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日讲述略

    ■杨阿敏

    康熙朝日讲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御前讲席，自康熙十年四月始，至康熙二十五年闰四月止，持续十五年，日讲近九百次。康熙帝是日讲制度最成功的实践者，其勤学之精神，不仅远迈前代帝王，即比之士大夫读书人，亦不遑多让。对于日讲的目的，康熙帝有着清醒的认识：“卿等每日起早进讲，皆天德王道修齐治平之理。朕孜孜问学，无非欲讲明义理，以资治道。”从根本上来说，是为了更好治国，要能躬行实践，不徒为口耳之资。在以往的研究中，对于康熙朝日讲的研究，或从日讲与政治、社会、学术和帝王教育的关系入手，或着眼于清代经筵制度的沿革与礼仪，对于康熙皇帝日讲活动本身的探究不够深入完整，本文希望能就康熙日讲活动做一系统梳理，以呈现日讲活动的整体面貌。

    本文论述以《康熙起居注》为依据。《康熙起居注》的记录始于康熙十年九月，终止于五十七年三月。起居注官均由日讲官同时担任，其侍直御前、直接记注的方式使得《康熙起居注》较之《圣祖实录》更加真实可信，且《圣祖实录》对《康熙起居注》多有删改，故而本文径取《康熙起居注》。

    一、学问之道 必无间断

    日讲活动能持续如此长的时间，与康熙皇帝本人的勤学是密不可分的。康熙十年四月初讲。康熙十二年二月初七日，康熙皇帝对于隔日进讲犹未满足，晓谕以后由隔日进讲改为每日进讲：“人主临御天下，建极绥猷，未有不以讲学明理为先务。朕听政之暇，即于宫中披阅典籍，殊觉义理无穷，乐此不疲。向来隔日进讲，朕心犹为未足，嗣后尔等须日侍讲读，阐发书旨，为学之功，庶可无间。”

    据旧例，日讲每岁自二月经筵大典后开始，夏至日停止。八月经筵大典后开始，冬至日停止。康熙十二年，五月初三日，讲官以旧例夏至辍讲奏明，上曰：“学问之道，必无间断，方有裨益。以后虽寒暑不必辍讲，待至六月溽暑，再来请旨。”五月二十九日，正值炎暑，讲官因前次旨意，再行请旨，希望能停讲。康熙皇帝虽然同意了停止日讲，但仍要求照常进呈讲章，以便在宫中学习：“朕御讲席，殊不觉劳。尔等退后，朕在宫中亦不时温习，未有间断。今既溽暑，姑停数日。讲章仍照常进呈，以便朝夕玩阅。”康熙十一年闰七月十六日，康熙帝不待举行秋季经筵大典，即吩咐讲官开始进讲：“方今秋爽，正宜讲书，尔等即于本月二十五日进讲。”康熙十四年十一月初一日，康熙帝以天气犹未甚寒为由，仍令讲官继续进讲。这个月的十三日，康熙帝传旨照旧例冬至后辍讲，但又以为若等春季经筵大典举行后再开讲，过于迟久，吩咐于正月二十日后，即行进讲。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三十日，曾传谕讲官：“天气虽寒，朕于宫中煖阁可以进讲。且机务少暇，每日披览经义，于学问多所裨益，不必停讲。”观康熙帝这些举措，或于寒暑时节继续进讲，或于春秋经筵大典前提前开讲，无非是为争取时日，多学一些。

    除上述日讲常例外，在一些特殊情况下，更能见康熙帝时刻不忘日讲之事。康熙十二年三月初四，康熙帝因修葺宫殿，暂时移居瀛台，仍吩咐讲官照常进讲：“今缘修葺宫殿，明日移驻瀛台，暂居数日。讲书之事最要，不可少间。尔等仍照常每日至瀛台进讲，今日暂停。”康熙十六年十二日，先是传谕讲官：“今日政务繁多，可少候进讲。”中间又传谕说：“今日事虽繁，事毕仍进讲。”最后传谕说：“欲事毕仍令进讲，一时料理未完，今日且暂停讲。”最后虽然没有进讲，但其在繁杂政务中，尚惦记着进讲之事，足见其用心。康熙二十四年三月十四日，讲官为皇上万寿节之事，请求自十五日至二十一日停讲，康熙帝表示：“讲书深有益于学问，朕爱听不倦。前偶尔违和，辍讲数日，心尚歉然。朕意欲将《诗经》速速讲完，不必停也。”而这次康熙帝确实没有休息，据《康熙起居注》记载，十五日、十七日、十九日、二十日均照常进讲《诗经》。

