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夫施塔特论中产阶级改革

    ■杨长云

    美国作家辛克莱·刘易斯的小说《巴比特》描绘了一个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典型中产阶级形象。主人公巴比特在一次同学聚会上极尽能事巴结承包商查理·麦凯维尔，并邀请麦凯维尔夫妇到家中做客。虽然日期一再更改，但麦凯维尔夫妇真的光临了。不管巴比特夫妇如何讨好，麦凯维尔夫妇却总是表情冷淡，晚餐结束的时候，麦凯维尔承诺宴请巴比特夫妇，给了他们安慰和期盼。然而，麦凯维尔此后很长时间都忙于巴结杰拉尔德·多克爵士，根本无暇顾及巴比特。就在此时，巴比特偶遇他的一个多年不见的大学同学奥弗布鲁克。奥弗布鲁克一向郁郁不得志，巴比特从来都瞧不起他。这次相遇，奥弗布鲁克也力邀巴比特夫妇到家中做客。在奥弗布鲁克一番苦苦哀求后，巴比特接受了，然而他们效仿麦凯维尔夫妇，故意迟到十来分钟。整个过程也是极尽敷衍，且借故早早离去。巴比特也回邀奥弗布鲁克，但是过了一两个月也没有实现，从此再也不提奥弗布鲁克夫妇。在社会转型和改革的年代，像巴比特这样的中产阶级往往是社会地位上升的结果，他们在城市中打拼，竭尽全力向上攀爬，逐渐进入安逸的生活状态。中产阶级具有进取精神，抱持乐观主义情绪；他们慕强，一旦处在社会地位上升的阶段就难以接受倒退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中产阶级数量、收入、生活质量稳定，是衡量一个社会健康的标准。反之，一个社会如果中产阶级群体破产，说明这个社会也处在危险境地。

    在回顾美国1890年代直至新政时期时，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指出：“尽管国家仍处于繁荣之中，中产阶级却正处在被日益榨干的过程中，而我们被灌输称这是一个繁荣的过程。毫无疑问，人民是分享了繁荣的；然而我所担忧的是，这份繁荣并非他们自己所开创。”这段话出自霍夫施塔特那部关于进步与改革研究的里程碑式著作《改革年代：从布赖恩到富兰克林·D.罗斯福》，首次出版于1955年。这段话也令人想起比《改革年代》早三十年出版的另一本书《一个改革者的自白》（Confessions of a Re⁃former），作者是20世纪初改革明星城市克利夫兰市市长汤姆·L.约翰逊的幕僚弗雷德里克C.豪（Fred⁃eric C. Howe）。该书表达豪对老派、清教、中产阶级的美国及其人民未能引领建立一个更加开放、慷慨和人道的社会的失望。霍夫施塔特在《改革年代》一书中对中产阶级改革着墨颇多，不乏振聋发聩的论述。

    平民主义中产阶级

    在《改革年代》中，霍夫施塔特将改革的洪潮回涌到1890年代，从平民主义到进步主义再到新政派，从而成功地消解了进步派的激进主义色彩。中产阶级改革者在进步主义时代提出的主张许多是平民党的主张，这也暗示着美国农村发生的地位变动。19世纪末美国处在快速的转型期，从一个农业社会的环境转型为现代城市的环境。美国的民主传统是在农场和小村庄里形成的，其核心观念也是建立在农民情感和与乡村有关的隐喻之上。霍夫施塔特指出，19世纪9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农民本身的地位得到提升，“非农”群体形成，这些“不是农民的人”在支撑着农民。塞缪尔·P.亨廷顿对变化中的政治秩序的研究、黄宗智关于华北和长三角商品经济的研究都提出过“不在地地主”的概念，霍夫施塔特这里的“非农”也可以借这个概念表达为“不在地农场主”，而且对应为小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对于这一点，霍夫施塔特在另一处十分清楚地予以了说明，他说：城市才是培育智识复杂性的家园。农民居住在远离外部世界的地方，他们的命运也由此注定。农民也被指责为异乎寻常地多疑，此外，他们艰难的生存状况，也令其思维难以建立在非人为性因素的基础之上。或许在塑造平民主义思维方面，乡村地区的中产阶级平民主义领导者们（平民主义虽是一场运动，却不是由农民所领导）要比农民本身发挥的作用更大。可见平民主义的政治主张、社会改革方案是由中产阶级主导的。

