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尺牍的文体流变与审美价值

    生活在今天的人们，特别是年纪较轻的人，已经很难想象写信对古代人的生活有多么重要。现代交通和通讯技术的进步，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和交流方式。相距万里可以朝发夕至，通过电报、电话、电子邮件、短信、微信等传递信息，天涯海角只在一瞬间。而古人如果居处相距遥远，往往只能望路兴叹；旅行只能靠双脚和车船骡马，相别动辄经年累月，传递信息的唯一渠道就是写信。无论是军政公文，还是亲书友札，都决定着人们的命运，寄托着希望和忧愁，牵动着欢乐和痛苦，因此留下了“鱼雁传书”“织锦回文”“家书抵万金”等种种典故。打开一件件尘封的古人书信，不啻展开了一幅幅色彩斑斓的古代生活画卷，奏响起一支支幽咽婉转的动人心曲。

    一、古代尺牍的文体流变

    早在上古时期，当人们需要将有关信息告知远在他方的人，而又具备了书写工具（包括文字、刀笔、写字的板片材料等）的时候，最初的书信应该就诞生了。清代学者姚鼐认为，最早的书信，是《尚书·君奭》中记录的周公旦告召公奭的一段话（见姚鼐纂《古文辞类纂》，岳麓书社1988年版，“序”第2页）。这只是就现存文献而言，实际上书信起源应该更早。

    但当时人们交往有限，书写条件也有限，交流往往通过直接见面交谈进行，书信还不普及。因此著名文学理论家刘勰认为，书信这种文体真正发达，是在春秋战国时期。“三代（夏商周）政暇，文翰颇疏。春秋聘繁，书介弥盛”；“及七国献书，诡丽辐辏”（《文心雕龙·书记第二十五》，刘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龙注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77页）。这一时期，无论是诸侯国之间，还是贵族士大夫个人之间，交往更加频繁，书信遂被大量使用。刘勰列举《左传》中所载春秋年间秦国绕朝赠晋国士会以策、郑国子家致书晋国赵宣子、楚国巫臣奔晋后致书楚国重臣子重和子反、郑国子产致书晋国执政范宣子等，认为“详观四书，辞若对面”（同上），可视为书信的典范。至秦汉之际，书信更加普及，刘勰形容为“汉来笔札，辞气纷纭”（同上）。李斯《谏逐客书》、邹阳《谏吴王书》、邹阳《狱中上梁王书》、枚乘《说吴王书》、司马迁《报任安书》、杨恽《报孙会宗书》、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等，就是其中出类拔萃的名篇。《后汉书》的《班固传》《蔡邕传》《孔融传》等，在记录传主身后留存于世的各种体裁的作品时，都列了“书”这一类，可见当时人已将书信视为一种重要文体。

    但在秦汉之际，“书”这种文体的特征还比较模糊，内涵还比较笼统。人们几乎把所有由一个人写给另外的人的文章都称为“书”，并将“记”与“书”连称为“书记”。所谓“书记”文体的内涵相当庞杂。刘勰说：“夫书记广大，衣被事体，笔札杂名，古今多品。”（同上，第278页）他把“谱籍簿录、方术占式、律令法制、符契券疏、关刺解牒、状列辞谚”等，也都归入“书记”一类，认为是“书记所总”，说它们“或事本相通，而文意各异，或全任质素，或杂用文绮，随事立体，贵乎精要”（同上，第281页）。