    康熙作为皇帝，日理万机，毕竟不只有读书一事，所以在这十五年的时间中，日讲也并非逐日进行，现实情况也不允许。如康熙二十四年，康熙帝曾说：“朕比来每清晨诣太皇太后宫问安，又亲为皇太子讲书，并披览他经及古文，以此宫中略无暇晷，所讲《诗经》不得逐日无间，应须陆续进讲。然讲论经义，未尝刻忘于心，尔等照常伺候，有暇即召尔等进来。”而有时辍讲时间还颇长，如康熙十三年，自上一年冬天十二月停讲以来，直至九月初五才恢复日讲。对此康熙帝心中也颇为不安。为此，九月初一康熙帝吩咐乘间进讲，充分利用一切时间学习。

    康熙二十五年闰四月初六日，上谕曰：“《春秋》《礼记》朕在内每日讲阅，尔等将《诗经》《通鉴》讲章每日捧至乾清门豫备，诣讲筵行礼进讲为时良久，有妨朕披览书籍。其每日豫备，着暂行停止。《诗经》《通鉴》讲章俱交与张英，令其赍至内庭。”持续十五年之久的日讲至此停止，但康熙帝并未放松学习，只是不再需要讲课这一形式，对经典的学习仍在继续。自古帝王好学右文，往往虚应故事而已，少有持之以恒者，康熙帝日御经筵，盛暑隆冬无间，为自古所未有。

    二、先亲讲 后进讲

    康熙帝对待日讲，不只徒应故事而已，还很重视学习的方法与效果。在早年，他对此即有清醒的认识，在进讲之后，还勤加温习。心有所得，必考正于人。

    在讲官进讲之后，康熙帝还提出自己覆讲的方式。康熙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谕曰：“日讲原期有益身心，加进学问。今止讲官进讲，朕不覆讲，则但循旧例，渐至日久将成故事，不惟于学问之道无益，亦非所以为法于后世也。自后进讲时，讲官讲毕，朕仍覆讲，如此互相讲论，方可有裨实学。应若何举行？ 尔等会议具奏。”康熙帝认为讲书务求实学，若不覆讲，则进益与否，无由得知。关于覆讲之事，据《康熙起居注》对于日讲的记载，并未见施行。只有康熙十六年六月初五日，康熙帝认为自己究心《四书》已久，命讲官试举一章，令其讲解之事可算是。

    与此议稍有不同，据其后的日讲记录，这次上谕的精神具体落实为亲讲，其形式为：上亲讲毕，讲官照常进讲。形式上虽有区别，而与覆讲的目的则是一致的。

    由亲讲可知康熙帝对于经典的学习程度。皇帝本人亦不再是被动接受者，而是积极参与到经典的讲论之中，与但循旧例者的学习效果必将大不相同。康熙十六年五月初四日的日讲进讲：告子曰性犹杞柳也一章，告子曰性犹湍水也一章。康熙帝先试讲告子曰性犹杞柳也一章，讲完后，讲官仍进讲性犹湍水也一章。此处讲官只讲未亲讲的一章，应属特例，故而记载有所区分，点明讲官所讲。而据康熙十六年五月的记载：“十三日戊子。辰时，上御弘德殿，讲官喇沙里、陈廷敬、叶方蔼进讲：公都子曰告子曰性无善无不善一章。上亲讲毕，讲官照常进讲。”同月十八日的记载：“辰时，上御弘德殿，讲官喇沙里、陈廷敬、叶方蔼、张英进讲：孟子曰无或乎王之不智也一章、孟子曰仁人心也一章。上亲讲毕，讲官照常进讲。”并未如前有所区分，则照常进讲应包括康熙帝所亲讲过的章节。亲讲亦成为此后惯例。

