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史上有革命吗？

    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曾有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对此说法，人们固然有不同的解释，但至少在某种理解中，可以认为，这恰恰是对历史在不同的时代都会有“重写”之理由的说明。也即对历史的认知是与研究者所处的时代有关的。不同时代人们关心不同的问题，有不同的视角，以及随着研究的进展而带来对问题之理解的变化，会直接影响到历史的撰写。

    科学史，与其他历史学科相比，其自身历史并不算长，但到目前，经典的作品也有了许多。而在近来由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南开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中心和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共同策划出版的“科技史经典译丛”中，能够收入仅在不到10年前由法国科学史家佩斯特总主编的《科学与知识的历史》这套厚重的三卷本科学史著作，可谓颇有眼光。

    想要理解这套科学史著作的意义和价值，还需要从科学史学科研究的发展背景来思考。在过去，经典的科学史著作在叙事上，曾经历了从传统的只关注科学知识自身发展逻辑的内史向关注科学的发展与外部社会文化环境关系的外史的转向。再随后，随着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兴起和对科学史的影响，科学知识的建构本性已经让人们很难严格区分内史与外史，这种打通内史和外史的认知也带来的科学史撰写的变化。这种具有编史学意味的研究仍然在以各种可能的方式继续深入和发展。这在《科学与知识的历史》这本著作中，就有着鲜明的表现。

    科学史的功能之一，就是让人们更深入地理解科学，而在以往科学史观念的发展和变化中，也确实体现出了人们对于究竟何为科学的不同理解。过去，无论是科学的内史还是外史，甚至于打通了内史和外史的关注科学知识之建构的SSK，其关注点毕竟还是在“科学知识”上。但这种越来越多外部因素进入到我们对于科学的认知的过程，也还存在着问题并隐含了其他的可能性。也正如此书作者所讲的：“若想打破此前的近代科学的谱系，需要注意当今问题的四重转变：放弃对科学与知识之间界限的先验定义，而不仅要研究社会和思想活动的划界和分界，而且要研究实践和研究对象的流动；放弃以纯制度方法处理科学的社会历史，而采用人类学方法进行这些实践；放弃单纯以生产为基础的解读，而认真看待社会中对知识的掌握和理解现象；最后，通过制定一套从地方到全球分层级的分析规则，还解决学术活动的地方化问题。”进而，“科学知识并不具有能将它与其他理解现实的方式从根本上区分开来的超越性；而其他形式的知识——专业的、大众的、业余的、联想的或‘传统的’，更不用说艺术、文学、形而上学或哲学——也都是真理和意义的重要载体”。

    在这样的观念之下，此套书从根本的立意上，便以有别于传统科学史撰写的方式，不再孤立地仅就科学来考察科学，而是将科学与知识的发展历史共同纳入考察的范围。在这样拓宽的眼界之下，以一种更加宏大的方式来呈现科学的历史。可以说，这种更进一步的“打通”的认知，是科学史研究范式的一种更有新意的突破。

    此书的另一个突出的特色，涉及到科学革命的问题。科学革命这个起源于18世纪的科学史概念，虽然历经不同时期的演变，但直到20世纪50年代之后，才主要因为三位学者的三部著作所产生的影响，终于成为了撰写科学史的一个核心组织原则。这三位学者和三部著作就是：英国历史学家巴特菲尔德的《近代科学的起源：1300-1800》（1949年），英国科学史家霍尔的《科学革命：1500-1800》（1954年），以及美国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史家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年）。尤其是，库恩的著作一经出版，就立即产生了超常的广泛影响。他的著作使人们开始不仅仅关注规模巨大的第一次科学革命，而且转而注意到科学中单个的、规模较小些的革命，并认识到革命在科学中的发生或许是科学发展的一种规律性特征。自此之后，在绝大多数的科学史著作中，科学革命作为科学史的重要概念，成为科学史著作叙事的核心线索，成为科学发展中重点讨论的核心事件，即使写作的范围涉及更长时段，科学革命也仍然是历史分期的关键节点。

    随着科学史学科的发展，对这种以科学革命作为科学史叙事之核心线索的写作模式，也开始有人进行反思。例如，美国科学史家夏平就提出：“科学革命这个想法本身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我们’对先人兴趣的表达，这里的‘我们’是指20世纪末的科学家和那些把他们所相信的事物当作自然界真理的人。”夏平写道：“既然我不认为存在科学革命的本质，就有理由讲述多种多样的故事，而每个故事都意图关注那个过去文化的某种真实特征。”

    实际上，在《科学与知识的历史》中，作者正是体现了这种对科学革命叙事的反叛。正如其作者在书中所说的：“‘科学革命’的伟大叙事及其曾经充满自信的全球投射，就这样因地方性的对抗和协商而逐渐被动摇，这些对抗和协商编织出多种可能的科学近代性网络，并使近代科学在全球范围内的出现既完整地像是一件无缝织物，又东拼西凑地像是一件百衲衣。”“科学革命的范式受到彻底挑战，必须展示出知识获取和传播路径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也正是在这样的编史观念之下，此套书不再将科学革命作为叙事的主线，而是将一系列在大科学史上经常被边缘化的问题纳入其中，例如像对政治和经济问题的关注，把对科学的动员和国家或全球发展轨迹有机地联系起来，将其作为科学和知识所采取的形式的组成部分加以把握，保持对空间和地理维度的关注，并留意交流的空间和知识交流的模式等。正是在这种新的思考中，作者以大致相同的框架按编年的方式对过去五个世纪的发展进行了颇有新意的回顾。这个框架就是：“科学、文化与社会”“科学的场域”“科学对世界的治理”，间或地，还因年代的不同而插入了“科学和知识的全球化”和“相异性的产生”。当然，关于这种统一的框架是否就能够真正概括和反映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在发展中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以及由于此书仍然是沿袭了当代在通史写作中分别由对特定问题有专门研究的专家各写一章的传统，不同的作者在编史理解上是否也还存在着差异，这些问题显然是可以做进一步深入讨论的。

    但无论如何，毕竟科学史这门学科要有发展，也就要有不断变化的、新的编史观念的出现，以及在这种编史理念下的科学史研究和写作。有分歧和争议也是正常现象，而科学史的发展也会在分歧和争议中，不断修正和完善新的编史理念，并逐渐达成一定程度上的共识。过去，像科学的社会建构论之类的理论就曾是如此，在各种争论之后，最终还是潜移默化地逐渐渗透到各种科学史的撰写中了。《科学与知识的历史》这套书应该说正是这样一种大胆且有益的新尝试，对之，我们自然也应予以特别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