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术视野中的西方哲学”

    由著名哲学家叶秀山、王树人任总主编的《西方哲学史》（学术版）由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2005年出版。全书分为8卷11册，总字数近600万，是中国学者自己主编和撰写的迄今规模最大的西方哲学通史。该书于2007年荣获“第六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同年获“首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二十年过去，该书仍然在学界拥有良好口碑和重要影响力。2023年末，江苏人民出版社以全新的封面和版式设计再版了这套著作。2024年5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西方哲学优势学科和江苏人民出版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召开了《西方哲学史》（学术版）再版纪念会，同时还举办了“西方哲学史研究的未来”青年圆桌会议。现撷取与这套书直接相关的主编、作者、编辑以及受这套书影响的青年学者的发言，在回忆中总结这套书的成功经验，并展望中国的西方哲学史研究的未来。

    王树人

    （《西方哲学史》（学术版）总主编之一，《导论》主要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我们这套《西方哲学史》（学术版）的突出特点，就是充分尊重参与本书的主编、作者之独立自主性和自由创作之精神。在选择作者时，我们很注重他们的专著研究成果的水准，包括有没有创新的独立风格等。可以说，这套《西方哲学史》是诸位作者独立自由创作的一种综合。在这套书中，能看出上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初，中国学者对西方哲学史研究的新面貌和到达的深度，具有比较长远的学术价值。这套书能获得第六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和首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不是偶然的。

    在《西方哲学史》（学术版）出版20周年和再版之际，我用一首诗表达我的心情：“史卷悠悠二十年，难忘笔耕长夜寒。哲思潮涌练骨硬，惠风云卷四月天。虚怀气定喜多彩，悟道求真续新篇。华发苍颜心未老，量子纠结魂永安。”

    黄裕生

    （《中世纪哲学》主编及主要作者，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

    这套书刚开始时我没有参与，一是因为我对集体项目持怀疑态度，二是因为我并没有资格担任分卷主编。但是当时“中世纪哲学卷”没人承担，因为傅乐安先生已经去世，是叶秀山老师看到我从康德哲学往前追溯到奥古斯丁，就将主编任务交给我。开始我没有特别的想法，在对奥古斯丁做了一些研究后才有了思路。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图书馆有德文与拉丁文对照的《上帝之城》和阿奎那的《论存在者与本质》，我大喜过望，花了功夫去细读。当时国内并无对阿奎那文本的详细阐释，所以当时的工作对我个人来说是很好的训练，要感谢叶老师和王老师。我还想特别感谢江苏人民出版社老社长吴源先生，他是一个非常有情怀的出版人。在写作这套哲学史的同时，我们还推出了由叶秀山先生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纯粹哲学丛书”。“纯粹哲学丛书”是在学者出版最困难的年代很少的由出版社出资出版的丛书，现在已坚持了20多年，汇聚了一批当年还很年轻的优秀哲学学者。目前这套书的创作主体仍是中青年，在哲学界已经有不错的口碑，欢迎更多的中青年学者继续加入。

    尚杰

    （《启蒙时代的法国哲学》作者，《近代：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英国哲学》主要作者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刚才听到王树人老师念的诗，其中有一句我很有感慨，他说“哲思潮涌练骨硬”，我想从哲学上来分析一下这句诗的意味。2000年写作这套书时的科研成果，与现在的科研成果不完全是一个概念。王先生所说的“哲思潮涌”在我看来就是“阳光灿烂的日子”，最后都可以归咎于爱，用学术语言来说就是一种直接性。我们那时候的学术，按现在的标准衡量是不太规范的，但它是从整个1980年代延续下来的。叶先生和王先生给我们充分的自由，只要有学术性就行，这给我们很大的鼓励。所以目前8卷11册的风格和写法各有千秋，有文献式的，也有思想式的，甚至有带有强烈个人风格的，这是非常可贵的。可以说，参与者们都是全身心地、很乐观地、心情舒畅地写作这套书。