    三、讲求治道

    听讲之余，康熙帝常就相关问题询问讲官，勤学下问，务求实学。或论治道，或讲经典，或谈文章，或评史事，总是要讲求治道。如康熙十四年四月二十五其对于讲读内容的询问，比较典型地记录了日讲之余康熙帝与讲官对话的情景。康熙帝读书毕竟是为了有资于治道，故而关于治国之道的讨论，常见于日讲之中。

    康熙帝认为服人心是治国理政的根本，熊赐履告之以以道服人，自然心悦诚服。若要以道服人，这又离不开平时将道理讲究明白。同年九月，康熙帝也曾表示：“看来讲明道理要紧，若无这道理，一切事务都无凭发落。”在同年八月二十六日与讲官论及治道时，康熙帝说：“明理最是紧要，朕平日读书穷理，总是要讲求治道，见诸措施。故明理之后，又须实行，不行，徒空谈耳。”与之前熊赐履所说一脉相承，由此亦可见熊赐履对其思想之影响。

    讲求治道，用人为先。自古以来，治日常少而乱日常多者，皆由于疏正人、亲小人之故。如康熙十九年四月初九日，讨论律与例的问题时，康熙帝说：“律与例不容偏废。律有正条，自应从律。若无正律，非比例何以定罪？ 总之，用律用例俱在得人。”若不得人，则用律亦不能无弊。而用人之先，又必能辨君子小人，“君子小人不可不辨，有似君子而非君子者，亦不可不察”，因而讨论君子小人之分的次数较多。

    在康熙帝看来，只有君臣上下同心尽力，才能达到天下大治。康熙十七年九月初五，因进讲《尚书》，康熙帝有感而发说：“朕观高宗命傅说谆谆以纳诲辅德为言，可见自古君臣必一德一心至诚孚感。为上者，实心听纳，以收明目达聪之益；为臣者，实心献替，以尽责难陈善之忠。然后主德进于光大，化理跻于隆平。后世君臣之间，徒尚虚文，中鲜实意，治不逮古，职此故耳。”十九年四月初三又说：“观《尚书》内，古来君臣无不交相劝勉，如此何忧天下不治。”康熙帝认为尧、舜、禹、汤以来，心法、治法具在《尚书》。反复致意之间，也凸显了他试图从经典中寻求治道的努力。

    四、道学之士 必务躬行心得

    康熙帝与讲官的对话中，可见浓厚的理学气息。如对于学问之道，认为应以正心为本。其对于文章的看法，即秉持着理学家的一贯立场：“文章以发挥义理、关系世道为贵，骚人词客，亦不过技艺之末，非朕之所贵也。”重道轻文，文之可贵在于载道而已。对于释道二教的态度，他曾对熊赐履说：“朕生来不好仙佛，所以向来尔讲辟异端，崇正学，朕一闻便信，更无摇惑。”明确表示崇尚正学，不信异端。且对民间一有丧事，便延集僧道，超度炼化之事，深以为非。这都是站在理学的立场上对佛道的态度，实际上则并不完全排斥。

    此外，康熙帝还经常与讲官直接谈论理学话题。如康熙十二年九月十三日，讲毕，上召赐履至御前，谕曰：“朕昨观《大学》，格物二字最是切要工夫，盖格物即穷理也。”对于格物的解释，历代聚讼纷纭，此处康熙所论为朱子的观点。《大学章句》释“格物”曰：“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这与康熙帝尊崇朱子学的立场是一贯的。但他并没有公开反对阳明学：“朕常读朱子、王阳明等书，道理亦为深微，乃门人各是其师说，互为攻击。夫道体本虚，顾力行何如耳。攻击者私也，私岂道乎？”对于宗守朱子学与阳明学，康熙帝以为“意见若能持久，亦自不妨，但久之彼自变易其说耳”。

