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看得见的城市到看不见的城市

    ■文铮

    一、那些看得见的

    杭州西湖岸边矗立着一座马可·波罗全身像。这位威尼斯旅行家被塑造得像一位踌躇满志的学者，右手执笔，左腋夹书，以苍茫肃穆的眼神注视远方。然而，当年的马可·波罗真的就像雕塑家为我们塑造的这样，是一位处处记游、志存高远的“洋徐霞客”吗？ 倘若真是如此，也不至于给后世留下这么多的悬念和笔墨官司。

    一个多世纪以前，广州华林寺的做法就更明智，更符合中国人对这位传奇式人物的理解和接受方式。那时，马可·波罗在中国刚刚“走红”，为古老而陈旧的帝国带来了面子与自信。于是，华林寺的僧众就将他请入了五百罗汉堂，受天上人间的供养，让这个威尼斯商人成了佛陀的弟子，一步登上了神坛。

    但在马可·波罗家乡人的眼中，他却显得有些另类。传统的威尼斯人重商崇利，以集体意识和契约精神而闻名，天生具有大生意人的头脑和格局，喜欢闷声发大财。与同胞们相比，马可·波罗个性张扬，愿意滔滔不绝地讲述他在东方的神奇见闻。

    其实，马可·波罗并不是第一个来到中国的欧洲人，至少他的爸爸和叔叔就早于他到过元大都，而且还得到了忽必烈的接见，大汗详细询问二人“关于教皇、教会及罗马诸事，并及拉丁人之一切风俗”，随后委派他们作为使节返回欧洲，给教皇捎去一封“国书”，还命他们下次来时带上耶路撒冷圣墓的灯油。此外，大汗还向教皇提出请求——派遣“通晓七种技艺者百人来”，若这些善辩之士能证明基督教为最优之宗教，大汗及其所属臣民愿意改信此教。

    两位“老波罗”花了三年时间返回威尼斯，与已经成年的“小波罗”团聚。在当时的威尼斯，男孩子到了14岁就要开始帮助家里打理生意了。几年后，已经17岁的马可·波罗随着父亲和叔叔踏上了漫长的东方旅途。新当选的教皇格里高利十世托波罗一家给忽必烈皇帝带去书信和礼物，但却未能派出百人教士团，只给他们配了两名修士，他们力所能及的就只有带上耶路撒冷圣墓的灯油了。1275年5月，波罗一家费尽周折，终于抵达元上都忽必烈的夏宫。

    比起两位中规中矩的老波罗，善于沟通而又长于表达的小波罗“人既聪明，又能揣知大汗之一切嗜好，颇习知大汗乐闻之事”，因此得到了忽必烈的赏识，为他日后奉命到各地当皇差、游历大江南北作好了铺垫。

    波罗一家在中国度过了17年的时间，马可·波罗“常奉使往来于各地”。在《马可·波罗游记》中，他详细记录了在中国各地的见闻，包括丝绸之路上的城市、元大都以及中国南方的扬州、苏州、杭州、福州、泉州等，甚至还到了缅甸、越南和印度。大约在1291年，波罗一家借阔阔真公主远嫁波斯，与阿鲁浑大王缔结“政治婚姻”的机会，以送亲者的名义从泉州港出发，经海路绕道波斯，然后重返阔别26年的威尼斯。

    马可·波罗回乡后不久，就参加了一场威尼斯与老对头热那亚之间的海战，结果不幸被俘，被关押在热那亚的监狱里。在狱中，不甘寂寞的他还摆开书场，向狱友甚至看守们夸耀他的东方传奇经历。幸运的是，他的狱友鲁斯蒂谦就是一位以写骑士小说为生的作家，他们一个能说，一个善写，一拍即合，这才诞生了家喻户晓的《马可·波罗游记》。

    那时的威尼斯仍是地中海上最富庶和发达的共和国，对东方广袤而神秘的土地满怀向往。在那个书籍主要靠手抄，拉丁语是唯一通行书面语的时代，这本以法意混合方言写成的通俗读物以惊人的速度被翻译和传播，甚至很快还有了正统的拉丁文译本，只不过大多数读者都是带着猎奇的心态，当故事书那么读的，真真假假谁也没当回事。这样一本游记，只不过满足了当时欧洲人对中国乌托邦式的想象而已。可偏偏就有较真的人，拿别人眼中的“演义”当“正史”来读，哥伦布就是一位这样的读者，他批注过的那本拉丁文《马可·波罗游记》至今还保存在威尼斯的博物馆里。正是这份初心支持着哥伦布实现了那番阴错阳差的壮举。

    可惜，这本游记的先天不足过于明显，导致七百年来关于它的争论不绝于耳，而且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爆发一次。以至于关于马可·波罗是否来过中国的讨论都已经被敷衍成一门洋洋洒洒的学问，出现了大量文章和专著。