    除了《启蒙时代的法国哲学》，我还承担了《近代：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英国哲学》一半的写作任务。如果没有叶先生、王先生编这套书，我到现在都不会写作50万字的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在西方哲学史课上这段不怎么讲，也不太好讲，因为很不哲学，在伏尔泰、孟德斯鸠那里，文学和哲学是分不开的。当时为了连贯性去写了，这就是“练骨硬”，为我后来的学术打下了一种风格，后来我也一直受这种风格的指引。希望这套书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张慎

    （《德国古典哲学》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20年后再看这套书，其独创性及学术价值依然熠熠生辉。我主编《德国古典哲学》时比较重视写作德国古典哲学产生的思想文化背景，强调古典哲学在启蒙运动的思潮下成长起来，对当时的思想文化有吸收、有批判，也有创新和发展。再一个特点是揭示德国哲学和文化的关系，强调德国哲学始终是一种学院哲学，它并没有在社会上产生太大影响，但它绝对享有学术自由。这部分有一些创新的内容，吸收了当时接触到的第一手资料。在写黑格尔时，我重视黑格尔早期的思想和精神哲学，本来还准备写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艺术哲学，还有他的哲学史讲演录，但因篇幅原因忍痛把这几部分删掉了。我曾经看到一个书评，批评我对黑格尔的逻辑学讲得太少，但我认为黑格尔用思辨的方式讲逻辑不太容易为今人所接受。

    黑格尔部分我比较有把握，康德哲学部分有个小插曲。这部分原定由一人独撰，后来计划发生变故，临近交稿期经王树人老师协助，找到当时康德研究的三位“大神”陈嘉明、韩水法、邓晓芒分别撰写康德的“三大批判”；康德后期历史政治哲学部分由当时的“小神”黄裕生承担。未见稿子前我曾为统稿发愁，拿到稿子后，发现前面三人的写作可以天衣无缝地拼在一起，一个字没改。这就是康德的伟大，“三大批判”是整体的，没有留下漏洞。

    江怡

    （《现代英美分析哲学》作者之一，山西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感谢中国社科院哲学所，感谢江苏人民出版社，特别感谢叶秀山先生和王树人先生，两位老前辈带领我们这一代学者完成了这套迄今为止最具有特色的、能够代表中国当代西方哲学史研究最高成就的书。这套书各卷提供的文献资料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当然更有重要的思想和学术价值，我在教学过程中大量使用了其中的材料。今天再翻阅这套书，感到这套书有一个巨大的价值，就是能够以中国哲学的视角来比对西方哲学，并且把西方哲学放在历史语境当中加以考察。我参与的《现代英美分析哲学》首次把现当代西方哲学放在西方哲学史总体框架中，把现代哲学看作是哲学史的一个现代延续，开中国西方哲学史写作的先河。当年叶老师专门跟我说，希望我这卷早点出来，然后他再写总论，这样心里就有底了。但是很遗憾，我这卷远远晚于总论卷的出版。

    二十年过去了，国内外分析哲学的发展都有很大变化。分析哲学本身已经不是一个运动，本来也不是哲学流派，分析更多是一种方法，分析的方法如何被运用在哲学研究当中，这是需要我们重新认识的。我现在正在写《分析的西方哲学史》，同时也大力提倡做分析的中国哲学。我希望这套书将来能够有更广泛的传播，得到更多的研究。

