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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编写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长盛不衰的文化基因，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守正创新，高度重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扬弃和发展，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不断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文化滋养。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领导党和人民推进治国理政的实践中，把文化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不断深化对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对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立意高远、思想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我们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指明了方向。
一、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提出，深刻揭示中华文明的深厚历史底蕴
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全局和战略高度，就深入开展中国文明历史研究等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指引中国文明历史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取得显著成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和坚强支撑。
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2020年9月28日，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就我国考古最新发现及其意义为题举行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考古工作是一项重要文化事业，也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考古工作是展示和构建中华民族历史、中华文明瑰宝的重要工作。认识历史离不开考古学。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伟大民族精神和优秀传统文化，这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长盛不衰的文化基因，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结合新的实际发扬光大。要通过深入学习历史，加强考古成果和历史研究成果的传播，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认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认识中华文明取得的灿烂成就，认识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不断增强民族凝聚力、民族自豪感。
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2022年5月27日，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中华优秀文明资源。我们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指导思想，传承弘扬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源头活水。要充分运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研究成果，更加完整准确地讲述中国古代历史，更好发挥以史育人作用。
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我们必须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
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深刻理解“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国考古博物馆时强调，认识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感知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离不开考古学。考察结束后，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其中，“第二个结合”具有高度的理论原创性，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
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是对中国历史的深刻总结，科学揭示了中华文明深厚的历史底蕴，深刻阐明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所在、精神命脉所系、价值追求所向。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以自强不息的决心和意志，走过了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体的发展历程。深刻理解和认识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第二个结合”，从而推动全党全社会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二、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考古学实证，充分展现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
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深刻阐明了中华文明长盛不衰的文化基因。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并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根本原因就在于文化基因的连续性。在认识和理解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连续性、实证中国五千多年文明史方面，考古学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和显著的贡献。根据考古发现与研究，中华文明的突出连续性具有十分丰富的实证证据，其中以汉字、都城营造、礼器制度、祭祀观念、玉文化等最为突出，对中华文明的形成、发展与传承影响最大。
汉字是世界范围内唯一延续至今且仍在使用的自源文字系统，是中华文明极为重要的文化基因和文化标志，更是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