    归根结底，这都怪马可·波罗没能像后来来华的耶稣会士汉学家那样，每到一地都会作出详细的记录，小到风土人情，大到典章制度，甚至连经纬度都能准确测量出来。他毕竟只是一个国际游商，会几门外语（但很可能不会汉语），人机灵一些，懂得见机行事而已。他既没有传教的使命，也不具备文化的自觉，记忆全凭兴趣决定，因此不必苛责他没有记录下汉字、长城、茶叶、印刷术、妇女缠足等这些重要的文化元素。作为威尼斯人，他对桥梁感兴趣；作为商人，他对纸币和税制感兴趣；而作为朝廷中的色目人，他对如何镇压王室叛乱的战争了如指掌——这些内容恰恰都出现在了《马可·波罗游记》中。

    爱吹牛，也是马可·波罗被后世怀疑为骗子的重要原因之一。甚至有学者认为他非但没有到过中国，就连霍尔木兹海峡都没有渡过，游记的内容要么是道听途说，要么是抄袭了当时波斯人的商旅指南手册。“襄阳献炮事件”就是他最该打脸的一次吹牛，他在游记中自我标榜，说蒙古人攻克襄阳城所使用的配重式抛石器是他们波罗一家人主持制造的，这直接导致了襄阳守军的投降。可事实上，襄阳城陷之时，他们一家人还远在来华跋涉的路上。

    诸如此类的大话，在马可·波罗的叙述中并不少见，这也是当时旅行家作品的通病，因为这样能吊起读者的胃口。不过我们要知道，《马可·波罗游记》压根就不是一部旅行日记，其原书名“百万”（IlMilione）也直接说明了这一点，这样的书名更适于一部探险、寻宝的传奇。后来“百万先生”成了马可·波罗的诨号，而他在威尼斯的旧居至今仍被当地人称为“百万宫”。

    中国的历史文献中几乎找不到马可·波罗的痕迹，唯一有可能的记载是杨志玖先生在《永乐大典·站赤》中发现的一段：

    （至元二十七年八月）十七日，尚书阿难答、都事别不花等奏：平章沙不丁上言：“今年三月奉旨，遣兀鲁䚟、阿必失呵、火者，取道马八儿，往阿鲁浑大王位下。同行一百六十人，内九十人已支分例，余七十人，闻是诸官所赠遗及买得者，乞不给分例口粮。”奉旨：勿与之！

    其中所提到的兀鲁䚟、阿必失呵、火者三位使者的名字在《马可·波罗游记》中也有记载。其实，现在更多的文献证据是意大利和其他欧洲国家学者找到的，比如马可·波罗的遗嘱和财产公证书，而且从事此项研究的西方学者也越来越多。因为他们清楚，西方历史上要是没有这个人的话，肯定会影响他们对世界的认知，至少在那个时代降低他们对东方财富的欲望，多多少少延缓他们殖民主义的进程。

    一百年来，马可·波罗在中国高居神坛，如今已是家喻户晓，成为主动沟通中西的旅行家和架起中意友谊桥梁的使者，哪怕被授予“荣誉国民”身份，恐怕也不会有人提出异议。但我们仔细想想，这个威尼斯人除了能帮助我们印证元代历史的一些细节之外，对吾国吾民究竟还有什么具体的贡献呢？ 当然，他可以振奋我们的民族精神，治愈我们的历史虚无主义。我们有理由相信，马可·波罗回到欧洲后，他们才有了面条、披萨和冰激凌。

    1995年，时任大英图书馆中文部主任的吴芳思（Frances Wood）女士写了一本题为《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的小书，被译介到中国后引起了不小的争论。有不少中国学者加入讨论，试图以中国的史料作为依据以证实马可·波罗的到来。吴芳思这本书的出版无形中加强了国人对马可·波罗的关注程度。

    无论中外，大多数人更愿意，且更有理由相信，《马可·波罗游记》是一部真正的地理学、人类学和民族志著作，尽管它曾经作为一部激动人心的“传奇”文学作品而受到公众的热烈欢迎。现在，经过历史学家、语文学家和版本学家的共同努力，这部没有手稿、没有“原作”，甚至最初版本都已亡佚的世界名著得到了有效的“还原”。同样，在翻译家的努力下，中文版本也由原来的“佶屈聱牙”变得越发通俗顺畅。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要清醒地认识到，无论哪一个版本的《马可·波罗游记》，都是此书众多文本中的一个。而我们在阅读中所了解的一切，也只是通过碎片拼凑而成的马可·波罗眼中世界的模样，也就是说，每个人在阅读中都会生出属于自己的版本。

