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读画论记》小札

    读孙犁《曲终集》至《读画论记》，见有余绍宋的一段话，摘抄如下：

    “昔人论画，每不屑作明显之语，最喜高谈神妙。不曰艺进于道，即曰妙入化机，甚且有涉于禅理及太极阴阳者，几使读者忘其为论画之书。非唯不适于实用，亦与画家萧散之旨有违。

    又多偏重文章，往往有极浅显之理，数语即可了澈者，因重词华。反成艰涩。”

    因而孙犁先生为之感慨：“论画很少平实讲解，因之亦少发明。此不必远求，即如本书郑午昌先生序，所谈法理一段，就很像佛经一样，即便‘静参’，也难明了。理论家之这一习惯，不分绘画、文学，根深蒂固，没有大智大勇，很难逃出这个圈子……余一生读书，颇受此等文字之苦，故晚年宁听村妇村夫之直言，不愿读文艺理论家之呓语。”

    搁笔于案，瞅着那“不曰艺进于道，即曰妙入化机”浮想联翩，猜我想起了什么？ 想起了旧时戏园子里的听众的“叫好”声。余叔言一唱，大呼“好！”言菊朋一唱，大呼“好！”谭富英一唱，大呼“好！”马连良一唱，大呼“好！”这“好”呼得对也不对，对得很，个个都是剧坛大腕，焉能不对？

    如问为何由“艺进于道”“妙入化机”想起了戏园子里的“叫好”声，且再细审余绍宋的那句话：“昔人论画，每不屑作明显之语，最喜高谈神妙。不曰艺进于道，即曰妙入化机。”

    想是余先生存心于厚，含糊其词了。试问“每不屑作明显之语”者，难道天底下竟真的有甘心糊涂把话说得不明不白的人么？

    说白了，不是“不屑”，而是“不能”。唯其不能，才“最喜‘搪塞以’高谈神妙”。不曰艺进于道，即曰妙入化机。盖“高谈神妙”之语，有点儿像猴皮筋，能伸能缩，可大可小，无往不适，随机而应变。然而涉及绘画的具体问题，往往是“不适于实用”。

    何谓“明显之语”，不妨听听戏园子里的“叫好”声，京剧老生泰斗谭鑫培在戏台上赢得的“叫好”声，应该是响彻云衢、充塞八荒了。然而它能告诉人们的只是“好”，而不能告诉人们怎么好、好在什么地方。《许姬传七十年见闻录》中有一段话，提到《捉放曹·宿店》一场的二簧慢板。有人问谭鑫培“头三个字‘一轮明月’的‘一轮明’，为何要高唱？”谭说：“陈宫一肚子怨气，头三字高唱更合适。”只“一肚子怨气”五个字，就把“情”与“声”的唱腔之好，交待了个明明白白，一语中的，这就是“明显之语”。

    无论“明显之语”，或是如孙犁所说的“宁听村妇村夫之直言，不愿读文艺理论家之呓语”的“呓语”，都是语。语言是人际间相互交流的工具，也是思维的工具。思维产生了语言，而思维的思辨过程又依赖于语言。语言之于思维，既起正面作用；也起负面作用，比如，对某些语言的过分依赖，就会潜移默化地形成某种思维定势。最近读了《文汇报》上的一篇文章，颇有启发，其中有一段大意是：“滥用极致语言（我理解为绝对正确的概念化语言)，会诱导简单化的思维方式。我们观察对象、思考问题，依靠的是语言，语言简单粗暴，思想也就简单粗暴。如果下意识之间跃出脑海的都是极致性简语，就会使我们不再去辨析对象之间的精细差别，不再去体会事物之间的复杂关系。”

    试把这段话和上述的“艺进于道”“妙入化机”摆在一起絮叨絮叨。

    可以想象得到，当初首次说出“艺进于道”“妙入化机”者，定当是通过对某一事物的细心观察，发现了由“艺”到“道”的交通脉络，由“不妙”到“妙”的内在的转化因素。可当这词语一旦脱离开了所由而生的某一具体事物而独立之后，也就由具体而抽象，成了绝对正确的概念化语言，也就是那篇文章所说的“极致语言”了。这类语言出现在余绍宋的语境中，也就能伸能缩，可大可小，应机转化，无往而不适了。

    又看来，像这类绝对正确的概念化语言，也会“异化”。其在人们的头脑里储存得越多，愈有可能助长人们的惰性，使之不再有耐心“再去辨析对象之间的精细差别，不再去体会事物之间的复杂关系”。所以孙犁才“宁听村妇村夫之直言，不愿读文艺理论家之呓语”，也因此，当我每读到这类文字总会想起张爱玲，因为张爱玲曾说过能写出这类文字的人读起书来：“都是站着看——来不及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