    从两汉到魏晋南北朝，随着文学的发展，各种文体进一步分化独立，“书”体文也经历了两次重要的分化。一是士大夫与帝王之间的往来文章，和官府之间的往来书札，原来也都称为“书”。秦汉以后，为了加强君王的权威，立起了规矩，帝王写给臣民的文章，被称为“命、谕告、玺书、批答、诏、敕、册、制诰”等；士大夫写给皇帝的文章被称为“表奏”，它们就都从“书”中分化出去了。到了东汉时期，官府之间的往来书札，也有了单独的名称，被称为“奏记”“奉笺”，也从“书”中分化出去了。刘勰云：“战国以前，君臣同书，秦汉立仪，始有表奏；王公国内，亦称奏书”；“迄至后汉，稍有名品，公府奏记，而郡将奉笺”。（同上，第278页）明代吴讷《文章辨体序说》亦称：“昔臣僚敷奏，朋旧往复，皆总曰书。近世臣僚上言，名为表奏；惟朋旧之间，则曰书而已。”（见吴讷、徐师曾《文章辨体序说 文体明辨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1页）梁萧统编《文选》，就已将“诏、册”（卷三十五）、“令、教、策”（卷三十六）、“表”（卷三十七、三十八）、“上书”（卷三十九）、“弹事、笺、奏记”（卷四十）与“书”（卷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分开了。总体而言，经过这一分化，属于公文的“书”，即所谓“公牍”，就基本上从“书”中独立出去了，“书”主要用来指相对个人化的书信。

    但剩下来的“书”体文内容仍然非常复杂，可以论政，可以论学，也可以用于应酬，用于亲人、朋友之间相互问候，彼此之间差异仍然较大。两汉以后，随着纸张的发明使用，书写更为便利，亲人、朋友之间的日常联系越来越多地运用书信。这类书信一般篇幅短小，内容日常生活化，语言活泼轻松，与此前的公牍性书信，以及比较郑重、正式的论政、论学书信不同，成为书信的一个很重要的门类，后人称之为帖、短笺等，有些近似于现在的便条、字条。（参见钱锺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三册，第1108页）著名书法家王羲之等就留下了大量这类帖、短笺。至此，在相对个人化的书信内部，比较郑重、正式的论政、论学类书信，与比较日常生活化的书信也相对区分开来了，后者就是后来人们所称的狭义的“尺牍”的前身。

    “尺牍”之称，起于汉朝。当时朝廷的诏书都写在一尺一寸长的竹木板上，所以称“尺牍”或“尺一牍”，是包括朝廷诏书在内的所有书信的通称。当公文性的“书”被改称为“诏”“敕”“制”和“奏”“疏”“表”等而独立出去，个人化的“书”内部又发生分化之后，“尺牍”遂被专门用来指比较日常生活化的书信。它就由所有书信的通称，变成比较日常生活化书信的专称。人们用丝帛、纸张写信，也比照“尺牍”的说法，称“尺素”“尺缣”“尺锦”“尺纸”等。既然各种载体的书信都以“尺”称，所以书信又被称为“尺书”“尺翰”。

    从魏晋南北朝到唐宋，人们越来越多地写这种帖、短笺，即“尺牍”，但它们还不受重视。人们重视的还是那种比较郑重、正式的论政、论学“书”，认为这种“书”才比较有价值。王羲之的众多帖、短笺之所以能流传下来，是因为他的书法为世人所重，这些书信是因书法而传。当时其他人应该也写了不少类似的东西，它们就没有这样幸运了。刘勰《文心雕龙·书记卷二十五》已两次提到“尺牍”（“祢衡代书，亲疏得宜：斯又尺牍之偏才也”；“然才冠鸿笔，多 疏尺牍”（同前引，第277页），语气中显然对“尺牍”颇为轻视。唐宋间文人自编文集，或他人代编文集，如白居易《白氏文集》、欧阳修《居士集》、苏轼《东坡集》《东坡后集》等，都列有“书”类，但只收比较郑重、正式的“书”。