    和英国等欧洲国家不同的是，美国乡村社会的典型产物，并不是自耕农或村民，而是一些脾气暴躁的乡村小商业主，他们十分勤劳地劳动，不断地从一处迁移到另一处，把土地用来投机，不依靠任何他人过活。由于在情感上和道德上仍然忠实于家庭农场的理想，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美国已拿出大量剩余产品去支持更多农场主继续从事农业，尽管实际上由于现代农业科技的发展，已经不需要那么多农民。对农民的这种反感并没有引起普遍的不满，部分地正是由于美国农民传统的持续性，部分地也是因为美国乡村社会具有阶层上升机会，农民变成城市中产阶级，就好像平民主义的主张变成为进步主义的纲领，水到渠成。

    霍夫施塔特引用伊何内修斯·唐纳利的两部科幻小说进一步论证平民主义中产阶级的改革意图。第一部是《恺撒之柱》，讲述一个有着瑞士血统居住在非洲乌干达的牧羊人，来到纽约旅行。目睹19世纪末的无产阶级起义。城市最终被焚毁，但还是有一支上流人士组成的遗民逃了出来，乘坐飞艇逃往非洲的山里，在一群知识分子的指导下建立了一个基督教社会主义国家，平民主义关于土地、交通和财政的计划，都在这个国家成为现实，而一切利润则被宣布为非法。这个故事同样也表明，没有乡村中产阶级的崛起，改革者理想的实现也是不可能的。

    另一部科幻小说《金瓶子》主要讲述堪萨斯州一个名叫伊弗雷姆·贝尼泽特的人，他幸运地得到一个可以把金属变成金子的瓶子；毫不奇怪，这让他有了解决他本人以及这个国家的财政问题的能力。不久，他便被选为总统，在挫败一桩刺杀他的图谋，并制止一个银行家企图发动内战的计划后，他发表了一篇极为出色的就职演说。他告诉美国人民，妨碍他们提高到“更高水平的伟大和幸福”的，就是旧世界。这引出了一项关于对欧洲穷苦移民关闭大门的呼吁，因为这些人会被美国资本家利用，以压低美国劳动者的工资。“通过明智的法律和公平的条件，我们本可以将我国土地耕种者的生活提升到中产阶级的水平”，霍夫施塔特在这里已经暗示了乡村社会存在的地位变动，以及地位焦虑。让土地耕种者焦虑的是其他大陆的穷苦人，他们拉拽着美国农民的衣裳，拖累着他们。美国就像一个安全阀，让旧大陆的不满有了一个发泄之处。但是事实上农民并非被阻止了地位上升的路径，对已然致富的农民们来说，经济地位已经发生转变，只是因为他们本身还没有消除与农业传统的心理联系，因此对于上升为中产阶级还存在着不适感。最关键的是，这个故事还表露平民主义的排外主义倾向，这也是整个进步时代白人中产阶级隐秘的政治倾向。

    后来成为进步主义时代青年记者的威廉·艾伦·怀特，年少时曾亲身经历过绿背党和平民党传统下的社会氛围，在其《自传》里，他回顾了这些经历，可能略微有一些夸张。作为一名纯正的中西部中产阶级的一员，他的结论是“那几次农民运动吸收了太多游手好闲之徒和不务正业之辈——破产农民，不入流的律师和医生，潦倒落魄的教师，以及一些满身戾气、喜怒无常的神经过敏症患者”。多年以后，当他分析1912年雄驼党运动的参加人员时，却发现“构成这场运动的主流和最坚定的核心是，‘小资产阶级’”：“这是一场由小商人、专门职业者、富有农民、来自组织化农工上层的熟练工匠……小有成就的乡镇中产阶级公民，有钱给谷仓上油漆的农民，收入不菲的铁路工程师，以及一些乡村杂志的编辑们所共同发起的运动。”不过，这里的“小资产阶级”最多指的是富裕的中产阶级。

