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珉流徽》：墓志里的东晋南朝

    墓志，是置于墓圹范围内的祔葬品，通常为砖石材质，其上书镌逝者姓名、生卒、乡贯、家世、婚宦、德行等相关信息。因其材质、形制以及所刻文字体例、内容反映了彼时葬俗变迁，蕴含着重要社会历史信息，故历来受到研究者重视。墓志的使用，始于魏晋，盛于隋唐。两晋南北朝是墓志产生发展、逐成定制的关键时期。因出土量大、内容丰富，过去对墓志的整理与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北朝与隋唐以降历代墓志。东晋南朝墓志，相较出土千余的北朝墓志和存量万余的隋唐墓志等，较为稀见，迄今发现不足百种。以是之故，前人对墓志的整理与研究，多瞩目于数量庞大的北朝与隋唐以降的历代墓志，对多出土于六朝古都南京、存世数量尚不足百种的东晋南朝墓志，则关注不够，相应的，研究成果也远不若北朝隋唐墓志多。

    作为东晋南朝时期都城的建康区域，今江苏南京及其周边地区出土的东晋南朝墓志，可谓“独张一军”，远非他处可望其项背，尤具典型意义。但这些东晋南朝墓志材料往往附于考古简报或学术论文中，拓图偏小且不够清晰，释文往往也存在不少问题。而著录墓志的专书，如赵万里所编撰的《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主要收录1949年以前出土的墓志，其中的东晋南朝墓志仅见吕超静墓志、刘怀民墓志寥寥数件；南京市博物馆1980年编撰出版的珂罗版宣纸精印八开本《南京出土六朝墓志》，收录20世纪50至70年代南京出土的12种东晋南朝墓志；赵超编纂并修订的《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收录1949年之后至20世纪80年代末出土汉魏南北朝墓志，其中的东晋南朝墓志计25件；罗新、叶炜所撰《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疏证20世纪90年代后新出土的墓志，其中东晋南朝墓志计19件；故宫博物院与南京市博物馆合作、于2014年出版的《新中国出土墓志·江苏（二）南京》，共计收录36方南京出土的东晋南朝墓志；近年由王连龙主编的《南北朝墓志集成》，共收录多种来源的南朝纪年墓志材料30余种。此外，近年出版的地方碑刻集录如《南京历代碑刻集成》《江宁历代碑刻精选》《金陵碑刻精华》《贞石——南京栖霞地区历代碑刻集成》等，均或多或少涉及东晋南朝墓志，但因非墓志专著，内容仍不齐全。

    南京市博物总馆近来基于总馆馆藏，立足学术研究，整合馆内专业研究力量，编撰出版的《贞珉流徽——南京出土东晋南朝墓志》（以下简称《贞珉流徽》）一书，旨在对东晋南朝时期墓志及其研究做一全面梳理和总结。本书首先在所录墓志数量上为前所未及。目前发现的东晋南朝墓志约70余方，绝大部分为南京出土，《贞珉流徽》正文图版和释文部分在南京市博物总馆馆藏基础上，又蒐集南京博物院、南京市考古研究院、江宁区博物馆等多家文博考古单位藏东晋南朝墓志，共计53方。因体例及其他原因在正文部分未能收录者，也在“绪言”中附图并加以使用。可以说，《贞珉流徽》几乎囊括了已发现的所有东晋南朝墓志资料。其次在体例编排上也独树一帜，全书分为绪言、图版、释读、专论四部分，在“图版”与“释读”中，除了过去著录常见的拓图和释文外，另辅以墓志原砖或原石的高清图片以及墓志、墓葬、志主相关信息。“绪言”部分为东晋南朝墓志的总括性认识，既是导论引读，也是对东晋南朝墓志研究的回溯与反思。“专论”部分收录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四十年间较具代表性的12篇专题论文，展现了对东晋南朝墓志历史价值的认识过程及研究的阶段性变化。

    一、回溯著录研究探讨学术问题

    《贞珉流徽》开篇的“绪言”，首先为读者回顾了西晋墓志出现前中国古代的“志墓”习俗，指出先秦至秦汉时期的铭旌、刑徒砖瓦、告地册、画像石题刻与砖铭等都属于“志墓”的遗存，在内容上与后世墓志有一定程度的相似之处，可视为墓志的雏形，但其在形制、体例、内容完整性上，与后世墓志仍存在显著差别，不能说是真正意义上的墓志。

