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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兄嘱咐我为他主编的“60后的学者散文随笔丛书”写个序言，心中不禁惶惶起来，一看作者名单，顿时让我肃然起敬，作者皆是我的朋友，他们也都是学界各个领域的顶级专家学者，学有专攻，学术成就卓著。
虽然我是50年代出身的学人，但在我的脑海里，60年代生人就是我们最亲近的心理同龄人，因为我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几乎都是相同的；作为学术界中人，我们和他们情同手足，可谓江湖兄弟；更为重要的是，在他们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的记忆中，对共和国历史的感性认知是完整的，我们是手拉着手，唱着“同一首歌”，走过荒原和绿洲的历史见证者。所以，历史长镜头里的具象认知无疑就折射在我们共同的学术研究中，这些珍贵的记忆，就变幻成了一条紧紧相扣的价值链，时时显影的历史底片，就锚定了我们共同对学术研究的严谨，以及对历史强烈的责任感。我们一起走过了几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在大饥荒、大革命、改革开放和疫情时期里，一切苦难和幸福让我们看清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本质。所以，无论是在教学活动中，还是学术研究里，60年代学者那种正气凛然的人性化的性格特征，便牢牢地镶嵌在他们的灵魂深处。
无疑，当60年代学人也进入花甲之年时，他们的危机感也就来临了，虽然，从当今人文社会学科年龄来说，60多岁正是学术研究的壮年期，其阅历和历史的经验，决定了这一代人的学术趋向最成熟的研究状态，是抽象思维和哲学批判最活跃的年代。
然而，他们念念不忘的另一个领域——如何用形象思维，去再现和表现他们的童年、少年、青年、中年和老年生活情境，完成他们从事文学创作的一生梦想，这个夙愿几乎成为每一个学者晚境中的总结人生的呢喃话语。
诚然，每一个从事文学研究工作的人，尤其是五六十年代的学人，在他们的心底里，都藏着一个作家梦，文学研究如果离开了文学的本源，其属性就会发生质的变化，一个教书匠，倘若没有形象思维能力的支撑，他就无法让自己的教学和研究灵动活泛起来，这就是高等院校在呆板的理论模式下，按照条条框框模板去教大学生写作课的后果——学生不爱听，导致各校纷纷取消了写作教研室。而如今大批的作家进驻了高校，尤其是北师大从本硕博都有了这门“创意写作”课程；尤其是教育部将它升格为二级学科，这显然是对死板的抽象化文学教学的一种讽刺、冲击和调整。
难道高校和研究机构的教师和研究者，真的就是不懂也不能进行文学创作实践的冬烘先生吗？ 在我的目力范围中，50年代和60年代学者从事文学创作的很多，他们早就打破了杨晦在50年代定下的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地方的潜规则，写长篇小说和散文，成为众多学者的选择。
现在，60年代学者公开站出来，群体性地挑战这一墨守成规的高校文学教育格局，正如编辑此丛书的李怡兄所言：“生于1960年代，目睹历史的跌宕起伏，长于1980年代，见证时代的风起云涌。即将步入中老年之列的一代学人，在学院教育下发展成长，但学术化的训练并不足以穷尽文学的人生感受和情感书写，他们重新汇聚在‘抒情与描写’的世界里，重拾文学初心，探求思想和表达的另外一种可能。”李怡兄这个集结号的吹响，无疑是“学院派”自主创作的一种宣言书，尽管许多60后的个体学者早就在从事这项工作了，其“学者散文随笔”在90年代就引起过很大反响，但集体性的向文坛挑战还是第一次。