    张伟

    （《现代欧洲大陆哲学》作者之一，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参与《现代欧洲大陆哲学》“舍勒”一章的写作，在一定意义上影响了我的学术生涯。接到写作“舍勒”一章的任务的时候，我刚刚考取倪梁康老师的硕士研究生。我本科论文写的就是舍勒，但读研究生时本来打算做海德格尔。倪老师把这个活交给我，让我在一个月内完成。刚接到任务时是兴奋，然后就是惶恐与焦虑，其五味杂陈至今记忆犹新。在时间很紧和压力很大的情况下，我花时间补课，阅读相关文献，在2005年上半年完成了这件事，交稿后一直惴惴不安。最后由倪老师反馈了主编谢地坤老师的意见，有一些肯定，一些错爱，谢老师也亲自作了一些批改。后来在编辑出版过程中，我把谢老师改过的有些术语译名又改回原样，同样得到了主编的包容。2006年在哲学史年会上有机会见到谢老师，他还认为我“挺有主见的”。像我这代人，在整个学术生涯成长过程中得到前辈们的无比信任以及无私包容，正是因为这样的一种情感传承，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事业一定会有更加辉煌和灿烂的明天。

    王齐

    （《中世纪哲学》和《现代欧洲大陆哲学》作者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光阴如白驹过隙，我几乎不能相信，《西方哲学史》（学术版）首版问世已经过去二十年了。当年叶秀山和王树人两位老师决意组织出版一套中国视野下的西方哲学史的时候，我还是助理研究员，对立项的细节并不清楚，只知道两位老师秉持哲学是高度个人化的自由工作的认识，对各分卷主编和各位作者给予了高度的信任和自由发展的空间。基于这种信任，我才有机会独自撰写“邓斯·司各脱”一章和“克尔凯郭尔”一章。2001至2003年这段时间，是我在哲学所跟老师和同事一起读书、思考和写作的愉快时光，包括周二返所日的午餐讨论和课题进度跟进，年底周晓亮老师的“催债”，都是西方哲学学科的“黄金时代”的一部分。我要特别感谢《西方哲学史》课题组给予我成长的机会。尤其是“邓斯·司各脱”一章的写作，对我个人而言相当于补了基督教史和基督教哲学的课，这正是王树人老师所说的“练骨硬”。自那之后再来做克尔凯郭尔研究，忽然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庆祝《西方哲学史》再版之际，也是我们怀念逝去的师友之时。敬爱的叶秀山老师和周晓亮老师因病离开了我们，没有他们，就不会有这套巨著的问世。今天对他们的缅怀，也是对学科传统的一次强化。

    戴亦梁

    （《古代希腊与罗马哲学》责任编辑之一，江苏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

    今天会议的主题，《西方哲学史》（学术版）首版纪念会，可以说是对学术思想史、学术出版史上历史细节的回顾，是一种思想史和学术出版史考古；但更重要的，是对这套书的创作宗旨的回顾和继承。叶秀山先生《总论卷》的开篇为“中国学术视野中的西方哲学”，开门见山道出了这套书的创作宗旨——这不是西方学者视野中的西方哲学史，也不是中国学者翻译、编译或者照着西方学者视野中的西方哲学史编写的。叶先生强调在承认、珍惜和尊重自己的中国文化、哲学传统的前提下，以平等的心态，对于西方哲学中的问题，其实也是中西方面对的共同问题，来进行创造性的、自由的阐释和对话。同样，作为叶先生的同事、好友的王树人先生在新版序言中也再次强调了这套学术版西方哲学史的突出特点，就是充分尊重参与该书的编者、作者之独立自主性和自由创作之精神。作为出版方，江苏人民出版社也完全认同和尊重这套书的创作宗旨并以出版这样的图书为幸为荣。叶先生曾说过，主编《西方哲学史》是一项难以投入市场的非产业性的工作，他感谢江苏人民出版社对于这项工作所表现出来的学术关怀与智慧。其实，这又何尝不是以叶先生等为代表的老一辈学人，以及后来越来越多的将自己的作品交付给我们的中青年学者，对于我们出版社一贯的信任和支持呢？