    直到南宋年间，人们的观念才开始发生变化。据信编纂于南宋的《东坡外集》中，除有“书”二卷外，还有“小简”（即“尺牍”）十九卷。周必大等人所编《欧阳文忠公集》收“书简”十卷。这种将“书”与“尺牍”分开收录的编纂方式，此后被继承下来。如明代所编《东坡续集》十二卷中，除“书”一卷外，还有“书简”四卷。同样编于明代的《三苏全集·东坡集》八十四卷中，除“书”二卷外，还有“尺牍”十二卷。这些“尺牍”都是原来被遗落的，这时才被搜集汇录在一起。这固然是因为欧阳修、苏轼人品高尚、文采出众，尺缣片楮，后世人皆乐于收集而宝藏之，亦因“尺牍”这种文体的价值终于得到认可。人们对“尺牍”的文体特征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因而将它与比较郑重、正式的论政、论学书信分别开来。狭义的“尺牍”作为一种文体，遂正式登上文坛。（见（ 日 ）浅见洋二《文本的“公”与“私”——苏轼尺牍与文集编纂》，《文学遗产》2019年第5期）自此以后，比较郑重、正式的论政、论学“书”，一般被视为“古文”之一体；而比较日常生活化、篇幅短小、文风活泼的“尺牍”，则被归于“小品文”的范畴。

    当然，无论是公文性书信与个人化书信之间，还是个人化书信中比较郑重、正式的论政、论学书信与比较日常生活化的“尺牍”之间，界限都不是绝对的。两汉以后，臣僚给皇帝的奏疏，也还有叫“书”的，如王安石著名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有些比较日常生活化的书信，如曹植《与杨德祖书》、陶渊明《与子俨等疏》，内容也未尝不重要。但总体上说，这几类书信之间的分野是清楚的。

    及至明清时期，随着社会生活和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人们的文学观念总体上越来越世俗化，即越来越注重反映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文体，尺牍遂越来越受青睐。人们在编选文集时，往往将“尺牍”与“书”等量齐观，将之统一编入“书”中，甚至将“尺牍”单行。如明代文学家陆深的文集中，“书”类就兼收比较郑重、正式的论政、论学“书”，和包括家书在内的“尺牍”。后来因为他的“尺牍”很受欢迎，人们又将他的“尺牍”另编为《俨山尺牍》行世。晚明其他著名文人如屠隆、汤显祖、冯梦祯、王思任等，均有尺牍单独刊行。晚明至清初，更出现了选编出版历代名人尺牍总集的风潮，现在可以考知的不下两百种，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杨慎《赤牍清裁》、王世贞《尺牍清裁》、屠隆《国朝七名公尺牍》、凌迪知《国朝名公翰藻》、李渔《尺牍初征》、周亮工《尺牍新钞》等。

    二、古代尺牍的当代价值

    尺牍历来是比较受欢迎的读物，堪称读者的宠儿，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日记或书信，是向来有些读者的。”（鲁迅《孔另境编〈当代文人尺牍钞〉序》，见《鲁迅全集》（六）《且介亭杂文二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330页）人们为什么对尺牍感兴趣？ 古代尺牍对当代人还有何价值？ 我想它至少具有如下四个方面的意义：

    一是可以帮助我们更准确深入地认识历史的真相。中国素来有重视历史的传统，记载古代历史的文献可谓汗牛充栋。但大部分正经正史记录的都是重大历史事件，描写的都是风云人物在朝堂、疆场上的壮举，属于宏大叙事，较少触及这些人物的日常生活图景，包括他们与家人、亲友、同僚等之间盘根错节的微妙关系，以及他们复杂幽微的内心活动。而他们所写的书信，则与各种笔记、野史等一起，展现了历史的另外一面。如果说正经正史反映的是这些人物带着面具的表演，那么书信等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摘下面具后的真相。如果说前者展现的是台前的景象，那么后者则揭示了幕后的种种细节。看历史，既要把握大局，也要深入细节；既要看到正面，也要看到反面。只有将这些不同的面相拼接在一起，才庶几接近历史的真面目。如我们可以称明代著名文学家汤显祖秉性刚正，不畏权贵，从遂昌知县任上自行辞职归家。但看到他当时与好友刘应秋等人的往来信函，就知道当时朝中人际关系多么复杂，汤显祖为争取出路曾做了多么不懈的努力。从曾国藩写给其弟曾国荃等人的书信中，我们可以得知湘军内部、湘军与淮军之间、湘军淮军与清廷之间，是如何矛盾重重。而从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写给英国传教士艾约瑟、杨笃信的书信中，我们又可以看到打着基督教旗号的太平天国与清朝、西方势力三者之间的微妙关系。从书信中获取的这些零碎而生动的细节，可以大大丰富我们对历史真相的认知，让我们对历史的印象由粗线条的轮廓变为鲜活的图景。

