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夹叙夹议”的日本通史

    ■张彧

    日本是中国学者观察、研究的重要对象，由此产生了数量惊人的成果。笔者近期阅读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日本通史》（修订本），则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冯玮独立完成的厚重之作。全书以每个天皇、将军、首相为“经”，以重大历史事件为“纬”，构建整个框架，因此作为“通史”的脉络清晰而连贯。个人写通史难度很大，因为须接受各断代史专家的评判，而写出特色更是需要相当功夫。笔者浏览后，感觉作者付出了很大努力，成就了一部较为成功的日本通史著作。

    本书2008年初版，这回推出的新版是“修订本”，笔者发现其字数已经从当年的80余万字扩充到140余万字，篇幅几乎翻番，这在修订旧版著作中是非常少见的。

    修订本的日本近代以后部分，作者对日本史的一些重要问题做出了更为详细清晰的论述。例如，1924年宇垣一成陆相推出的“宇垣裁军”，从形式上看是裁减了日俄战争后组建的四个师团，其他后勤人员也减少了38894人，但其根本目的不是为了节省军费开支，减轻国家财政负担，而是为了改善国防，实现军民一致和融合，建立举国国防。裁下来的退役军官则被派往中学和专科学校担任军事教官，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增强学生的国防意识和军事素养，为战时建立国家总动员体制奠定基础；在校学生和青年训练所军训制度，不仅使日本青少年被不断灌输以加强国防为幌子的军国主义思想，而且在军队和民众之间建立了包括利益关系在内的纽带，为日本储备了大量后备兵源，培养了大批预备役军官；同时对退役人员进行组织化管理，为退役军人组织“在乡军人会”提供补助资金，而“在乡军人会”三百万多万人是普及军国主义思想的骨干力量，报纸杂志等媒体如果对军队进行批评，他们会立刻展开抵制抗议活动，因而使军队因为不受舆论监督而更加恣意妄为。“宇垣裁军”在制度上奠定了此后军国体制的重要基础，而德富苏峰和北一辉等人则从思想上为国民提供国民精神“力量源泉”。加上近代以来日本的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帷幄上奏权，实际使军队凌驾于政府之上，而裕仁天皇因为皇姑屯事件后采取“君临而不统治”的策略，使得军部在国家政治中的发言权不断强化，成为军国主义高扬的基本前提。这些彼此相关的制度性安排和重大事件，使整个日本完全被军部绑架、控制，最终走向军国主义。相关内容，作者在书中均有详尽论述。这对读者了解“日本为何最终选择战争”，颇有裨益。

    在对外疯狂扩张和侵略后，日本军国主义被彻底击败，这是必然结局。战后，日本发生了巨大转变，而1946年11月3日颁布的《日本国宪法》是这场巨变的重要前提。主权在民、和平主义、尊重基本人权，是《日本国宪法》的“三根支柱”。而所谓“经济民主化”的“三根支柱”则是解散财阀、农地改革、劳动改革。改革使战后日本社会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经济方面，至1968年，日本从战争废墟中变成了西方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科技、教育、民生保障等位居世界前列。日本为何能走到这一步？ 其国家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是如何定位的？ 日本的经济体制具有哪些特点？“日本式经营”具有哪些特质？ 泡沫经济为何形成并崩溃，从而使日本经历“失去的20年”？ 对这些问题，《日本通史》（修订本）提供了清晰的答案。例如，对于日本泡沫经济的形成，很多人认为是因“广场协议”引发，认为是美国蓄意打压日本，并进行挖苦讽刺。但作者在书里明确指出：“现在持有这种认识的人已经少之又少，客观地说泡沫经济和‘广场协议’并非无关，然而形成泡沫经济的主要原因，是日本银行和大藏省的诸多政策失误。他们没有料到缓和财政金融限制，无异于打开‘潘多拉的宝盒’。”笔者认为，这一分析，至少在方法论上是可取的、恰当的。

    政治方面，虽然日本有多个政党，但自由民主党雄踞日本政坛的格局迄今未变，尽管曾经历多党联合执政和民主党短暂执政。同时，以自民党、政府官僚、财界为核心的政、官、财“三位一体”格局，成为日本政治的鲜明特色。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都实行所谓“议会民主政治”，但欧美和日本的政党政治存在显著差异，而这种差异的根源，必须在日本历史中寻找。对此，《日本通史》（修订本）通过对日本相关政治史的梳理，为读者提供了观察视角。通过这个视角，读者可以看到日本明治维新后的“藩阀政治”如何过渡到作为“宪政之常态”的政党政治，以及其中隐藏的不为人知的“黑幕”。

    作者没有简单叙述历史过程，而是夹叙夹议，附上了个人的判断和总结。例如，叙述日本开战前山本五十六的态度——当日美难免一战时，他提出孤注一掷的战法，给予美国毁灭性猛烈一击，使美国领教日本的厉害，向日本求和；1989年昭和天皇去世，日本各种小商店和饮食店自觉关闭了霓虹灯店招牌，路上行人形色匆匆，表情肃穆，无人谈笑，此前天皇病重消息报道，民众自发前往皇居问候，为天皇祈福。笔者认为两件事情虽然不大，甚至只是细节，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日本人的心态，并涉及日本文化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天皇制和武士道。该书在每个大历史阶段结束后，都专门列有作者点评，篇幅不大，言简意赅，对读者理解相关历史阶段很有启发意义。

    有叙述有判断，笔者认为是一种应予肯定的历史写作的方法。比之单纯客观的描述，作者有一定倾向的引导，对读者不无裨益。我们需要鄙视的是脱离历史真相的泛泛而谈，需要反对的是歪曲真相的情绪宣泄。按照中国第一本史学理论著作《史通》作者刘知几的说法，书写历史必须“彰善贬恶”，这是源于《春秋》的中国“史之大原”。毋庸置疑，评论只要得当，不仅不会损害历史著作的价值，而且会为之增光添彩。冯玮教授在这方面做得如何，阅读《日本通史》（修订本），读者必然能做出自己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