    上举格物之说以外，还曾询问讲官本然之性与气质之性所指为何。然不论如何谈论，康熙帝对理学有一根本看法：“道学之士，必务躬行心得。”这就涉及到知与行的问题。康熙十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康熙帝曾问曰及知行合一之说？ 熊赐履对曰：“宋儒朱熹云：论轻重行为重，论先后知为先。此言极为稔实。知行合一乃后儒穿凿之论，毕竟有病。”这一回答得到了康熙帝的首肯，表明他是赞同这一观点的：先知后行，行重于知。对于先知后行之说，康熙帝主要的表现在于鼓励读书：“凡出仕之人，须读书明理，方有裨益。若不能通晓文义，焉能治民理事？”只有先讲明道理，行事方不致盲目。

    对于行重于知之说，康熙帝则表现为反对空谈理学，要在能身体力行：“如理学之书，为立身根本，不可不学，不可不行。……凡人读书，宜身体力行，空言无益也。”康熙帝认为当时自夸诩为道学者，惟口为道学之言，不能实践者甚多。而他深恶痛绝的假道学，也主要指不能实践者。

    对理学诸书，康熙帝用功颇深。他自幼喜读性理之书，晚年总结读书心得说：“性理一书，千言万语，不外一敬字。人君治天下，但能居敬，终身行之足矣。”曾与大臣谈及《太极图》《西铭》《皇极经世》《近思录》《性理大全》等书。

    五、讲章以简要 明白为尚

    讲章不仅供讲官进讲之用，也是皇帝温习的重要辅助，在停止日讲，只进呈讲义时，其作用就更加重要。因此，康熙帝一贯重视讲义的撰写，对此发表过不少意见。明代张居正所撰讲义，是康熙帝评价讲章的重要参考。康熙十二年九月初八，“辰时，上御弘德殿，讲官熊赐履、喇沙里、孙在丰进讲：季子然问仲由冉求可谓大臣与一章。讲毕，上召赐履至御前，谕曰：‘朕观尔等所撰讲章，较张江陵直解更为切实。’”明代张居正为讲官时曾给万历皇帝进讲《四书》《尚书》《资治通鉴》等书，后将讲义刊刻成书。康熙帝此处评论讲官所撰讲义应是《论语》讲章，后来编辑成《日讲四书解义》一书。康熙二十五年四月初四，就皇太子的教育问题，康熙帝再次谈及两书优劣问题：“四书粗解之，则张居正《直解》为佳，欲求精意，莫过于《日讲解义》。皇太子诚能通贯此书，自克明晰义理，惟视其力行何如耳。不然，徒滋繁言何益？”指出学习《四书》之法，可先读张居正《四书直解》，再读《日讲四书解义》，最终落实在力行上。

    康熙帝对于每部讲章的撰写基本都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如前述的《四书》《诗经》之外，还就《尚书》《易经》《礼记》等书的讲章撰写工作做出过指示。对于《尚书》讲章与《四书五经大全》诸说有所不同，康熙帝曾就此询问讲官：

    上问：“所撰《尚书讲章》与《大全》诸说不同？”廷敬对：“《大全》一书，杂引诸儒之说，《讲章》专主蔡传，其《大全》精要处俱已该括在内。”方蔼对：“《大全》以外，尚有《注疏》。蔡沈作集注时，其可取者俱已采入。《大全》一书，亦发明蔡传之意而已。”上问：“《注疏》与《大全》何如？”廷敬对：“《注疏》虽汉、唐儒者之书，其言克明俊德，为能明显俊德之人平章百姓，为百官族姓。其义甚短，不如《大全》所解之正。”上曰：“然。”

    由此可见康熙帝不仅学习讲章而已，还主动阅览其他典籍，故能提出此问。讲官因《大全》一书，遂将《尚书注疏》一并提及，表示蔡沉撰写《书集传》之时可取者俱已采入，而《大全》也不过是发明蔡传之意，所以不必再参考《尚书注疏》。

    经典之中有些词句对于统治者而言，看来可能不是很顺眼，讲官为了避忌，揣摩上意，也许就会忽略这部分内容不讲。如《易经》亢龙有悔一节：

    早，上御乾清宫，讲官牛钮、孙在丰、归允肃进讲：劳谦君子有终吉一节。上亲讲：亢龙有悔一节。讲毕，上顾孙在丰问曰：“亢龙有悔一节何以注在不应讲之列？”孙在丰奏曰：“因乾卦文言有此一节，前已进讲，此节重见，字句皆同。且亢龙意义似宜避之，是以不讲。”上曰：“天道亏盈，过高则亢。《易》中所言无非此理，正宜以此为戒，不必避忌。以后《系辞》讲章不分应讲、不讲，俱以次逐节进讲。”孙在丰奏曰：“诚如圣谕。帝王保泰持盈，有大能，谦则豫。尧咨舜儆，兢兢业业，实同此心。皇上以此为心，真天下万世之福也。”