    二是可以让我们感受古人的心灵世界，让我们加深对人性、人生、人世的理解。历史的车轮不停转动，社会生活嬗变不息，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在不断变化，但人总还是具有灵性的血肉之躯，总还是要经历生老病死，难免种种喜怒哀乐、爱恨情仇。人类心灵深处的这些东西，千百年来变化其实非常有限。我们阅读古代优秀的文学作品，可以感受到古人的忧乐，与他们展开心灵的对话。他们的面容神情清晰真切地浮现在我们眼前，让我们真觉得古今人相去不远。相对来说，在各种文体里，书信和日记是较能真实反映人们的内心世界的。周作人曾指出：

    日记与尺牍是文学中特别有趣味的东西，因为比别的文章更鲜明的表出作者的个性。诗文小说戏曲都是做给第三者看的，所以艺术虽然更加精炼，也就多有一点做作的痕迹。信札只是写给第二个人，日记则给自己看的（写了 日记预备将来石印出书的算作例外），自然是更真实更天然的了。（周作人《日记与尺牍》，见《雨天的书》，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11页）

    有趣的是，鲁迅先生也讨论了书信与其他文体之不同：

    写信固然比较的随便，然而做作惯了的，仍不免带些惯性，别人以为他这回是赤条条的上场了罢，他其实还是穿着肉色紧身小衫裤，甚至于用 了平常决不应用的奶罩。话虽如此，比起峨冠博带的时候来，这一回可究竟较近于真实。所以从作家的日记或尺牍上，往往能得到比看他的作品更其明晰的意见，也就是他 自 己的简洁的注释。不过也不能十分当真。有些作者，是连账簿也用心机的，叔本华记账就用梵文，不愿意别人明白。（鲁迅《孔另境编〈当代文人尺牍钞〉序》，同前引，第330—331页）

    相比较而言，鲁迅先生更冷静清醒。他反复强调书信的作者也往往免不了“做作”和“用心机”，因此读者“也不能十分当真”。我们应该对此抱有充分的警觉。古代有些人写信给某人谈某事，本来就是准备公之于世的，相当于写公开信，这种文章就和一般文章没有多少差别，只是运用了书信这样一种文体形式而已。有些比较有名的人物，即使是写给朋友和家人的书信，或为名，或为利，或为了名利双收，早就打算日后结集出版，写的时候就不免有诸多顾忌和矫饰。有些信件收入文集或尺牍集时，还会做许多加工，加上一些漂亮话，删掉某些敏感内容，其真实性就要大打折扣了。

    但鲁迅先生也肯定，书信的内容“究竟较近于真实”；通过书信，可以“从不注意处，看出这人——社会的一分子的真实”（同上，第330页）。大部分书信，特别是尺牍，一般都是写给亲人，或比较熟悉的朋友，作者的心态往往比较放松。有些在公开场合不能说的真实感受和想法，可以向亲人和朋友一吐为快。说过之后，写信人往往还不忘记嘱咐收信人，所言不足为外人道，甚或要求看后即销毁。如苏轼《答李端叔（之仪）书》云：“自得罪后，不敢作文字。此书虽非文，然信笔书意，不觉累幅，亦不须示人，必喻此意。”（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全集校注》之《文集》卷四九，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6册，第5345页）看看苏轼给亲友的诸多书信，我们就知道，在旷达洒脱的外表下面，一代天才心中又有多少悲苦与无奈。著名书画家赵孟頫的妻子管道昇，回娘家后给丈夫写信，叮嘱种种家务事，让他赶快寄柿子，说是丈人要吃，不仅书法清丽潇洒，而且语气亲切有趣，传递出这对艺术家夫妇相知相惜的温情。至于明末清初抗清志士夏完淳的《狱中上母书》、辛亥革命先烈林觉民的《与妻书》，写信人临难之际，对至亲至爱的人敞开心扉，真可谓饱含血泪，至情至性，感人至深。阅读这些尺牍中的精品绝品，我们会对人性的光辉、人生的悲欢和人世的苍茫有更深的感悟。