    进步主义中产阶级

    虽然从霍夫施塔特的《改革年代》中可以看到平民主义与进步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中产阶级是这两场改革“骚动”的主力军，但进步派比平民党走得更远。霍夫施塔特在比较这两场运动的时候没有明确指出平民主义的中产阶级，他只是说平民主义绝大部分是属于乡村和地方上的。进步主义运动却是城市的、中产阶级的和全国性的。更重要的是，进步主义与平民主义不同的事实在于，城市中产阶级不仅参与了这场抗议运动，并且夺取了领导权。不过，他马上话锋一转指出：当从前追随布赖恩的那批人仍在为一些特定改革而斗争时，他们发现，为数众多的，一直以来对他们持强烈反对态度的一批人，如今成了他们的同路人。随着改革的要求从农民延伸至中产阶级，从平民党进入两大党，这种要求变得更加强烈，也更受重视了。这里他没有明确指出的是平民主义的主张实际上也是出自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像怀特这样来自中西部地区的人），或许这也是霍夫施塔特被批评者指责模棱两可的原由。当然，与沙文主义、排外主义藕断丝连的平民党人本身就存在面目难辨的问题。平民党的敌人还可以将他们诬蔑为狂热的无政府主义者，要对进步派的形象做如此歪曲，却是不可能的。因为平民党人或无政府主义者，美国人很难见到；但充满活力的进步派在全国到处都是，几乎所有地方的人都理解他们。尽管进步派也与排外主义脱不了干系。

    一般来说，进步主义包括要求诚实、高效和更广泛的市政权力的运动，削弱垄断公司对州立法机构的控制。加强公用事业的公共控制或公有制，推动政治进程民主化，要求妇女选举权，扩大政府监管企业的权力，以及通过社会福利立法等。霍夫施塔特在论及“进步主义”时更强调中产阶级对改革性质的改变，“进步主义”是1900年以后那种随处可见的、倾向于针砭时弊和厉行变革的更为广泛的心理冲动；到了这一时期，农民抗议这条小溪流已变成波澜壮阔的大河，而强烈要求社会、经济改革的中产阶级人民，则凭着他们日益高涨的热情增加了这条大河的水量，并且改变了它的流向。

    霍夫施塔特注意到，一方面，1900年以后，平民主义和进步主义趋于融合，但细心的研究者会发现进步主义时期存在两股大的思想脉络，其中之一主要受平民主义遗留思想的影响，另一股则主要是城市生活的产物。毫无疑问，进步主义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它对城市问题怀有一种新鲜的、至为真切和饱含同情的关注——包括劳工和社会福利、市政改革，以及消费者权益等问题。另一方面，正是中产阶级的改革热忱，以及专门职业者和高学历群体所做出的贡献，让进步主义思想比过去的平民主义思想显得更为开明，更加温和，也更加复杂。最后，进步主义变成了一场全国性的、跨党派的运动，民主党人与共和党人，乡村和城市，东部、西部和南部，都在这里被联结起来。在从前支持布赖恩的乡村地区和城市里的新兴改革运动之间，一种有效的联合已然建立起来，假如不存在这种联合，进步主义的广泛散播、迅猛势头都将是不可能的。