    二、那些看不见的

    在不计其数的以马可·波罗为主人公的文学作品或具有文学性的历史作品中，作家们总是在努力拼合与还原马可·波罗眼中的世界，尽量符合自己想象中的真实。只有极少一部分作家能真正体会到马可·波罗观察东方的非凡头脑和独特视角，以及谦逊、开放的态度。这恰恰是西方开启东方之旅、打开现代之门的必要条件。

    在小说《看不见的城市》中，主人公马可·波罗刚来中国不久，“而且完全不懂东方语言，要表述什么，就只能靠从行囊里掏出一件件物品：鼓、腌咸鱼、疣猪牙穿成的项链，再加以手势、跳跃、惊异或惊恐的喊声，或模仿豺狼和猫头鹰的叫声。”但是，这位表达不清的报告人所提供的每件事和每个消息，都能为聆听者忽必烈汗营造出一个从未被言语充填过的空间。马可·波罗的讲述，忽必烈未必全都相信，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这位鞑靼君主听这位威尼斯青年的讲述，要比听任何信使和考察者的报告都更专心、更好奇。

    马可·波罗讲述的城市都来自想象的神游和诗性的述说：全神贯注的听者忽必烈，在征服者的骄傲与无法证实自己拥有这一切的沮丧之间经受煎熬。然而，只有马可·波罗的这些报告“能让忽必烈汗穿越注定要坍塌的城墙和塔楼，依稀看到那幸免于白蚁蛀食的精雕细刻的窗格”。马可·波罗和忽必烈汗在讲述与理解、困惑与解谜上产生的碰撞与张力，以及场域和语言的陌生化，都成为这部作品浓郁诗性的源泉。

    小说的作者卡尔维诺不写日记，也不写诗，但《看不见的城市》可以说是他心灵与思想的日记，灵感与梦想的诗篇。这部小说于1972年出版，与《命运交叉的城堡》（1973）和《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1979）一样，都是他客居巴黎的成果。这三部具有后现代主义风格，同时深受法国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理论影响的小说，确立并完善了卡尔维诺独特的创作风格，这时的他彻底打破时空界限，自由穿梭其间，将源于无意识的形象拼贴关联，用不同的组合模式来讲故事，让小说呈现出片段性和不连续性的结构特征。

    本书的写作过程很特别，动笔之前没有谋篇布局，也没有明确的结构框架，只是卡尔维诺凭借自己的灵感，随手记录在纸上的断章散页。为了不随写随丢，他用了许多文件夹，并贴上各种主题标签，以便将头脑中萦绕的思绪和随时迸发的想法分门别类地归入其中，比如，有的文件夹专用于动物，有的专用于实物，有的专用于人物，有的专用于神话故事，还有的专用于某种感官或体验，甚至是某一个特定词语。它们之间唯一的共同点是，都与作者对城市的感知和想象有关，无论是对某个具体的城市，还是对城市这个概念本身。

    这种随时随地、断断续续的写作方式一连持续了好几年，使卡尔维诺感觉自己总把这本书带在身边，时不时记上一小段：这些日子专写悲惨的城市，过些日子又专写幸福的城市，一段时间把城市写成满天星斗，而过一段时间只关注城市的废物垃圾。这样，卡尔维诺直接把这本书写成了一部日记，记录下他日常的心情与思考，他到过的地方、读过的书、参观过的展览，与朋友们聊过的那些事，无不被他记在纸上，收入文件夹——只不过是采取了加密的方式，将这些生活的日常都转化成了城市的意象。

    书中对55座城市的描述，随机翻开任何一篇，都能为我们营造一个诗意的空间，像酵母一样激发我们的想象与思索，世界上不少美术学院都用这本书关于城市的描述来训练学生的艺术思维和创造力。这些城市在时间和空间上都不连贯，可以独立成篇，可以当作短篇小说、散文，甚至童话来读，但骨子里却是诗，韵味十足的诗，否则作者也不会费心思为每座城市都起了一个女人的名字，有意将其人格化。卡尔维诺自己说：“我认为我写了一种东西，它就像是在越来越难以把城市当作城市来生活的时刻，献给城市的最后一首爱情诗。”

    还有一个让本书富于诗性的理由是它的晶体结构。卡尔维诺认为，一本书 （即使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小说）就是一个空间，应该可进、可出、可游、可观，也许读者会在其中迷路，但迟早会找到出口，即便是迷宫，也会保留着走出去的希望。

    在文件夹积累差不多的时候，卡尔维诺想给这些材料一个最好的结构，因为他想要这些系列相互交织、叠加，同时又必须让书中的旅程不过多地脱离时间顺序，从而以某种可信的逻辑串起那些单独的片段，让读者跟随一段旅程，了解一个情节，找到一个归宿。经过取舍，卡尔维诺选取了11类城市系列：记忆、欲望、符号、轻盈、贸易、眼睛、名字、死者、天空、连绵、隐蔽。每个系列由五个片段（五节）组成，分别命名为“城市与记忆之一”“城市与记忆之二”……，“城市与欲望之一”“城市与欲望之二”……，以此类推。