    三是可以欣赏古人的文笔之美。书信本是一种应用性很强的文体，把要说的事情说完也就可以了。但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中国古代的书信，基本上都是士大夫们写的，他们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有较好的文学艺术修养，善于将生活艺术化。茶有茶道，花有花道，至于琴棋书画，则更精妙无穷。写信也是一件很雅的事情，不仅笔墨砚纸马虎不得，行款格式也有讲究。书信本身则力求写得生动活泼，于尺幅中见巧思。或如语家常，娓娓道来；或夸张调侃，风趣幽默。表关切则务求语气平和，有请托则力戒卑躬屈膝，要尽可能恰如其分，彼此两宜。结构则似信笔所之，而姿态横生。有些精巧鲜活的表达方式，在其他文体中是不可能出现的。相较于比较艰深的经史著作和诗赋古文，小巧活泼、饶有情趣的尺牍，就成了阅读起来最轻松、可读性最强的文体。

    四是可供当代人借鉴人际交往之道，尤其是语言交流的必要礼仪和技巧，因而具有实用价值。现代人已很少写信，但人际交往特别是语言交流仍然是必不可少的。古人既然写信，纸短情长，就要注意锤炼字句，力求表达清晰优美。对不同的对象，也要用不同的称谓和表达方式，以表示礼貌，务使“尊卑有序，亲疏得宜”（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同前引，第129页）。现在人们发短信、微信，往往脱口而出，随手而发，态度随便，久而久之，语言就越来越单调，甚至粗鄙。长此以往，整个民族的语言水平和礼仪修养都可能下降。有些人不具备古文功底，又要显摆自己的古文，就更糟糕了。例如古代书信用语中的“启”本来是陈述的意思，因此书信可以用“敬启者”开头。现在人们一般用它表示打开信封的意思，有人却在信封上写某某人“敬启”，就是要求别人（包括尊长）恭恭敬敬打开这封信。“聆听”是恭敬听取的意思，所以只能说自己“聆听”。请别人听或读，只能说“垂听”“垂察”“垂览”“垂鉴”“赐览”“赐鉴”等。现在人汇报完了却常说“谢谢聆听”。试问收信或听汇报的长者看到或听到这样的表达，心中作何感想？ 又如“家父”“家兄”本用于称自己的家人，有人写信却说对方的“家父”“家兄”如何如何；“令郎”“令爱”是称对方的儿女，有人却说自己的“令郎”“令爱”如何如何；“先严”“先慈”是指自己已过世的父母，有人却用来指还活着的父母。凡此种种，让人哭笑不得。再如年长者对晚辈，为表客气，也可称“兄”“世兄”“仁兄”等，而自称“弟”。有些人不懂这一点，拿着某位名人称其为“兄”而自称“弟”的信函，到处炫耀，洋洋得意，令人齿冷。现代人主要通过电子邮件、短信、微信等联系，这是大势所趋。写这类东西也不必生搬硬套古人尺牍的模式，但读一点古人的尺牍还是有好处的。浸润既久，我们可以多少懂得一些必要的知识，少闹笑话；也可以感受到一些古人相交相处之道，提高自己的修养，言辞之间学会以礼相待，从而构建一种和谐的人际关系。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编选了这套“历代名家尺牍精粹”丛书，精选明清尺牍十家（徐渭、汤显祖、屠隆、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陈继儒、吴伟业、袁枚、曾国藩）。旨在帮助广大读者欣赏美文，获得轻松愉悦的审美享受；发抒性灵，陶冶情操；回望祖国传统文化，回味前人的生活方式，增进对中国古代社会和士人精神世界的理解；感受汉字和汉语的深邃魅力，提高书面和口头表达能力。

    （作者为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