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松青
从2004年至今,上海书展已经举办了20届。作为一名从业三十余年的出版人兼资深书迷,我不仅有幸参加了全部的20届上海书展,更对其前世今生都有一定了解。在这个过程中,我从读者变成出版者,从只需要负责自己手头的书,到对整个出版社负责,随着身份的变化,对书展的理解和参与角度也在不断变化,回望这段历程,感触颇多。
一
上海书展的前身
上海书展的前身有两个,一个是上海文汇书展,一个是上海沪版图书订货会。
文汇书展创办于1986年。1988年至1992年我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求学,平时就是南京东路新华书店古籍柜台和上海古籍书店的常客,文汇书展这种盛会自然更不能错过,每次都从学校骑将近一个小时自行车赶去书展举办地——位于西藏中路广东路交叉口的著名地标建筑上海市工人文化宫。工人文化宫虽然面积也不算小,但是疯狂的读者实在是太多了。印象中,会场里永远挤满了人,与其说是挑书买书,或不如说是“抢书”。由于不能带包袋进场,挑到的书只能捧在手里,然后一手捧书一手找书翻书,还要保持在人群中的平衡,努力穿梭,甚是艰辛。后来我想出一法,拉上同学一起去,我在里面挑书,扔给在外围的同学,由他看管,随后再换人,同学进去挑书,我在外围看着。如此既省力,又能多挑书,往往满载而归。我们都是穷学生,所以专挑特价的便宜老旧书,比如民国时期的《丛书集成》的散本,薄的3角,厚的6角,买了一堆。没想到后来写本科毕业论文的主要参考文献就是出自这一堆书。
1992年我进入上海古籍出版社,成为当时社里最年轻的编辑,凡是有特价书市、订货会之类,发行科一定会带上我去帮忙,由此便参加了好几次沪版图书订货会。沪版图书订货会是业内的看样订货会,只面对新华书店和书商开放,所以比起书展要冷清很多。我不用谈业务,“看摊”之余,就满场闲逛,趁机领略和学习兄弟出版社的新书,启发自己策划选题的思路,每次都觉得收获颇丰。
现在回想起来,在那个没有网购、没有智能手机和铺天盖地的网络信息的时代,当年的文汇书展之于读者,沪版图书订货会之于出版界,让读书人获取图书,让出版人交流信息,确实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其规模、丰富程度、综合效应,都还远不能与此后的上海书展相比。
二
作为一名图书编辑,在上海书展上要做些什么?
到了2004年,第一届上海书展正式亮相。从此以后,出版社、编辑、作者和读者有了共同的每年一次的文化盛宴。这时,我刚从上海古籍出版社第一编辑室“毕业”,在新成立的第六编辑室任副主任,主要负责大众类图书的开拓。面向大众、影响力巨大的上海书展,自然成为我们每年最重视的工作之一。
在书展上,一名出色的编辑往往身兼数职。首先是“练摊”,即帮着专业卖书的发行人员照看展位,码书、找书、添货、吆喝,一样不落,要做到眼中有活,手、脚、口不停。事实上,这既是编辑和读者面对面交流、了解读者需求的一条最佳途径,也是考验编辑对图书熟悉程度、营销能力的大好机会。尽管在2004年,“营销”还远不是一个像现在这样热门的词语,但实际上它始终是一名合格编辑应具备的基本素质。曾经让我颇为得意的一个案例,是彩图本丰子恺的《西洋美术史》。这本书我在编辑时极为用心,仅配图即花费五个月之久,是当年的重点产品。书展上,发行人员为此书码了一个高高的书台,我便当起了推销员。说起来很多人不信,我在大学时其实堪称“社恐”,人多时讲话都会脸红;然而经过书展的数年历练,再加上一心想要把自己精心打造的好书推荐给更多读者的热情,那时凡是在展位前略作停留的读者,我都会主动上前推荐,如此坚守一天,眼见着码堆越来越低,直到收摊前,最后一本有破损的书都被抢走,另一位大哥稍一犹豫没抢到,还后悔不迭。这次书展上的成功推销和由此带来的成就感,对我来说是一生难忘的。
除了练摊,一名有追求的编辑还应该是“质检员”——观察读者对本社图书的反应,听取读者的意见;“侦查员”,到其他出版社摊位学习,了解市场动态,这其实是一个取长补短、开阔眼界、整理思路的过程,不做井底之蛙,避免闭门造车。
可以说,从在上海书展上的表现,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观察出一名编辑的潜力和发展前景的。
三
上海书展对图书选题
与品牌的促进
2013年,我作为上海古籍出版社副总编辑参加了上海书展。这时的上海书展已成为全国最具影响力和美誉度的大众书展之一,是打响“上海文化”品牌的重要力量,各大出版社的重视和参与力度也越来越大,每年8月,大家都憋着劲儿要在书展上有一个出彩的亮相。如果说,一本好书就像一道营养可口的菜肴,那么作为编辑,参加上海书展只须烹饪出一两道好菜;而作为分管大众读物的副总编辑,则必须考虑如何提供一整桌美味佳肴了。每年制定选题计划时,我就开始考虑如何在当年的上海书展上摆满吸引读者的新书、好书,让读者们流连忘返。