城市是进入文明社会最无争议的标准。中国最早成规模的城市（城邑）始于仰韶时代晚期，经由夏商周三代的发展，至秦汉魏晋时期定型，最终延续至明清时期。而都城（都邑）既是中国古代最为重要的城市，也是国家政权和文明基因的物化载体，传承、见证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自新石器时代中期开始即成为中国先民日用而不自觉的文化传统。祖先神和自然神是新石器时代起中国各文化的主流祭祀对象，而对兼具祖先神和自然神两重神格的天神的绵延数千年的祭祀，更是中华文明“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的缩影和见证。这种祭祀制度，自新石器时代起，历经夏商周三代，一直延续到中国封建王朝终结。这种惊人的连续性在世界任何文明的历史中都是绝无仅有的。
与祭祀密切相关的礼仪制度同样是中华文明连续性极为重要的物证。考古证据表明，中国新石器时代已经开始以陶器、玉器为礼器，而以二里头文化为主体的夏王朝则真正将礼器上升到了国之重器的地位。西周王朝则将礼器融入礼乐文化系统，形成了中华文明独具特色的“礼乐文明”，不仅成功塑造了中华民族礼仪之邦的国家形象，而且涵养了中华民族赓续不断的文化血脉。
与礼仪制度一样历久弥新、延续至今的是中华传统的玉文化，以透闪石玉为主体的中国真玉文化的形成已有8000余年的历史。由于玉器独特的自然属性及其与原始宗教的密切联系，玉器一跃而成为中国史前社会权力和信仰的象征，也是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形成的重要物质载体。从商周时代开始，玉器所带有的宗教性因素逐渐消亡，开始被赋予高尚品德、高贵品质的精神内涵，并延续至今未曾改变。
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深刻阐明了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发展动力。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与世界其他文明体系相比，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在继承与创新中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源远流长的价值观念和文明体系，铸就了创新性的突出特质。
中华文明的创新性贯穿于中华民族整个发展历程。中华民族不仅创造了独特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等精神文明，也创造了礼乐制度、分封制度、郡县制度、科举制度等制度文明，还创造了粮食种植、建筑力学、治玉铸铜、养蚕缫丝等物质文明。这些重大发明无一不是中华民族开拓创新、与时俱进、自强不息进取精神的有力见证。而考古学对中华民族创造的灿烂物质文明的揭示最为直观、最为鲜明、最为深刻。
以陶瓷的发明和发展为例，从史前时代到历史时期，中国先民在陶瓷制作方面的创新和进步，对世界陶瓷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另一个典型的创造是龙形象的发明，“龙的传人”这一观念已深入全世界华人内心。“龙”这一在自然界中本不存在的形象是由中国古人创造的，根据考古发现来看，中国的龙文化至少已有8000余年的历史。辽宁阜新查海遗址广场中央发现有石块堆砌的龙形象，通长19.7米，是中国龙文化的开端。此后，有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安阳殷址遗址出土玉龙及青铜器上的龙形装饰等。至夏商时期则有二里头遗址的绿松石龙、山西石楼桃花庄遗址的龙形觥等。西周以后，龙的形象与意象愈发生动和多样。龙作为中华民族的标志和象征已成为共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具有刚健威武的雄姿、勇猛无畏的气概、福泽四海的情怀、强大无比的力量，既象征着五千年来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奋斗进取的精神血脉，更承载着新时代新征程亿万中华儿女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坚定意志和美好愿望。”（习近平：《在二〇二四年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二〇二四年二月八日）》，《人民日报》2024年2月9日第1版）。
中华文明的创新性激发于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可以说是“自主创新”与“次生发明”相结合。中华先民除了自主创新之外，还积极吸收域外技术，并对其进行改造升级，使其在中华大地焕发新的风采，我们称此过程为次生发明。可以说，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与世界文明息息相关，中华文明不仅充分吸收了世界文明的成果，也反哺了世界文明。
中华文明的创新性得益于发达的国家治理体系。从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良渚文明中，就能窥见强大、高效的国家治理体系对于中华文明创新发展的重要意义。考古研究揭示，良渚是个超大型社会，其核心是面积630万平方米的良渚古城和外围设计巧妙且工程浩大的水利系统。良渚人要修建规模庞大的水利系统，严密组织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必不可少的支撑力量。因此，国家是创新活动的直接参与者，也是重大创新活动的保障者。
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深刻阐明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历程。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始终追求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文明延续，这离不开中华文明统一性的影响。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中国人民始终团结一心、同舟共济，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了56个民族多元一体、交织交融的融洽民族关系，形成了守望相助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因此，国家统一永远都是中华民族核心利益的核心。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完成统一六国的伟业，建立起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从此，在至今2245年里，虽间有分裂，但每次分裂后必然出现更为恢宏的统一王朝，中国成为世界上历史最悠长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在考古学上的实证见于古代的城市、文字、国家治理、天文、地理、农业、水利等各个方面。