    正如有一些研究所显示的那样，不仅是平民主义与进步主义有典型区别，两场改革运动中的中产阶级也有很大区别。前者往往是旧中产阶级，他们与乡村地区和城市传统职业密切相关，后者是新中产阶级，与美国内战后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及专门职业的兴起紧密相关。霍夫施塔特对此进行了量化分析，他指出，进步主义也吸引了大批新兴中产阶级，包括高级技工、领薪专门职业者、文职人员、销售店员，以及政府机构人员等，随着大公司的兴起和共治社会专门技能的提高，这些人群也大量增加。中产阶级是全国人口中增长最快的一部分。新型中产阶级人口增长了几乎八倍，从756,000人增至5,609,000人。如果将后一个数字同那3,261,000名独立实业者与自负盈亏的专门职业者做比较，就会对这两个阶级的力量对比有一个概念，正是从这两个阶级的人口中，进步主义吸收了数量巨大的城市支持者。

    如上所言，乡村中产阶级中知识分子群体尤其使中产阶级从农民群体中脱颖而出，可见知识对中产阶级身份的重要意义。特别是在改革年代这样一个追求效率、专业化的时代。霍夫施塔特揭示，在进步主义时期，一个庞大而重要的公众团体崛起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受过良好教育，穿着得体时尚，充满豪情壮志……尽管不能罢工，也不能谈判议价或支撑昂贵的院外游说活动，但他们能订阅“耙粪”类杂志，能聆听进步派的演讲，还能投票。

    霍夫施塔特在《改革年代》中表现出强烈的道德政治感，通过与其生活时代的比较，进一步分析了进步主义中产阶级的特征。他说，今天的白领阶层更加纵情自我，颇显得麻木不仁；他们主要关心的是保障、安逸和闲适，以及大众娱乐带来的欢愉和享受。但在进步主义时期，这个阶层还生活在往日豪情壮志的心理设定之下。一方面，对于商界大亨的一夜暴富，以及共治经济体下那极为缺少人情味的经济生活环境，他们是深恶痛绝的。可是另一方面，由于那些产业巨头们毕竟不过是完成了个人上升的旧式英雄主义梦想，因此对这一点他们又怀着一种半压抑的羡慕和嫉妒之情。

    中产阶级的地位焦虑

    霍夫施塔特在《改革年代》中花费大量篇幅阐述“地位革命论”，尤其是中产阶级的地位焦虑，他认为这是改革的原因。霍夫施塔特认为，那些广义上可以称为“独立派”类型的人群后来之所以变成进步派，主要并不是因为经济剥削，而是因为他们是地位变动的受害者，这一变动就发生在19世纪的最后十年和20世纪初。简言之，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领导了进步主义运动的这批人，他们承受的时代苦难并非源自财富的缩减，而是由于社会威望和权力的分配模式发生了变化。还在1870年前后，财富、地位和权力在美国的分布还相当分散，中等收入的人也足以享有相当高的威望和影响力，在很多小地方这一现象尤为普遍。在那个地方性名望还颇具分量的年代，小店商、制造业主、杰出的律师、编辑和牧师，都算是地方上名声响亮的人物。但现在“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霍夫施塔特列举了几个专门职业来阐明这种地位焦虑。他指出，行业之间固然各有不同，然而在财阀阶层面前，所有声称拥有学识和技能的人们都有着一种屈辱和愤愤不平之感。首先是教士，19世纪最后三十年，在美国社会和智识生活中的世俗化运动中，他们和大多数中产阶级一样，持续衰退。更严重的是，他们作为道德和智识领袖的地位本身也遭受重创。其次是教授，他们的情况与教士们差异甚大——但最终，学术界人士却与宗教人士殊途同归。整个进步主义时期，学术共同体的首要功能仍是支持和捍卫现有社会秩序，为其提供合理性。再就是律师，一方面他们为商业团体服务并从中获益，另一方面，在人身关系上，他们又与之保持疏离；作为法律顾问，他们须处处为委托人着想，但也有不少律师是由于从自己所在行业的变动中，感受到了那种改革诉求的冲击力。

