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彦谈枕边书

    您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文学博士，却在中华书局出了一套书名为《周易六十四卦象数集解》（全2册）的学术著作，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跨界到先秦古籍研究，是什么原因促使您作出如此大幅度的学术转向？ 为什么您对古典文化有这么大的兴趣和热情？

    胡彦：大概是2001年，一次川藏景区的游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来后，觉得自己作为一个中文博士、教授，对自己国家的传统文化却知之甚浅，这实在令人汗颜。于是我开始持续不断地阅读儒释道重要典籍，这一读就一发不可收拾，渐悟到了“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的妙境。古典文化的世界如天上的星空，熠熠生辉，寥廓幽远。我是以非专业、非职业的业余心态“撞入”这个幽远而风雅的文化世界的。没有写论文、报课题的“数字化生存”的需求与压力，一片天真爱好使然。

    早年的我曾像西西弗斯一样，不知疲倦地在“蔚蓝的海洋”中打捞“诗与远方”，坚信精神的家园“生活在别处”，但最终却两手空空。幸运的是，自从撞入中国古典文化的“藕花深处”之后，得益于五千年文明源头活水的滋养，我仿佛于“生命的实相”开悟一二。我坚定地认为，诸如《周易》《老子》《论语》《庄子》《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伤寒论》等等文化典籍都是给予人类生命智慧的“实践哲学”，蕴含了宇宙自然、社会历史、人类生命的“无尽藏”。

    研习文化典籍给我带来切实的“身心改变”。我无师自通地遵循文化典籍中的教诲，道法自然，“法于阴阳，和于术数”，以“精盈”“气盛”“神全”作为身健的根本，调养好了困扰我数十年的慢性胃炎、失眠，还有腰椎间盘突出、肩周炎等职业病。至今我保持古人“刚日读经，柔日读史”的阅读习惯，每天双盘静坐，做中医正椎操，睡子午觉。55岁的时候，到西藏阿里旅游，抵达海拔5200米的珠峰大本营，全程未吸一口氧。也许，这就是《黄帝内经》所说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周易》不仅文字古奥艰深，而且六十四卦近乎“无字天书”；在绝大多数人眼中，《周易》太过神秘莫测，属于非常小众的“冷门绝学”。这门学问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悬隔数千年之遥，您是如何写出《周易六十四卦象数集解》的？

    胡彦：其实我和《周易》的结缘始于1990年春天。我买的第一本易学著作就是高亨先生的《周易古经今注》。我读研究生时曾手不释卷、通宵达旦地阅读港台版的金庸小说，对“亢龙有悔”“降龙十八掌”之类的句子产生了莫名的好奇。翻阅高著，才发现这些句子典出《周易》乾卦。许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金庸先生出生于易学世家，他的先祖查慎行著有《周易玩辞集解》。当时我正面临硕士毕业的抉择，留在东北，还是回昆明？ 有一天兴之所至，就用高亨先生对《周易》大衍筮法的具体介绍，依葫芦画瓢，排出一个蹇卦。翻开《周易古经今注》蹇卦一页：“利西南，不利东北。利见大人。贞吉”这样一句卦辞突如其来，跃入眼帘。后来发生的事就是直到现在，我都是生活、工作在“彩云之南”了。

    1990年之后，《周易古经今注》被我束之高阁，再次捡拾起《易经》，已经是多年后，我确立了以易学为主线的阅读目标，搜罗了从古至今、重要的易学典籍、著作，一一精读。这一读就读到了2020年。我开始有了写一本易学著作的念头，是那种非写不可的强烈念头一直在脑中盘旋。于是我在这一年的6月，向学校提出辞任院长一职，回到教学岗位，重启学术生活。2022年1月，我完成了《周易六十四卦象数集解》书稿后，以业余作者身份向中华书局投稿，大约半个月之后就得到了易学、经学领域的资深编辑石玉先生的肯定，在他的帮助、支持之下，第一本易学著作就这样于当年10月，在中华书局顺利出版。