    在回溯东晋南朝墓志著录与研究的过程中，本书的“绪言”部分将学术史梳理为三个阶段：即宋代以前对南朝墓志内容的著录、宋代以后对东晋南朝墓志的著录研究、20世纪50年代之后对东晋南朝墓志的研究。其中，宋代以前的著录主要着眼于文学资料的整理，大体属于文选学范畴，其中，梁昭明太子萧统编纂的《昭明文选》与唐代欧阳询等编纂的《艺文类聚》均辑录了不少南朝墓志的铭辞或志文。宋代以来，地下出土的实物材料成为研究的支点，有宋以降对东晋南朝墓志的著录与研究随之也完成了从文选学到金石学的转变，除了迻录志文外，多有题跋或疏证。但仍有相当的不足，如南宋陈思编纂的《宝刻丛编》，尽管是当时较为完备的一部金石学著作，但书中所辑录的东晋南朝墓志或并非墓志、或真伪存疑。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清代至民国初亦发现若干东晋南朝墓志，如山东益都出土刘怀民墓志铭、浙江绍兴出土吕超静墓志铭等，鲁迅对这两件墓志皆有所研究，他考证纪年泐失的吕超静墓志铭为南齐遗存，代表了20世纪初东晋南朝墓志研究的水准。20世纪50年代至今，对东晋南朝墓志的著录则集中于考古发掘简报或墓志释读、考证的相关论文。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伴随中国当代学术史上著名的“兰亭论辨”，对东晋南朝墓志的研究多聚焦于墓志文字的书法字体方面。在这以后，随着学术环境的改变，学术界更为关注东晋南朝墓志的史料价值，从针对一方或一组墓志的考古、历史、文学、艺术等不同层面的研究，再到相对集中的综合性研究成果，可谓层出不穷。

    在回溯与反思东晋南朝墓志的学术研究内容方面，本书的“绪言”围绕墓志材质与形制、墓志体现的葬俗、志文体例和内容、墓志的史料价值和墓志的书法问题等专题分别探赜钩沉，索隐抉微。在材质和形制上，按时间顺序分析了东晋至刘宋初的砖墓志的流变、东晋广平李摹墓志盖发现的意义、东晋京畿之外的砖墓志及其志墓传统、东晋至刘宋初的石墓志的不同特点、南朝中后期的方版形石墓志以及南朝龟趺碑形石墓志的发现与认识等；在与墓志关联的葬俗方面，主要讨论了墓志涂朱、志文配置、墓志在墓内的瘗藏位置、羡道列志、志券结合等考古学现象；在志文体例和内容方面，则从文本角度辨析了西晋墓志和东晋墓志不尽相同的性质，并摭拾新近出土的东晋高门世族成员墓志材料以填补相关发现的空白，并阐述了晋末宋初墓志的嬗变、南齐墓志在墓志沿革史上的突出意义与南朝墓志文字的作者问题；在关于东晋南朝墓志的史料价值方面，则分别从志文的辑佚校勘、侨州郡县与地理沿革的考订、世家大族谱牒族属的勘补等角度加以论说；关于东晋南朝墓志的书法问题，则从“兰亭论辨”的本质与东晋南朝墓志的书法特征、书人身份、铭刻书风的流动性和制度层面观照下的辨伪举隅五个角度陈述，其发凡言例，足令人深思。

    二、高清呈现原貌解读墓志内容

    《贞珉流徽》的“图版”部分，高清呈现了墓志原砖（石）和拓本的原貌，其中与墓志拓本对应呈现的墓志原砖、原石的高清照片，可资读者与拓本对比参看，庶为以往著录所不及。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书中所收录的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出土的东晋南朝墓志，编者都极尽可能地寻觅采用了墓志出土之际的初拓本来作为制版刷印的底本，体现了本书对东晋南朝墓志原真性的极致追求。

    在本书的“释读”部分，除了重新加以整理、考订的释文外，并辅之以墓葬、墓志、志主为逻辑建构的墓志信息框架，以期给读者提供更多的背景材料。在释读内容上除了年代、尺寸、材质以及出土位置等客观描述，亦结合志文着重阐述了墓志的史料价值。

    《贞珉流徽》的“图版”和“释读”所收录的53方东晋南朝墓志，大多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如谢珫墓志以通篇近七百字的内容反映了“一流贵族”陈郡谢氏的谢珫一支前后百年四代的谱牒，为研究东晋南朝世家大族的婚宦提供了详尽的材料，志文中关于刘宋统治者对谢氏家族的态度，其实也反映出晋宋嬗替的历史细节；东晋温峤、温式之父子的墓志所载家族四代婚宦展现了东晋温氏家族如何通过联姻一步步地迈向贵族化的道路；刘宋明昙憘墓志反映了平原明氏从冀州豪强到南方贵族的递变进程，丰富了晚渡士族的社会活动情形；梁普通二年辅国将军墓志展现了萧梁政权对待归降北人的态度；梁吴郡太守萧子恪墓志揭秘了“永明体”文风的产生发展和社会背景，对探究南齐文学发展，考察彼时社会风风尚具有重要价值。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除了每方墓志自身所具有的价值，还应从整体去看待这些墓志，综合分析个中变化，又会生发出一些新的认识。东晋太宁年间的谢 墓志述其“假葬建康县石子罡，旧墓在荥阳”，反映出东晋初年南渡士人在建康 卜瘗临时兆域暂且安葬，以俟日后能移柩故土。而三十余年后升平二年（358）的王闽之墓志却将位于建康白石的家族葬地视为“旧墓”，全无东晋初年南渡士人回归祖茔之夙愿。同样的线索从广平李氏家族墓志中亦可见一斑，东晋升平元年（357）的李缉墓志等均记载李氏郡望为广平郡广平县。广平郡属司州，因此李氏家族为南渡士族。而宁康三年（375）李繤本人去世入葬，所刻墓志却记郡望为魏郡肥乡，这里的魏郡肥乡是指位于建康的侨置郡县，这是东晋墓志中首次发现的墓主改籍现象，显然此时已将他乡作故乡。东晋张镇墓志和高崧墓志则反映了南方土著士族广陵高氏、吴郡张氏与会稽谢氏、嘉兴徐氏之间的联姻，两者皆属南方士族之间的通婚。由此看来，东晋初年为巩固流寓政权倡导的“南北通婚”，显然收效甚微，旧有的门阀观念依然根深蒂固。而刘宋时的宋乞夫妇墓志载宋乞为南渡士族，然其本人和子女俱与南方土著通婚。可见“南北通婚”在次等士族中倒是不乏实例。

