,我更希望的是,女书中蕴含的“温婉有力量”鼓舞我自己,也鼓舞更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