    展望未来，才是最好的纪念。王齐老师作为今天会议的召集人和组织者，选取“西方哲学史研究的未来”作为另一个主题是有深意的，它也因应了叶先生遗著《哲学的希望》中结语的标题：“寄希望于‘未来’”。叶先生在他的“欧洲哲学的历史发展与中国哲学的机遇”课题中，是站在现代的立场探讨历史的意义，同时也是站在中国的立场探讨西方哲学的问题，而这个立场又不是凝固的，而是开放的、发展的，也就是说，在他那里，现实和历史、中国和西方是互动的、贯通的。这样的中国的哲学的研究，叶先生、王先生等老一辈已经开题，而且他们相信，其希望在未来！ 江苏人民出版社也愿意继续做这样的中国哲学和学人的守望者。

    吕超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副研究员）

    《西方哲学史》（学术版）的重要特点之一，即叶秀山先生在导论中提出的理念：哲学史并不是一种关于事实的知识体系，而是一种理解和解释哲学家的过程。叶先生认为哲学史是一个自由的历史过程，是自由心灵之间的对话。这种对话并不是单纯的知识传递，而是学者与大哲学家们之间的自由互动，每个学者和哲学家都有其独特的视角和自由的精神。每个哲学家的视角由他们所处的时间、历史和环境决定，这种视角性既限制了他们，使他们不能像上帝那样全面地理解所有事物，但同时也是有限的人类理性接近终极真理或绝对真理的一种路径。因此，这种视角性既是限制也是可能性的条件。因为不同哲学家从不同视角探讨同一个终极问题，他们的观点不可替代。就像叶先生在导论部分说的那样，每一个哲学家都具有独一无二的心灵，他们视角不同，一个不可能完全地取代另一个。

    这也引发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如果哲学家如同艺术家那样具有独特且不可替代的地位，那么哲学史是否也未必保持线性前进的状态？ 毕竟，它可能经历高峰、低谷，甚至衰落和解体。我们现在处于一个非常注重细节和文本的时代，但整体上却缺乏一种支撑的精神。这种对哲学的理解，强调了自由心灵之间对话的重要性，即使书中的具体内容和论断可能会过时，但这种自由的对话仍会在未来几十年继续带来收益。因此，对于《西方哲学史》（学术版）的写作目的以及哲学史的未来研究来说，这项任务不仅展示着学者对哲学家的主体性解读，也邀请读者成为对话的一部分。我非常喜欢这套书的一点在于，它不仅展现了学者与被研究的哲学家之间的主体与主体、自由者与自由者的关系，还以一种非教条的方式对待读者。书中不仅提供了思维的产品、结果或严谨的推理系统，还展示了学者思考过程中那些微妙甚至模糊的地方。这种思想的敏感和高度的诚实具有独特的价值，实际上是邀请读者作为共同的对话者，以动词的形式“去做哲学”（to philosophize）。因此，这套书不仅是老师，也是朋友，与读者建立了一种多重的关系。

    李麒麟

    （北京大学哲学系长聘副教授）

    叶秀山先生在总论卷清晰勾勒了当代分析哲学与西方哲学经验传统的继承关系，强调了哲学史中经验论传承的重要性，给出了从哲学史视角理解和把握分析哲学特点的方法论建议。在我看来，江怡、陈亚军两位老师主笔的《现代英美分析哲学》最显著的特点在于其通史性的“通达宽博”的性质。例如，相比于毕明安（Michael Beaney）主编的《牛津分析哲学史手册》、索姆斯（Scott Soames）撰写的分析哲学史系列专著而言，《现代英美分析哲学》在论题领域方面更为广泛，对诸如实证主义、实用主义乃至（罗蒂式的）分析哲学批判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周详的分析与讨论。

    《现代英美分析哲学》以极为全面丰富的文献综述为基础，令人信服地呈现了分析哲学每个重要发展阶段的思想流派主张或学者理论建构；相关分析与评介不仅包含了国外的研究内容，也对国内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介绍与整理，这对国内分析哲学研究界的共同体认同有着重要的价值与意义。两位老师以哲学批判性的视角，对重要的分析哲学家的理论成果进行了独居匠心的排布，并不囿于成例。例如，关于克里普克相关思想的分析与评介就没有以常见的单独成章的方式展开，而是将克里普克相关思想穿插在其他一系列分析哲学重量级学者思想的讨论中，这不仅深刻反映了克里普克对其他学者的影响，也生动呈现了这些学者间的互动关系；这种处理方式不仅保证了全书的系统连贯性，而且反映了中国学者在分析哲学史研究层面优秀的掌控能力与独特的理解视角。