    三、筛选个案论文铺陈研究流变

    《贞珉流徽》的“专论”部分，采撷了十二篇已刊的关于东晋南朝墓志个案研究的专题论文，但在编排时却并未以研究对象即墓志本身的年代为序，而是以各篇论文发表的早晚先后排序，庶几可见几代学者对东晋南朝墓志价值的认识过程与半个世纪以来东晋南朝墓志研究途径的梗概与流变。

    罗宗真1980年发表的《南京新出土梁代墓志评述》、1986年发表的《梁肖敷墓志的有关问题》，分别从综述和个案的角度探讨了南京出土南朝梁代墓志，其中既涉及墓志的制度性问题和志文反映的社会历史状况，也仍然涉及南朝墓志书法艺术层面的探讨。王去非、赵超1990年发表的《南京出土六朝墓志综考》围绕东晋琅琊王氏王彬一支的族葬情形与侨置郡县的设置等，以小见大，对南京出土六朝墓志反映的历史、地理问题进行了梳理。张敏1993年发表的《刘宋〈明昙憘墓志铭〉考略》则为这一阶段释文类研究文章的代表作，该文结合史料对明昙憘墓志所载人物和史实一一分析探讨，并留意到墓志体例的问题。

    王志高2002年发表的《试论温峤》通过对出土的温峤墓志的释读，结合对史料的辨析，令人信服地还原了温峤一生的重要史实。邵磊2003年发表的《南齐王宝玉墓志考释——兼论南朝墓志的体例》重点探讨了南朝墓志的作者问题，考察了南朝墓志作者尤其是二人以上的合作在墓志署名形式上的变迁。张学锋2006年发表的《南京象山东晋王氏家族墓志研究》在全面考释整理南京象山出土东晋琅琊王氏王彬一支成员墓志的基础上，对传世文献中早已误书的琅琊王彬子弟的谱牒予以订正，并就其背后蕴藏的历史问题逐一辨析，解决了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

    陆帅等2014年发表的《〈明昙憘墓志〉所见南朝境内的“青齐土民”》通过志文细节，展开讨论青齐地域社会与宋齐政治等重大问题。骆鹏2014年发表的《南京出土南齐王珪之墓志考释》一文，对于深刻认识东晋南朝世家大族“聚族而葬”的行为具有重要的补证意义，至于王珪之墓志的形制，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以琅琊王氏为代表的东晋世家大族子弟在庶族寒门登上政治舞台之后的心态。毕云2015年发表的《“刻砖为识”——东晋南朝的砖志及其反思》与张今的《读东晋刘媚子、张镇墓志札记》，均脱出墓志内容，关注到墓志的形制、材质与使用等涉及墓主丧葬的具体问题，并尝试解读这些历史信息，以还原背后的社会变迁。陆帅2018年发表的《萧梁前期的晚渡北人：新刊梁〈普通二年墓志〉小考》，通过志文分析，对南朝梁普通二年辅国将军墓志的传主身份进行了迄今最为深入的讨论，揭示了萧梁内部权力结构的变动。邓玮光、吴琼2022年发表的《试析墓志中的边缘家族——以太原温氏、陈郡谢氏为例》则通过“边缘家族”这一概念，解析墓志体现的士族贵族化道路，从而进一步探讨“一流贵族”的定义标准。

    作为南京市博物总馆建馆十周年之际推出的一部书，《贞珉流徽》封面以“中国红”为底色，并在古意盎然的墨色墓志拓本之上压印烫金书名，厚重大气。书名主标题的“贞”“珉”“流”“徽”四字，分别集自南朝梁桂阳王萧融夫妇墓志，一册在手，便自有一股南朝气韵扑面而来，衬托以简澹而富于韵味的东晋谢 墓志，也是极好地契合了全书内容。

    总之，作为一部兼具资料性与学术性的图文并茂的专著，《贞珉流徽》不仅可供历史研究者与文博工作者作为资料，亦可供艺术爱好者乃至更为广泛的受众赏鉴。

    （作者单位：南京市博物总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