中华文明的统一性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是以国家形态绵延不断传承下来的统一文明形态。夏是目前能确定的我国历史上最早的王朝国家。据文献记载，夏及之后商、西周的国家政体，是天子居中而治，分封诸侯以藩屏王室。王朝由王庭所在的内服和诸侯国形成的外服共同组成（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中华书局，1977年）。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经过巨大的变动，诸侯国君逐渐掌握专制权力，先是县制出现，随后郡县制形成，中央集权制国家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8页）。战国晚期，秦始皇灭六国成一统，罢封建而行郡县，此后郡县制一直是我国地方行政治理的核心。最新发掘的云南昆明河泊所遗址为研究两汉时期云南的边疆治理提供了 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昆明市晋宁区文物管理所：《云南昆明市河泊所青铜时代遗址》，《考古》2023年第7期）。不断发展、调适、巩固的中央集权，公卿百官、郡县乡里、儒表法里的制度优势，有效保证了秦汉之后古代中国虽时有王朝更迭，依然能稳健前行，即使偶有分裂，最终都会出现一个更强大的统一王朝。
中华文明的统一性是在悠久稳定的疆域中，在长期互补依存的经济基础上，在两千多年追求统一的“内向凝聚力”的共同作用下形成、发展并不断壮大。
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深刻阐明了中华文明交融互鉴的发展格局。中华文明自古就以开放包容闻名于世，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具有兼收并蓄、包罗万象的宽广胸怀，既有“包”的胸怀，又有“容”的智慧。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在中国传统的天下观中得到了具体体现。天下一家、协和万邦的思想理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深刻体现了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天下观，展现了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的大格局和大胸怀。
自新石器时代开始，中国各地区发展出了多元丰富的考古学文化区系。它们彼此之间相互吸收，不断融合，在距今5000—4500年，逐渐形成了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赵辉：《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的形成》，《文物》2000年第1期）。良渚融合各地区政治实践经验创造出辉煌成果，形成了早期国家，率先进入文明阶段。陶寺遗址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源头，展现出了“熔合”四方的特质。二里头文化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与周边文化进行了长期交流与互动，其开放与包容的特性，推动其不断汇集华夏大地早期文明的精粹，最终融汇凝聚出成熟的文明形态，使中原腹心地区率先进入王朝文明阶段。进入历史时期，中原农耕文明周边分布的游牧人群，与以汉族为主体的农耕民族之间的互动、交流和融合，构成中国古代民族发展史的主线。春秋战国时期的东胡、戎狄，秦汉时期的匈奴，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鲜卑、柔然、吐谷浑，隋唐时期的突厥、吐蕃、回鹘，宋元明清时期的蒙古、契丹、女真、满族等游牧族不断吸收中原文化，或群体性迁入中原内地，为汉文化输送新鲜血液，使汉族成为一种被极大认同的族群集合，最终形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格局。
中华文明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向全世界贡献了大量自身独创的灿烂成果，同时也不断从其他文明中吸收、借鉴先进的生业方式、技术工艺，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内涵，在一定程度上也改变了中华文明的面貌形态。
通过丝绸之路进行的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成为最能体现中华文明包容性的有力实证。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西汉王朝通向西域的丝绸之路，从此汉王朝在国家层面与中亚和西亚地区建立起文化联系，长距离的贸易和人员往来在这一时期呈爆发式增长，中原地区从西域诸国输入多种牲畜及物产，在考古学上有大量的发现。海上丝绸之路在汉武帝平定南越国、设置合浦等九郡后，由官方正式开通。北魏通过草原和沙漠绿洲丝绸之路，从中亚和西亚地区输入大量物产，旧都平城（今大同）出土有不少具有浓厚粟特、萨珊波斯以及东罗马风格的器物即是明证。隋唐时期是陆上丝绸之路发展的鼎盛时期，唐人以兼容并蓄、广纳百川的胸怀接受外来文化，同时亦以自信开放的姿态将大唐文化向周边四邻广泛散播。
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深刻阐明了中华文明和合共生的价值追求。在5000多年的文明发展中，中华民族一直追求和传承着和平、和睦、和谐的坚定理念。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化干戈为玉帛、天下大同等理念在中国世代相传。中华文明的和平性根植于中华五千多年的文明积淀中，中国传统文献中有着大量的有关“和平”思想的记载，爱好和平的思想和理念深深扎根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中。
百年中国考古发现与研究表明，中华文明在其文明发展历程中逐渐形成了突出的和平性。四五千年前的中华文明已萌生和平性。秦汉以降，随着大一统的逐渐完成和丝绸之路尤其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中华文明的和平理念走向世界。丝绸之路不仅仅是经济贸易之路，也是世界上不同国家、地区在和合理念之下的文化交流之路，更是中国与世界交往的和平之路。6—8世纪丝绸之路河南道上出土丝织品、金银器、木棺板画及佛教石刻造像中蕴含的粟特文化因素，反映了粟特人与吐蕃之间的交往和联系。
近些年，与海上丝绸之路相关的考古遗迹陆续被发现和发掘。2007年整体打捞的广东阳江海域南海Ⅰ号南宋沉船，出水文物多达18万件（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广东省博物馆、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南海Ⅰ号沉船考古发掘报告之二——2014～2015年发掘》，文物出版社，2018年）。广东汕头南澳Ⅰ号明代晚期沉船出水瓷器近3万件（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广东省博物馆：《广东汕头市“南澳 Ⅰ号”明代沉船》，《考古》2011年第7期）。此外，浙江温州朔门宋元时期古港遗址、泉州宋元明时期市舶司遗址、上海青龙镇唐宋时期古港都是海上丝绸之路上除了沉船外的重要考古发现，实证了海上丝绸之路的接续发展和繁盛。明永乐年间，郑和先后7次下西洋，是15世纪上半叶世界航海史上的空前壮举，先后到访印度洋和太平洋沿岸的36个地区或国家，极大拓展了海上经济与文化通道。郑和下西洋没有暴力和掠夺，没有征服和殖民，与沿途各国建立了友好平等交往关系，解决了沿途诸国间种种复杂矛盾，努力营建和平局势。
在这种多元的经济、文化交流互动之中，少数民族和中原王朝都得到了快速发展，更为具有强大融合能力的中国文化不断注入持续发展动力。同时，丝绸之路在客观上促进了青海、甘肃、四川等地少数民族文化的和平发展与进步。不仅如此，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式，域外宗教也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正是因为中华文明崇尚和平的特质与理念，在历史上的各个阶段，不同宗教之间基本保持着和平相处的状态。中国成为世界上至今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宗教战争且多宗教并存的国家。这与西方世界“大航海时代”以掠夺、奴役、殖民、征服为主题和目的形成鲜明对比。