从文体上来说，带有自传性质的散文随笔成为学者文学创作的首选，是有内在原因的，他们聚集了一生的学养和学识，往往是带着历史的记忆进入创作的，其中的哲思特征，成为一种特定的风格，我的同事莫砺锋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在他的散文背后，隐藏着强烈的社会背景，同时亦将自己的抒情有机地融入了具有隐喻功能的描写之中，使之成为“学者散文随笔”的一种楷模。这种风格同样折射在50年代生人古代文学学者詹福瑞的散文创作和肖瑞峰现实主义长篇小说三部曲之中。反观60年代这批学人的散文随笔创作，这样的风格特征也同样十分明显。浏览他们的散文随笔，我由衷地感叹他们不仅在学术上都有各自独树一帜的研究成果，而且在散文随笔的创作中，也同样显示了自身特有的才华。
无论是人物肖像描写，抑或是风景画描写，书中都漫溢着生动有趣的故事摹写，一扫象牙塔里的学究气，走进生活，走近人性，在虚构与非虚构的叙写中，彰显出一个历史在场者的真切感受，这是他们人生真性情的自然流露。
赵勇先生的散文随笔我在网上看过许多，《做生活》就是他将艺术匠心植入散文随笔的范例。其“书里书外”的“流年碎影”，以其生动的笔触见长，人性的柔软之处打动了许多读者，其“情信辞巧”的语言风格和灵动的描写，广受读者好评。一个学者能够将散文随笔“做生活”似的干得如此漂亮，均为“贴着人物写”的慧眼所致。
吴晓东先生是一个严谨的学者，他的《距离的美学》用娴熟的学术笔法，去观照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其中不乏“记忆的美学”的风范，从“孤独者”的风景，到“心灵的风景”，都是一个学者思想反射“永远的绝响”，距离之美，是作者凝聚哲思的释放。
王尧先生不仅是散文研究的大家，而且更是散文创作的高手，同时还是长篇小说的创作者，从深刻的理论和评论圈子中突围出来后，他在形象思维的天地里，更是游刃有余，其创作的活力和数量自不待说，就许多散文随笔篇什中，充满着语言修辞灵性的文字，就足以让文坛惊叹不已。
王兆胜先生不仅是一个严谨的编辑家，而且也是一个散文研究的大家，从他的散文集《心境如初》中，我们看到的是一幅幅人物的肖像画，从师长到生活在最底层的清洁工；从父母姥爷到兄弟姐妹；从“高山积雪”到“会说话的石头”；从“老村老屋”到“我的书房”。我们看到的是大写的人性光芒的辐射；听到的是亲情中感天动地的灵魂呐喊和悲哭；感受到的是风景和风情中的博爱；闻到的是自我灵魂倒影中“最熟悉的陌生人”的气息。兆胜兄用他独有的视角和文字，完美地阐释了人性之美。
李怡先生是我多年的兄弟，我总以为他是一个“书呆子”类型的学者，如今读了他的散文集《我的1980》后，方才领悟了他的文学真性情，尤其是对北师大“大先生”们的描写生动感人，其人物素描显影出了一代又一代北师大学人的风范。而更加生动有趣的故事就在“蒙学记”的篇什中，尤其是儿时和青少年时期，观看电影、听电台广播评书的历史记忆里的那些生动场景描写，记录的是时代个人思想历程的变迁。最难能可贵的是，1980年代无疑是这一代人最最不能忘却的年代——用狄更斯的名言来说：“那是最美好的年代！”也是60后人一去不复返的青春勃发记忆岁月。
杨联芬女士也是我熟悉的朋友，我是从她的学术著述中认识这位女性的，但不曾想到的是，她的散文随笔写得亦很有味道，女性的独特视角一旦触摸到生活的日常形态，用细腻的笔调加以描绘，那就是一幅充满着情趣的水彩画。《不敢念想》中，其人生的每一次遭遇，每一次悲欢喜怒，都是情真意切的倾诉。“人与爱”构成的画面，奏响的是人类永不消逝的人性交响诗。
这辑散文丛书共收集了60年代六位从事现代文学研究学者的散文随笔，作为现当代文学的创作实践的集结团队，我不知道李怡先生是否还继续将此丛书编写下去，窃以为，这些学者散文在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的交汇处书写发声，恰恰就是通过独特的视角和文体的变化，弥补了中国当代散文的些微不足——哲思的融入为散文的思想插上了翅膀，让它飞得更高一些。
2024年7月8日写于南大和园桂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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