    前朝的朱元璋就曾命人删节《孟子》，而康熙帝则无此避忌，命令讲官以次逐节进讲。这种保泰持盈之心，也保证了康熙帝能够顺利在位六十一年，而不致如前代许多帝王，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对于《易经》讲章的撰写，讲官曾上奏说：“臣等详绎《易经》一书，卦辞言一卦之统体，爻辞言各爻之时位，其义各有不同。《解义》内每卦之前，须总论一段，发明卦爻之旨。”康熙帝指示说：“《易经》卦爻之义原各不同，如噬嗑一卦中，四爻主用刑之人，初上二爻主受刑之人，每爻各有取义，必得此一段，方觉全卦之理了然。诸卦可即照此式撰刻。”康熙帝对于《易经》有着特殊的偏爱，但又深感《易》学最难，曾对讲官说：“《易》理精微，难以意测。就讲章披览，词意亦甚分明，然寻绎圣人系辞取象之旨，实非言语所能尽意，故《易》学最难。”且以不能一一体认，见诸躬行为憾。

    康熙帝于经筵日讲之外，更命儒臣分撰《春秋》《礼记》讲义，他曾批评张英等人所撰《礼记》讲章不佳。康熙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记载：“张英人亦谨厚，但无主见，且怠惰。朕再三谆谕，并不肯细心体认文字。当日尚好，自此番来甚觉嬾惰。如《礼记》讲章将来欲传于后世，岂可不斟酌精当。且《礼记》多汉儒傅会之说，翰林官不过照旧时解义敷衍词章，其中是非理宜自加体察。向来熊赐履屡言张英止属谨慎之人，其中却无主见。”从康熙帝的批评中，可见他是认真研读过进呈的讲章，所以能深中其弊。《礼记》讲章直到乾隆时期才编刻成书。

    六、崇儒重道

    对日讲官的选择，康熙帝也十分重视。康熙二十六年，康熙帝回顾自己的学习经历说：“朕政事之暇，惟好读书，始与熊赐履讲论经史，有疑必问，乐此不疲。继而张英、陈廷敬等以次进讲，于朕大有裨益。”没有忘记这些讲官对他的教育，且虚心称自己限于资质，未能融贯，不过得其大概。其拣择的标准一般考虑人品与学问如何，加之以试讲，综合考评。如康熙二十三年三月十二日：

    大学士、学士等会同翰林院学士等为日讲员缺，将正黄旗侍读学士多奇、镶黄旗侍讲学士邬黑选择引见。上问曰：“此二人何如？”大学士明珠奏曰：“多奇虽为人平常，学问优通。邬黑才具堪用，学问不及多奇。其侍讲学士顾巴代前日试令讲书，据伊言眼目昏花，故不入选。”上颔之，顾问学士牛钮。牛钮奏曰：“多奇为人谨慎，学问颇优。邬黑才具堪用，长于办事，先以侍讲坐名补用，学问较之多奇稍逊。”上问曰：“多奇学问与谁相等？”牛钮奏曰：“与臣等仿佛。”上又问曰：“邬黑出差尚未回耶？”明珠奏曰：“邬黑尚未回来。”上曰：“多奇着补充日讲官。”谕毕，牛钮等出。

    日讲官的人选一般是先由大学士会同翰林院学士等简选材品优长、学问淹通者具奏，然后再由康熙帝亲自拣择。决定具体人选时，康熙帝总是先让大学士陈述对于候选者的评价，供其裁择。结合自己对臣下的认识，确定日讲官的人选。有时也会参考翰林院的考试成绩。在评价各人学问时，康熙帝又将之区分为记诵与著作两方面，更加看重善著作者：“人之学问原有一定分量，真伪易明，若徒肆议论，而不知著作之难，则不自量矣！”不独在选择讲官时注重学问，任命其他官员时，康熙帝亦常问其人学问如何。