三、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相生相成，深刻揭示中华文明演进发展的内在机理
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既各具特色又相生相成，是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在五大突出特性中，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居于首要地位，表明其具有更为突出的重要性。
支撑5000多年中华文明延绵至今的连续性，是植根于中华民族血脉深处的文化基因。中华文明突出连续性是中华文明的直观特性，具有区别于世界其他古代文明的最显著的特征。中国历史的基本国情是“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的古国，两千年的中华一统实体”；在世界范围内，“没有哪一个像中国如此之大的国家有始自百万年前至今不衰不断的文化发展大系”（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辽宁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52页）。连续性更加坚定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不仅是中华民族历史的延续，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和文化的积淀。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在经历了各种风风雨雨后，依然能够保持着对自己文化的坚定信心，对自己民族的自豪感。
中华文明连续性的突出地位并不能掩盖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其他特质，它们紧密联系，互为表里，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独特的内在气韵和精神品格。
连续性是创新性的基础与保障，创新性是连续性的内在动力。文化如果没有连续性，创新性就失去了根基和方向，而没有创新性，文化也就失去了前进的内生动力。连续性丰富了统一性的时间内涵，而统一性不仅为连续性提供了空间保障，还是中华文明连续发展的前提和保障。连续性为包容性提供了现实条件，包容性决定了连续性的历史取向。中华文明始终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生，在开放包容、兼收并蓄中绵延传承。连续性使中华民族形成了爱好和平、珍视和平的文化品格，和平性又进一步延续、发展、确保了中华文明的生生不息。
创新性丰富了包容性的深度和广度，包容性拓展了创新性的内涵和底蕴。中华民族自古就崇尚创新，并以创新精神不断进行物质文明创造、精神文明创新和政治文明创建，不仅在天文、地学、数学、医学、农学、丝绸编织、金属冶炼、造纸、雕版印刷、瓷器烧造、建筑技术等多个领域为世界贡献了无数科技创新成果，而且也在哲学、政治制度、文学艺术等多个领域展示出蔚为大观的文明成就，从而使得中华文明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作为最繁荣最强大的文明屹立于世。中华文明所取得的创新性成果不断吸引外来文化的融入，提升了中华文明包容性的深度和广度，丰富了中华文明包容性的内涵和底蕴，成就了中华文明博大精深的特质。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坚持思想上的开放包容，兼收并蓄，是实现真正创新的必由之路。中华文明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向全世界贡献了自身独创的灿烂成果，同时也提倡开放包容、交流互鉴，积极从其他文明中吸收、借鉴先进的生业方式、技术工艺和文化思想等，以我为主，为我所用，成为各相关领域继续创新的源泉，进一步促进了中华文明的发展与繁荣。
统一性是和平性的有力保障，和平性是统一性的必然追求。统一性不仅指地理疆域的完整，更意味着文化认同的一致性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在中华文明形成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国家统一被视为实现长治久安、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条件。没有国家统一，就没有长久和平，统一性为和平性提供了有力保障，它使得不同民族、不同地区能够在共同的文化认同下，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使得中华文明能够在多元一体的格局中实现持久的和平与稳定。和平性是统一性的自然追求。秦始皇在完成统一后，登临琅琊山（今山东省胶南市南），修琅琊台，勒石以颂扬他统一中国的功绩，其铭文记曰，“皇帝并一海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黔首安宁，不用兵革。六亲相保，终无寇贼”。可见，秦始皇完成统一追求的正是“天下和平”。时至今日，追求基于国家统一之上的持久和平依然是中华儿女共同的理想和追求。
包容性是孕育和平性的土壤，和平性是包容性的生动体现。中华文明历来主张“和而不同”，尊重不同民族和文化的差异性，通过对话交流、互学互鉴实现和谐共处。这种开放包容精神为不同文明之间的和平交流奠定了基础。汉代张骞“凿空”西域，架起了东西方文明交流的官方桥梁。唐代玄奘西行取经，展现了中国人学习域外文化的坚韧精神，而大唐与70多个国家通使交好，创造了万国衣冠会长安的大国气象。明代郑和七下西洋，足迹遍及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充当了“海上丝绸之路”的文明使者，留下了中国同各国人民友好交往的佳话。在中国同域外的交流交往中，各国文化和物产也纷纷传入中国，为中华文明所包容吸收，丰富和发展了自身的文明内涵。中华文明本质上是一种和平的文明，中华文明有能力在外来威胁下保存自己，但没有兴趣威胁别人。因此，历史上中国强盛时期也很少对外扩张侵略，而是通过和平方式与周边国家开展交流合作。爱好和平的思想和理念深深扎根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中，具有博大精深的内涵和底蕴独特的品质，这是中华文明具有突出包容性的生动体现。
四、把握中华文明突出特性，充分认识中华文明的时代价值
文明立世，文化兴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 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2023年6月2日）》，《求是》2023年第17期）。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不断深化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认识，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性、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具有突出连续性的中华文明，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从古至今，中华文化一直以其丰富多彩的传统为世人所瞩目。在这个传统中，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智慧、人文精神、道德理念、艺术创造和社会制度，这些元素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核心。例如，儒家思想强调仁义礼智信五德，成为中国社会道德观念的重要基石；道家思想提倡顺应自然、无为而治，影响了中国人的处世哲学；佛教的传播展现了中国社会的开放包容，形成了多元文化交融的局面。同时，中国的传统艺术形式如诗词、书法、绘画、戏曲等也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传承至今。通过深入挖掘这些传统文化的精华，我们不仅能够更好地理解中国人民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还能够从中汲取智慧，为当代社会的发展提供启示和借鉴。
