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在触手可及处

    ■袁筱一

    不知不觉中，上海书展已经来到第二十届。似乎每一年的夏天，不论世界怎么变化，上海书展都会如约而至。上海展览馆外照例排着长队。盛夏，人们挥汗如雨，但与排其他队伍不同的是，脸上都是安静从容的表情。那是在赴一场精神之约前的典型表情，有期待，但并不疯狂；有热爱，但并不夸张。很符合上海的气质。

    上海书展的很多重要嘉宾似乎都谈到过来书展之后的惊喜之情：进入新世纪之后，在世界的很多地方，人们对书籍的偏爱已经是难得一见的盛景。是上海书展再现了这种场景，通过打造一个文化事件和一个文化品牌，唤起不同程度略有些疲软的书店，将维克多·雨果所说的“民众的文学（化）”和“民众的知识”再次变成了可触摸、可体验的现实。书与书的作者都在伸手可及的地方，在某种程度上给了我们一种幸福的想象，那就是曾经只属于少数人的知识也在我们伸手可及处。2011年，200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来到书展，在有限的时间里签了1500多本书，他一方面感叹与二十年前相比，已经“完全认不出以前的上海”了，另一方面又欣喜地否定自己的“怀旧”情感，说“怀念更像是一种秋天的情感，我们应该看到现在或者未来的上海是什么样的”。

    如果我们把上海书展看成是现在或者未来的上海的缩影，它似乎就变得清晰起来了，也不需要再论证自身的价值。的确，我们早已跨入知识共享的阶段，思想被所谓的数据冲击得体无完肤，纸质书不再是人们获取知识的唯一重要手段，尽管有点不敢问——这种不敢是针对自己的——我们或许还是会在心里存有疑问：书展的必要性还在吗？ 在这个时候，上海书展的包容性、开放性和变通性就很好地解释了二十年过去上海书展却活力依旧的原因。

    包容，是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上海书展已经建立起了一个流动的共同体，不断地凭借其向心力吸入更多的人。我的印象中，总是会在书展的各种活动中遇到一些既熟悉又陌生的面孔。或者是去年的陌生面孔变成了今年的熟悉面孔：各个书店阅读活动的常客，不同背景的嘉宾或主持人。有的时候，就只需要一个亲切的眼神和微笑，即便是连对方的名字都无从知晓，心里也觉得有些安慰。因为只要这个世界上还有读同一本书的人，思想就不会完全沦落成数据，而是从暂时达成一致的共同起点出发，带上不同读者的体温，在交流中绵延。而况，上海书展建立的又何止是形而下意义的共同体呢？ 在这个神奇的时空里，经典与当代、文学与科学、语言与其他思想的载体同台，既跨越代际也跨越届别。

    因为长期在外国文学领域工作，我有幸成为上海国际文学周的常客：和读者一起遇到新的书，新的人，新的文学，近距离地感受、聆听与发现。国际文学周容纳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写作者。有的有名，有的还在漫长的文学旅途中跋山涉水。记得在2014年，另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奈保尔甚至是在国际文学周期间度过了他的82岁生日。虽然就活动本身来说，奈保尔因为身体的缘故，并没有给读书人带来太多的惊喜，然而这也印证了书远远比人重要的真理。事实上，虽然上海书展不乏“明星”，但真正在上海书展上征服读者的，从来都是书本身。包括国际文学周在内的书展或许做得更多的是将未必已经声名显赫的作者——和他们的书——送入读者的视野。我当然在上海书展上谈论过杜拉斯——2014年是她的百年，今年是她的110周年，还有昆德拉、勒克莱齐奥、安妮·埃尔诺，但是，我更是在上海书展上读到了茨维塔耶娃的《致一百年后的你》，读到了阿克罗伊德的《伦敦传》，读到了平野启一郎的《日蚀》，读完了65万字的《本雅明传》。

    在《本雅明传》里，作者如此顺着本雅明的观点写道：“当诗人把自己的作品带到市场上，不论多么不情愿，他都已经把自己当作一件商品，服从于某种拆封和某种去自我化的过程——总之，就是服从于‘商品沉浸于顾客的潮涌之中的迷醉’。”——这话真的是适用于上海书展。然而，曾经做客过上海书展的法国作家、龚古尔文学奖评委阿苏里也说过，我们绝不能因为节日的盛大就忘记文学——或者是泛指意义上的书——的本质：“文学（书）是发生于麦克风和摄像机之外的”，从而也是发生在“展览”之外的。这句话同样适用于上海书展。

    （作者为翻译家，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外语学院法语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