    对于讲官，康熙帝也常能体贴下情，给予特殊关照。如康熙十六年八月十八日上谕曰：“汝等讲书之前，既已行礼，讲书毕，着免行礼，此朕尊崇儒道之意。”在物质生活上，康熙帝也对于讲官有所优待。康熙十二年七月十一日讲毕，谕达礼曰：“朕或出郊外，或幸南苑，常不辍讲，以故翰林官员每次随从。但翰林各官，俱系远离家乡，京城毫无资产，常川随朕，不免艰苦，殊为可念。嗣后扈从讲官所用账房及一切应用物件，酌定数目，由内给与。此等物件，在何处驼载随行，着一并议奏。”康熙帝能考虑及此，真是体察入微，绝非何不食肉糜者所能想见。

    还不时给予讲官特别赏赐，对其每日进讲，寒暑无间，著有勤劳，略示优眷儒臣之意。如康熙十二年十月十二日，特赐满汉讲官貂皮、白金表里。康熙十六年九月初六，因之后天气渐寒，特赐讲官貂皮各五十张、表里缎各二疋，以示重道崇儒至意。讲官喇沙里病故后，康熙帝念其“自任讲官以来，在内则讲筵尽瘁，在外则扈从勤劳，曾无一事少旷职业”，考虑到其身后“家无余资，特赐银三佰两，为一切治丧之费”。

    对待讲官，康熙帝还是比较优厚宽容的。康熙十七年七月二十八日，进讲：呜呼慎厥终一节、王归自克夏二节、夏王灭德作威一节、肆台小子一节、上天孚佑下民一节、俾予一人一节。上天孚佑下民一节，原不应讲，进讲章单内错写应讲。讲官喇沙里、陈廷敬、叶方蔼、张玉书讲毕出，随欲检举。上遣侍卫传谕说：“错误亦事之常，且系小错，不必认罪。”讲官等对此次宽免要谢恩，康熙帝还推辞，以为此次错误原系小节，不必谢恩。康熙二十二年三月二十四日，讲毕，谕牛钮等曰：“讲官严我斯身体肥重，难于趋走，如忽痰升喘嗽，恐有失大礼。我斯在讲幄効力年久，仍以讲官照常办事，凡遇升殿御门，免其侍班。尔等可传谕行。”考虑到身体状况，对其加以特别安排，避免失礼犯忌。

    七、结语

    康熙帝五岁开始读书，早夜读诵，无间寒暑，至忘寝食。年十岁，益博综群书，潜心好古，背诵不遗。年十三，援笔为文章。“冲龄读书时，奉圣夫人爱护圣躬，恐勤诵过苦，乃匿所读书，冀得暂辍，皇上必索读之不少休。太皇太后尝谓皇上曰：‘贵为天子，岂欲应主司试而勤苦乃尔。’上亦不为止”，其好学不倦盖出于天性。贵为天子，自然不用为科举功名而苦读诗书，而能锐志坟典，沉潜理义，理政之暇，犹未尝废书卷，读书人亦难以企及。史书记载，容有溢美，然其始终如一，则不可轻易否定。

    康熙日讲依次进讲了《四书》《尚书》《易经》《诗经》，其中，十六年以后又兼讲《资治通鉴》《通鉴纲目》。停止日讲之后，《礼记》《春秋》二经则只是进呈讲章供皇帝阅读。在长达十五年的日讲期间，为保证学习的连续性，康熙帝尽可能在日理万机之余照常开讲，其好学之程度，有目共睹。为了更加有效地学习，康熙帝在讲官进讲之前亲讲一遍，又在讲毕之后，常就相关疑问询问讲官，与之讨论，不只是被动接受而已。对于讲章的撰写，康熙帝十分关心，对诸经讲章的撰写均有具体指示，对讲官的任命也是综合考察多方面因素而后定夺，平日对讲官亦颇为宽厚，显示了其崇儒重道之心。康熙日讲虽是天子之事，然以读书人视之亦无不可，虽有讲求治道之目的，而初则不过读书明理而已。故其好学不倦之精神，足以为后世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