    能否谈谈您不同时期的阅读情况？ 各有何特点？

    胡彦：我的文学启蒙读物是福尔摩斯的侦探小说，爱好侦探类、悬疑类、军事类小说及相关题材的影视剧。后来进入高校，开始职业化的、也是比较枯燥的文学阅读、理论阅读，且以西方哲学、文论、文艺作品为主。2002年以后，我的个人兴趣爱好转向，只读中华文化元典和与之相关的古文字学、古天文学、古中医学、古典文学、考古学等著作，对世界古老文明的源头性著作，如《吉尔伽美什史诗》《古埃及〈亡灵书〉》《荷马史诗》《五十奥义书》等有浓厚的阅读兴趣。

    您的《周易六十四卦象数集解》2022年10月出版，一年后第二次印刷。能否简单概括一下您的研究心得？

    胡彦：我的粗浅的看法有这样几点：

    （1） 易卦是易学的本源，宇宙自然规律则是易卦的思想来源。不能离开卦象单独解读《周易》文字。不以卦象原理作为依据、没有自然规律作为支撑的易学研究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2） 《周易》是先秦典籍，要读懂《周易》，必须涉猎并善用古文字学的研究成果，不从古文字的原始意涵解读《周易》文字，就会犯望文生义、以今度古的错误，“叠床架屋、灶上起灶”，将后人思想层累地强加古经，使得《周易》的本义被遮蔽，自然规律的原理被误读。

    （3） 《周易》思想来源于天文，“天文为科学之祖，文化之母”。《周易》文字蕴含的人文思想，是前圣先贤对自然规律的总结与阐扬，人文的源头是天文。研究《周易》，必须打下坚实的中国古天文学的基础。

    （4） 解读《周易》，需要做到“以经释经”“经史互证”。马一浮先生认为，“六艺者，即是《诗》《书》《礼》《乐》《易》《春秋》也。此是孔子之教，吾国两千余年来普遍承认一切学术之原皆出于此，其余都是六艺之支流。”《周易》是五经思想的源头，五经可注《周易》。另外，医易同源。《周易》和《黄帝内经》都来源于古天文学，两部典籍可互文阐释。“六经皆史”。《周易》是对宇宙世界运行规律与原理的高度概括与浓缩，它不是学者书斋内向壁虚构的“形而上学”，而是生生不息的“自然科学”“实践哲学”。《周易》的思想可以在既往历史和现实世界中得到验证。

    您有枕边书吗？

    胡彦：我的枕边书就是《周易》。我出差、旅游外出时都会携带一本《周易》，有空闲时就随便翻翻。它的著述方式、思想表达是“图文并茂”的。中国文明思想的“无尽藏”即隐含在《周易》卦象之中。将《周易》作为枕边书，可以神游五千年文明的源头，沉入精神的原乡，安然入眠。

    您的私人藏书有何特点？ 有什么让人大吃一惊的书吗？

    胡彦：我有“嗜古之癖”，“信而好古”，藏书以传世典籍为主，经史子集之要籍基本齐备。书不多，大概只有四五千册。比较有个人特点的藏书有四类：一是古文字类。拥有《新甲骨文编》《甲骨文字诂林》《殷墟甲骨卜辞类纂》《殷周金文集成》《金文编》《战国文字编》《古文字类编》及古文字学大家的重要著作。二是考古学类。早期中国的考古学重要著作，如《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夏商卷、两周卷、秦汉卷）及郭沫若、李济、夏鼐、苏秉琦、张光直等考古学大家的著作，我基本都有。三是古中医学类。各种版本的《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伤寒论》及相关注解书，还有古代、当代重要中医大家的著作。四是术数类。诸如堪舆、命理、相学这些“神秘文化”的典籍，我基本上应有皆有。

    如果可以带三本书到无人岛，您会选哪三本？

    胡彦：第一本是“宇宙之书”《周易》，可以帮我“仰观天文，俯察地理”；第二本是中医哲学《黄帝内经》，可以帮我掌握不生病或少生病的智慧；第三本是中医临床医学《伤寒论》，在无人岛上如果生病了，可以帮我开出治病的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