实现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中华文化展现出历久弥新的魅力。创新性是中华文明的内在品格，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在五千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长盛不衰的文化基因，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过程，在本质上就是推进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知常明变者赢，守正创新者进。回望过去的一百年，我们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始终坚持守住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正”，同时又不断以创新的理念和思维推进其与中国具体实际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从而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不断战胜各种艰难险阻，不断创造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伟大成就，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面向未来，只有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才能更好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凝聚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统一性是中华文明的内在规定，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中华文明是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各民族共同坚守的理想信念、共同经历的奋斗历程、共同培育的民族精神，铸就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几千年的沧桑岁月，把我国当今56个民族、14亿中华儿女紧紧凝聚在一起。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虽历经磨难，但向往统一、反对分裂、天下一家、同源共祖的历史认同观念贯穿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史，推动中华民族一次次战胜灾难、一次次渡过难关。这使得中国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断巩固和发展，中华文明历经曲折而不断流。因此，只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用正确的国家观和民族观涵育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才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起磅礴的时代力量。
坚持兼收并蓄，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中华文明的包容性是其长盛不衰、持久繁荣的主要原因之一，只有对不同民族、宗教、生业形态的融合和吸纳，才能保持文化连续性和持久生命力。中华文明的持久繁荣也体现了其强大的向心力、凝聚力和文化自信，两者互为因果。因此，我们应坚持改革开放，秉持开放包容的胸怀、推动文明互鉴，广泛吸收借鉴人类文明成果，不断丰富交流内容，拓展多边合作渠道，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高扬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坚持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和平性是中华文明的价值取向，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决定了中国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决定了中国不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体制强加于人，决定了中国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决不搞“党同伐异”的小圈子。国际社会发展到今天，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程度加深，越来越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谋和平、求发展，既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期盼，也是滚滚向前的时代潮流。不同于充满了暴力、侵略和掠夺的西方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坚持和平、和睦、和谐的价值追求，坚持合作共赢不搞零和博弈，不仅希望自己发展得好，也希望世界各国人民都能拥有幸福安宁的生活。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2023年6月2日）》，《求是》2023年第17期）。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更加需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源头活水，从中华文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中国考古更要以“大考古”的工作思路，回应时代所需、人民所盼，要涵养家国情怀、秉承考古学的初心使命、秉承“兴史救国、兴史报国”的学术传统，深刻认识考古工作的重大社会政治意义。考古工作者要胸怀两个大局，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提出因应的战略策略，为增强党和国家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贡献考古智慧和力量；要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把握世界历史的发展脉络和正确走向，认清我国社会发展、人类社会发展的大逻辑大趋势，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沿革和实践要求，全面系统地提出解决现实问题的科学理念、有效对策，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出考古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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