    参看本书目录，我们可以先从平面上直观感受一下卡尔维诺设计的精致结构。上述11个系列在全书目录中横向分布，每个系列一行，彼此平行，且从第二个系列开始，每个系列的第一节都会比上个系列错后一节，比如第二个系列的第一节“城市与欲望之一”上边对应的就是第一个系列的第二节“城市与记忆之二”，以此类推。本书共设九章，设立的原则是，每章包括的各节应该具有相同的“气氛”。各章纵向平行分布，与横向的11个系列垂直，呈现为九个界面：第一章与第九章对称，都呈三角形，包含十节；其余七章都为五节，分属于五个不同的系列，其序号正好都是五、四、三、二、一。另外，在本书每一章的开头和结尾，又各有一篇马可·波罗与忽必烈汗的思考和评论，起到导入引出和前后关联的作用。

    在卡尔维诺的精心布局之下，经纬交织的文本呈现出空间化的立体结构，宛如多面的晶体一般，读者可以沿着任意一条线索来阅读，或按系列，或按章节，或从其中任何一个交点出发，或单独阅读马可·波罗与忽必烈汗的对话。总之，在这里，卡尔维诺俨然一位结构大师，以一种内在规律来支配这个整体中的各个组成部分，这些规律使得组成部分在结构之内比在结构之外获得更多的属性和意蕴。

    这种内在规律究竟是什么？ 这是一个开放的问题，但其来源我们或可窥见：是卡尔维诺作为艺术家的丰富想象，作为小说家的百科全书式的涉猎，作为“乌利波”成员强大的数理逻辑能力，最后以诗人般敏锐的感受加以运化。明眼人会从书中看到罗兰·巴特和雷蒙·格诺的身影，这都是卡尔维诺客居巴黎时给他极大启发的朋友。但远远的，我们也能望见但丁的轮廓，分辨出《新生》中围绕着贝雅特丽齐的那数字迷宫般的结构，以及现实与梦境交错的叙事，还有但丁梦境中多次出现的“异象”。当然还能隐约看见《疯狂的罗兰》——碎片化的叙事交织成诗歌，各种形象彼此糅合，呈现出一个奇幻的世界。

    当谈及写这本书的初衷时，卡尔维诺坦言，他想通过这本书唤起的不仅仅是与时代无关的城市概念，他想借此展开一种关于现代城市的讨论。事实上，喜欢讨论和引用这本书的人，远不止热爱文艺和研究文学的人，卡尔维诺本人就遇到过热衷此书的城市规划专家，在那人眼中，本书涉及了许多他们专业的问题，因为其间有着相同的背景。其实这并非偶然，通过数据调查我们会看到，喜欢在文章和讲话中引用此书的人，还有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伦理学家、法学家、语言学家、符号学家、美学家、人工智能学家、预言家、建筑师、摄影师、设计师、插画师、心理咨询师、部长、市长、环保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女性主义者、记者、探险者、旅行者……

    在全世界的城市和生活方式都趋于一致的时代，即便是《一千零一夜》也无法让我们想象出一个“别处”的大陆。乡村城市化，城市同质化，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激增，城市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和对技术体系的过度依赖，这些都让卡尔维诺感受到城市生活的危机——在他看来这是自然危机的另一面。因此，他想让《看不见的城市》成为“从这些不可生活的城市的心中生长出来的一个梦想”。然而，作为崇尚“轻盈”的小说家，他绝不会用作品去预言危机和灾难，尽管很多人习惯把本书最后一页的最后一段当作全书的结论或寓意来看：“……在地狱里寻找非地狱的人和物，学会辨别他们，使他们存在下去，赋予他们空间。”对此，卡尔维诺只是善意地提醒我们，本书的晶体结构决定了到处都可以出现结论，到处都会有简洁明了的寓意。如果换位成普通读者，卡尔维诺说他最喜欢第五章，因为最符合他“轻盈”的审美，相信结构符号学家也会从中发现本书最核心的秘密。

    卡尔维诺创作的这个马可·波罗，就是来帮助我们寻找并发现生活在这些城市中的神秘理由，以此来战胜城市面临的危机。这些城市并不是乌托邦，而是真真切切地承载着我们的记忆和欲望。

    今天，当我们将两个相差将近七百年的马可·波罗放在一起阅读，对比那些或真或假、或远或近、或实或虚、或明或暗的城市，或许会产生当年哥伦布读书时的冲动：不管是看得见的还是看不见的地方，都有可能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新大陆。

    （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