    霍夫施塔特所揭示的关于地位革命的影响，或许有助于说明进步主义运动何以发生，却解释不了它何以在此时发生。他在《改革年代》中发出一连串疑问：既然地位革命至少从内战时期起便已开始，并且到1890年代显然已发展到相当的程度，那么为什么直到20世纪头十五年，真正激烈的抗议和改革运动才爆发？ 中产阶级在经历了六年的公民焦虑和三年严重而凶险的经济萧条后，为什么仍在1896年给汉纳和麦金利一份优势相当明显的信任投票？ 然后，当这份信任看似已由经济繁荣的回归提供了合理性，当美国在海约翰所说的一场“我们辉煌的小战争”中迅速取得胜利，从而令全国的安全感和力量感得以提升，当一种轻松的乐观主义情绪再次成为主流，为什么这些中产阶级却突然转身，开始热情支持那些正激烈批评美国生活的人们？

    霍夫施塔特的回答是：19世纪90年代末发生的事情让中产阶级陷入深深的恐惧，以至于面对那种可能对既有行事方式带来根本性挑战的念头时，他们已不敢太过认真。中产阶级内部形成这样一种倾向，将他们自身的不满和气恼放在一边，到更安全的时候再表露出来。直到进步主义时期，城市消费者第一次成为美国社会政治领域中一股自觉的、严肃的力量。在这个时期，在很多议题的讨论中，人们很少再听到关于这些议题对工人阶级、中产阶级和农民的影响，而相当多地看到“平头百姓”“普通人”“纳税人”“底层消费者”以及“市井小民”等字眼。这一趋势标志着美国经济、美国生活中的一次大转变，从一心关注“生产”，转变为同等地关注“消费”这一生活领域，这一趋势让很多进步主义议题具备大众号召力和政治影响力，也使得进步派领导者们多了一条接触公众的广阔道路。有了充分条件，中产阶级反击的时机到来了。

    另外，中产阶级开始认识到他们该为社会病症有所行动。中产阶级的责任感使他们感到必须有所行动，这样会感觉好受些。可是，中产阶级的生活过于安逸，在社会上，他是典型的既富有又有名望的人，所以他并不想对社会做任何根本性的变革。因此，他需要的只是一种有所行动的感觉，即这样一种感受，事物的道德特质正在改善，而他自己参与了这一过程。于是，对充满道德能量的进步派来说，反腐败就成了一个特别合适的议题。他欣然相信这个国家已经邪恶透顶，而耙粪者们则为他提供了大量看似确凿的证据。必要条件的加持似乎能够保证对“地位变动”进行安全地反击。

    中产阶级改革的自我矛盾

    霍夫施塔特在《改革年代》中描述的中产阶级改革具有自我矛盾的内在逻辑。从激进且悲情的平民主义到温和的进步主义再到保守的新政派，并不是共识派所认为的那样呈现出直线发展的历史一致性。平民主义、进步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本身就是裹胁在改革方案中的自我矛盾，一旦条件成熟，他们便互相排斥甚至反噬。这些矛盾还表现在，进步主义的中心主题是对工业化的一种反抗，但他们受着地位焦虑的煎熬，最后不得不接受对社会病症负责的训诫；又譬如，进步主义运动是针对组织化后果的一场抗议运动，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他们尝试捍卫或重建他们一向思慕的那些个人主义价值，并为此奋斗不息之时，这奋斗本身却使得他们离组织化的技术越来越近，而后者正是他们所恐惧的。

    霍夫施塔特又使用“中立派”和制衡的术语来反映中产阶级改革的自我矛盾性。他指出，进步派表达了中产阶级的精神和意愿，同时也代表着一套二元论的经济改革方案，致力于防止走向极左和极右的危险。一方面，他们畏惧财阀阶层的权势，另一方面，他们又对大众的贫困和不安分怀有戒心。不过，如果政治领导权能够牢牢地掌握在负责任的中产阶级手里，既不走向极端反动，也不会变成——按照罗斯福的话来说——“狂热的激进派”，那么两方面的问题便都可以处理了。这不能单纯地被认为是中产阶级的两面性，与19世纪末共和党独立派（mugwump）有截然区别。这就像是巴比特，向上不容易，向下不甘心，带着一种矛盾心理实践改革主张。

