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行在古格历史的迷雾中

    二十多年前，一个人背包进藏，在西宁的长途汽车站坐上去拉萨的卧铺大巴，因为遇到几次堵车，差不多四十个钟头才在后半夜抵达。那个时候城里有一间名叫“八朗学”的客栈在背包客中声名远播，于是也住进那里，每天跟着一个北京来的电视台导演，还有塔尔寺来的小喇嘛一起出游。后来他们相继离开，形单影只的我，只能每天回到客栈看着走廊里小黑板上的包车信息。

    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某一天的深夜，几个互不相识的人听一个长得有些像摇滚歌手的落魄中年人，讲起了他去探访过的古格王城遗址。彼时网络空间尚不发达，远方的资讯少得可怜，我是第一次听说这样一处倚山而建层叠而上的宏伟废墟。中年人讲得神乎其神，其间种种的神奇故事，估计有不少是道听途说再加上自己的虚构，不过却足以震慑人心，至少在彼时的八朗学客栈，收获了不少年轻人的羨艳。

    听得兴起，也想约上几个人包车去一趟。可惜直到离开拉萨，也始终沒有凑齐足够发车的人数，这是我人生的一个遗憾。之所以二十多年后又想起这件事，是因为读到黄博的新书，《扎布让的黄昏：1630年古格王朝危机及其灭亡》。

    《扎布让的黄昏》最先呈现的动人场景，是扎布让山崖上古格王城的陷落，把末世的宿命悲剧摆在了读者面前，给了读者极大的震撼。黄博在《绪论》中立下了要将古格突然覆灭的疑案一一破解的flag，他质疑最常见的古格亡国的见证者所提供的证词，多方找寻不同的证言，这让我想起了陈寅恪先生把王国维考证古史的两重证据法发展为更全面的三重证据法，即“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以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

    黄博便首先在“吾国之旧籍”，即藏文旧籍，比如清代藏族史上的闻人桑结嘉措所著《格鲁派教法史——黄琉璃宝鉴》，以及《达拉克王统记》找到细微线索。尤其重要的是，关注不那么著名的《达仓热巴传》，借助书中对这位拉达克国师的生平叙述，挖掘出跟古格有关的大量细节。

    “异族之故书”，亦即当时在古格活动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的一批文献资料，主要是1630年前后正好在古格活动的传教士写给罗马总会的信件和报告，比如葡萄牙人、耶稣会传教士安夺德在1633年2月14日于印度的果阿写给总会的一封信件，里面详细透露了古格王城扎布让被拉达克军队围攻，国王最终投降的经过。经过这样的对比阅读，最终把古格亡国的种种疑点一一揭示了出来。同时作者还在更大的层面思考了古格的灭亡对于17世纪的西藏社会意味着什么。

    《扎布让的黄昏》第一章讲述了古格的疆域分布与多圈层的区域地理格局，如同开启自驾旅行的方式，沿着象泉河谷，慢慢行进，每走到一处，总是把当地的历史沿革、地貌特征、农业生产、民风民俗娓娓道来，对普通读者来说，即使都是些陌生的地名，却会对作者熟稔而从容的述说方式感到亲切。

    比如写到离王城三十多公里的芒囊，这里是河谷农业地带，作者引用难得一见的50年代的《象泉河报告》：“20世纪50年代在阿里考察的内地工作组最初到这里时，不但认为芒囊是‘四通八达之地，水草好，气候好，同时环境幽美’，还赞叹这里说‘那青青的树木，那绿绿的庄稼，那寺院和人家，打山上望去，使人心旷神怡，勃然生爱，这又是一个花园式的村庄，天外的桃源胜境’。”（《扎布让的黄昏》，第32页）

    自然风光之外，也有随处可觅的历史遗迹和人文景观，比如在翻过巴拉拉乔山口后，便进入桑噶尔河流域，再往东北方向前行30公里左右，便到萨尔楚：“如果在萨尔楚附近继续沿查热布河先北行再西行，可以前往桑噶尔。从萨尔楚出发，约80公里可到达桑噶尔的普达寺（Phuktal），沿途迄今仍不通公路，目前是全世界徒步旅行的热门线路之一。寺院位于查热布河右岸的山崖上，海拔3800多米，寺院的房舍环绕着山中的洞穴依山而建。普达，藏语的准确拼法是‘phug-tal’，在桑噶尔的藏语方言中是‘洞穴修行地’的意思，因寺院依山中洞穴而建得名。普达寺作为洞穴修行地的历史非常古老，据说莲花生大师、大译师玛尔巴等人都曾在此洞穴中修行过。现存的寺院则可以追溯到15世纪，是由宗喀巴大师的弟子绛森喜绕桑波（byangsems shes-rab bzang-po）修建的。”（《扎布让的黄昏》，第58页）这是不是很像读“孤独星球”那样的旅行手册，简练，生动，准确。

    《扎布让的黄昏》第二章揭示了古格的“外患”，也即讲述和分析最终让古格亡国的兄弟之邦拉达克覆灭古格的历史过程和因由。黄博通过对众多相互矛盾的史料的细读，对古格最终亡于1630年的外部原因作了合理的推测。他不认同传教士的说法（联姻不成导致了古格与拉达克之间十八年断断续续的战争），而是认为，古格与拉达克的兵戎相见，是因内部暴乱而引狼入室的偶发性事件。当然，若是只关注这古格亡国的这一件事，可能历史的深度和穿透力还略有不足，或者说古格故事的普遍意义还不够，于是黄博在这一章的末尾加上一节《古格亡国前西藏社会政教关系的恶化》，一下子由点到面，气象顿开。

    书中写道：“自后弘期以来，藏传佛教的教派众多，西藏的世俗政权对于教派势力一直都不会采取‘一边倒’的态度，而是广泛地与各个教派搞好关系。既不会在意识形态上完全依赖一个教派，把该政权的政治利益和某一个教派的宗教利益完全捆绑到一起，也不会彻底仇视或敌视某一个教派，运用世俗政权的军政力量去打击一个教派势力。”（《扎布让的黄昏》，第153页）而到了15世纪中期以后，“世俗政治与教派力量的结合日益紧密，某个地方豪族政权与某个教派的利益形成一对一的深度捆绑，最终从兼容式的教派政策走向了排他性的教派政策”（《扎布让的黄昏》，第153页）。

    在如斯时风世风影响下，古格王朝亦不能独善其身，便自然而然地引出了本书最后一个内容——古格的内乱。古格王室与僧侣集团的紧张关系，成了无法避免的不定时炸弹。在这一部分里，黄博又一次展现了历史学者将史料当作证词、把历史故事当成刑事案件的破案能力。僧人集团为何会兴起暴乱？ 黄博认为，古格内部的世俗政治势力和佛教教派集团的关系的确颇为紧张，特別是执掌国政的国王和执掌教权的喇嘛王弟之间存在着直接而尖锐的利益冲突。事实上，古格王室内部政教关系的结构性矛盾才是造成古格内乱的根本原因。

    读完这一本描述古格王朝的史书，虽说自大处观之，这只是中国西藏古代历史上边陲之地一个小小的区域性政权的兴亡更替，似乎对宏观的历史进程并不会引起太多的浪花，然而从普遍人性的角度来看，其间的矛盾冲突又何尝只是局部的悲欢。黄博自三千世界中拈出的这一卷旧闻，不禁给我一个错觉：似乎又回到多年前那幽暗的客栈走廊上，几个无所事事的年轻人，暗自欣喜地等待着一辆去瞻仰古格王城遗址的客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