有过参展经历的同行都知道,单本好书除非码堆,否则很容易淹没于书海之中;但如果是成系列的大套丛书,铺满展示台,则极为吸睛。丛书的规模效应不仅体现在日常发行,在书展上正有着最直观的显示。在上海古籍出版社任副总编辑的几年中,我策划了《国学典藏》和“中国古代名著全本译注丛书”系列,每年都在上海书展“扎堆”亮相,大受读者欢迎,树立了品牌效应。这两套丛书至今仍在不断增补,并入选2022年公布的《2021—2035年国家古籍工作规划》第一批重点出版项目“普及读物类”,这与上海书展的鞭策与洗礼是分不开的。
另外可以举一个著名成功案例:中华书局的二十四史修订本。毫无疑问,这是一套非常专业的古籍整理著作,竖排繁体,严谨校勘,一般来说,业内对这类书主要看重其学术价值,对大众影响力不抱太高期望。然而,修订本每推出一个新品种,都会在当年的上海书展举办发布会,经过数年积累,俨然已成为学术与人气双丰收的一个招牌活动,吸引了大量读者持续关注,不仅提升品牌价值,亦带动可观的销量。这也可视作上海书展影响力的一个最佳证明。
四
上海书展对出版社的意义
2017年起,我调任上海书画出版社任副总编辑,并于2023年7月任总编辑。在上海书画出版社,我更多地参与全社的总体运营和选题管理,由此,对上海书展的理解又更深入了——她不仅带来图书的销售、编辑能力的锻炼、出版社与读者的沟通和品牌打造,更已经深入影响出版业尤其是上海各出版社的工作思路与方式。
对出版社来说,一般以一年为一个考核周期,许多书在年底前会要求赶制出版。但是,对于有市场销售潜力的图书,我们会要求编辑尽可能放在上半年出版,以达到更长的销售周期,在当年创造更多效益。然而,出版作为一个文化产业,“人”的因素是最重要的,编辑的主观能动性会极大地影响甚至决定图书出版的速度与质量。管理层的想法,如何让一线编辑真正认同并落实,是非常考验领导能力的一环。而具体到调整生产节奏、提前出书时段上,上海书展便是一个最好的抓手。想要在书展闪亮登场,拉动销售,想要做活动扩大影响力,就要赶在书展前出书。当“赶书展”成为编辑们的共同追求,8月也就成为上海各出版社一年中最重要的生产节点。以上海书画出版社而言,经过数年调整,到2021年,在7月底前完成全社当年出书计划的70%,当年在书展举行了11场活动,可以说获得社会效益与市场效益的双丰收,也成功完成了出书节奏的调整。2022年由于疫情原因,各方面均受影响,姑且不论;但2023年,书展前我们已出版图书二百余种,再次成功拉回了节奏。
另外,上海书画出版社在书展上还有自己的独门绝活。以“有美必臻”为追求的我们,书展展台突出一个“美”字:招牌图书“中国碑帖名品”100种、“中国绘画名品”100种、“中国篆刻名品”24种整体亮相,极为醒目;四开超大开本超高清印制的《权衡天下——邹城出土新莽度量衡》,震撼呈现国宝文物的细节精华;《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与热闹非凡的上海博物馆“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同步亮相……美的内容、美的形式、美的展示,不仅带给读者视觉上的享受,更传递中外艺术之精粹。尤其是近几年来,几乎每一届上海书展,本社都会在展区摆放古色古香的桌椅,由青年编辑艺术家们当场进行书法、绘画创作,不仅展示编辑们的专业能力,更让读者近距离接触中国传统文化与艺术。每次表演期间,书桌旁边观赏的读者总是挤得水泄不通,尤其小朋友们往往看得目不转睛,不肯离去。2023年的上海书展上,我们干脆举办了“书画亲子夏令营”,让更多孩子亲自上阵,写字画画,乐在其中。看着这些快乐的孩子们,未来,或许有新一代的艺术家就是从上海书展上这样有意义的活动中走上艺术之路的吧。
二十年来,上海书展就像一坛美酒,日久弥醇,让人欲罢不能。正如其口号“我爱读书,我爱生活”,上海书展早已融入上海人民的生活,无论你是一名普通读者,还是专业作家、学者,亦或出版人,都会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位置,我们对图书的热爱,也在这里得到最好的展现。回望这二十年,书展上的图书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美观,缥缃流彩,令人目不暇给。营销方式也越来越多样:从最初的吆喝式推销,到举办各种签售、讲座,再到沉浸式体验;从最原始的广告海报易拉宝,到大屏幕播放视频和当下最流行的直播……而穿过种种纷繁热闹,我们看到背后的初心始终如一:为读者提供更多好书,让阅读真正走进生活。
三十二年编辑生涯,二十届上海书展。让我感到欣慰的是,以前作为编辑,自己经手的“下一本”图书永远都在创新而不会重复;而今作为总编辑,上海书画出版社的图书更是力求精益求精,与众不同。“铁打的书展,流水的新书。”老时间,老地点,老出版社,老面孔(老编辑+老作者+老读者),这是上海书展的牢固根基;新渠道,新媒体,新技术,新面孔(新编辑+新作者+新读者)和最新的图书,这是上海书展的生命力。所以,我想所有上海书展的参与者都会跟我一样,从无厌倦,乐此不疲,因为每一届的上海书展都是最“新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