    因此，在霍夫施塔特看来，中产阶级主导的进步主义改革是一场温和而谨慎的运动，其目标不是社会结构的剧烈变革，而毋宁是形成一个负责任的精英群体，这批精英将把民间的冲动导向变革，并且是导向一系列适度的，用他们的话说，“建设性的”轨道。如同布兰代斯恰如其分的表述，这个领导集体“将在富人和平民之间保持一种独立地位，随时准备着对任何一方的过度行为加以制衡”。虽然存在种种矛盾性，但在面对重大变革之时，大部分知识分子、专门职业者和民意塑造阶层，总能看清事态走向，全情投入他们认为代表着进步和改革的那一方。罕有哪一次历史运动，这些阶层在其中起到的作用比在进步主义运动中还要大。

    到新政时期，中产阶级呈现为保守派与改革派之间的相对颠倒现象。霍夫施塔特强调，不管是保守的还是激进的，对合法性的求取都是双重的，一方面诉诸终极道德原则，另一方面诉诸制度化生活的实际必然性。在进步主义时期，保守派更倾向于将其合法性建立在制度的连续性、铁的事实、可能性的限度等基础上，这也是他们的传统优势；改革派的优势则在于他们可以唤醒道德情绪，谴责不公，将整个社会的义愤汇集起来，去抗拒那引起不能容忍的恶行。而到新政时期，反倒是改革派向现实中的急迫形势求取合法性，保守派则代表着更强烈的道德愤慨。霍夫施塔特暗示，中产阶级的行事方式似乎违背了所有袭自传统的法则，既包括实用性法则，也包括道德法则，这似乎也是对整个阶级的自我颠覆。

    从激进到温和到保守，这大概是任何改革时代中产阶级的政治底色。霍夫施塔特是共识阵营的代表，也是一个抱持具有中产阶级身份的成员首先寻求保守派尊重这种观点的坚定信徒，他非常了解中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民主之间关系的复杂性。作为一个历史学家，霍夫施塔特以“改革年代”作为证据，证明衰落的中产阶级拼命维持其地位的政治努力是徒劳的。然而，霍夫施塔特实际上提出了更为复杂的见解。最重要的是，他表明，在进步时代，中产阶级生活在一个高度公开和政治化的世界中。中产阶级政治源自品格和正义的道德观念，其改革方式与在新政中脱颖而出的技术官僚政治有着本质上的区别。霍夫施塔特强烈暗示改革派中产阶级比新政保守派更好。霍夫施塔特最终帮助回答了中产阶级“慕强”的缘由：他们经受“社会情绪的主要测试之一”，即“生活安逸的人们是倾向于在心理上认同非常成功的人的权力和成就，还是认同弱势群体的需求和痛苦”。在很大程度上，进步主义的宣传鼓动使人们的同情心在社会层面上是向下的，而不是向上的。至今如此。

    一百多年前的美国，中产阶级年轻女性开始剪短头发，穿更暴露的着装，在公共场合抽烟喝酒，令老一辈感到既震惊又愤慨。随着汽车旅行带来的转型、新移民大量涌入，以及小城镇和农村的传统价值观在一个日益城市化的国家中的影响力下降，在许多人看来，这个国家正在朝着非常危险的方向发展。如果我们还在震惊于2024年巴黎奥运会开幕式上的奇装异服和年轻人的夸张乖异，那今天这个时代和一百多年前还有什么区别？

    （注：文中未标明出处的引文皆出自霍夫施塔特的《改革年代：从布赖恩到富兰克林·D.罗斯福》，中文译本理查德·霍夫施塔特：《改革年代》，王禹译，商务印书馆2023年；英文版Richard Hofstadter, The Age of Reform: from Bryan to F. D. R., New York: Vintage Books,19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