    两位老师的成果同样为我们未来继续进行分析哲学史的研究与写作提供了借鉴。未来关于分析哲学史的撰写或研究，不仅是随着时间推移而增补新的理论材料、新的学科问题或新的研究方向，而需要以连贯清晰的线索穿连起分析哲学的研究成果。但这种经典的分析哲学史研究范式同样给我们提出了深刻挑战。当前分析哲学诸多子领域呈现出越来越精细化的趋势，诸多理论成果之间具有分散或交叉的复杂关系，难以采取统一的方式进行处理和刻画。特别是分析哲学中的一些新兴领域（例如认知科学哲学）或热门话题（例如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哲学问题）也超出了传统的“扶手椅”式的哲学研究模式，这些新的研究动向或发展趋势要求我们在未来继续进行分析哲学史的研究过程中积极探索和建构新的哲学史研究范式。

    孙宁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

    在我的本科求学阶段，《西方哲学史》（学术版）刚刚问世，这套厚重的哲学史为我奠定了把握整个西方哲学史脉络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它启示了我如何进行哲学探究，这种方法论层面的启蒙一直影响着我后来进行哲学研究的取向和路径。作为一名哲学工作者，我始终确信，应该在哲学史研究中推进对哲学问题的探索。在以此为导向展开的研究过程中，我越来越深切地体会到，哲学问题是永恒的，但呈现和讨论问题的具体方式又无一例外地反映了思想的时代特征，而延宕在这种“共相”与“殊相”的张力之中正是哲学思考的独特魅力所在。与此同时，我还体会到，尽管哲学研究的最终目标是解决哲学问题，但这种解决在很多时候是对已有方案的再阐释和再创造。在遭遇思想本身的界限之后，我们能做的或许不是超越这个界限，而是回过头去重新检视已经走过的历程，在新的视角下提炼和熔铸哲学史的丰富遗产。

    迈克尔·弗雷德（Michael Frede）曾提出三种哲学史研究方式：哲学家论述集（philosophical doxogra⁃phy），哲学的哲学史（philosophical history of philosophy），历史的哲学史（historical history of philosophy）。这三种哲学史写法没有特殊的逻辑优先性，完全是可以共存的、各具合法性的哲学史研究范式。

    我同意弗雷德的分类和判断，在此基础上，我还想追问的是，应该如何区分哲学史的写作和非哲学史的写作？我自己的研究背景是实用主义，因此对所有二元对立的区分都持怀疑态度。在某种意义上，任何哲学工作都是哲学史工作。以最不倾向于做哲学史甚至拒斥哲学史的分析哲学为例。尽管分析哲学从创立之初就有意识地和之前的哲学传统保持距离，并且明确地拒斥近代以来的方法和原则，但它和西方哲学传统之间的“裂隙”也许并不如想象中的那么巨大。一方面，分析哲学内部的一系列“回溯”运动明确地揭示了这一点；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能以一种更为开放和宽容的态度看待哲学史，就会发现西方哲学史的诸阶段中都无一例外地隐藏了潜在的分析基因和分析倾向。这些事实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反思哲学史研究的视角。

    如果未来要撰写新的哲学史，我们首先必须回应一些困难，例如，哲学史的写作如何真正做到从物（de re），还是只能停留在从言（de dicto）的层面；一个自洽的哲学史叙事到底是否可能；等等。我认为这个任务非常艰巨，目前也无法清楚地描绘这样一项工作最终会引向何方。哲学史的工作在任何时代都是必要的，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去呈现它，可能每一代学者都会有自己的方式。但无论如何，《西方哲学史》（学术版）一定是我们最好的标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