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儒学代数学”的《大学》

    国学的主流在儒学，儒学的核心在经学，经学的精华在四书，四书的纲领在《大学》。在儒家经典系统中，《大学》称得上是经典中的经典，在儒学传统上发挥着结构性奠基的重要影响，历久而弥新。究其原因，根本在于它提纲挈领地回答了作为儒家核心义理的两个人生切要问题——人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 人如何成为这种人？ 简单地说，前一个问题，《大学》通过明确具体的人生“规模”整体设计做了回答；后一个问题，《大学》则提供了人生修为的具体工夫节目及其次第。

    在人生“规模”上，《大学》以“大”为期的指向应是明白无疑的，“大学”首先应理解为“大人之学”。我们知道，中国传统的“大人”观念，既可以“位”言，也可以“德”言。以位言，大人指公卿大夫以至天子等居位之人；以德言，大人指大德之人，居仁由义，以天下为度，正己而物正者也。《大学》之旨趣，可将两方均涵盖进来。以位言，大人必经学，方能知职分之所当为，与其治世之目标；以德言，大人经此学，则有以垂教万民、志在天下之规模。使有位之大人，知其所当为之分；使有德之大人，明其所当期之的。一方面，学的观念得到肯定和倡扬，将大人之“大”纳之于学方得，不过，如孔颖达所释，能够正心、修身、齐家、治国以至盛德著明于天下，方能称为“学之大者”。另一方面，为人的应然状态指明方向，王船山训释《大学章句》道：“谓夫大学者，所以教人修己治人而成大人之德业者也”，就说明了这个道理。更重要的是，“大人之学”为达致价值理想和德业境界提供了工夫论的进路。也就是说，“大人之学”之“大”不仅具名词义，而且具动词义。“大”为光大、成就、教育养长的意思。何以为“大”？ 为有工夫节目、为学次第尔。《大学》工夫节目详备、为学次第分明，从条目上讲，有物、知、意、心、身、家、国、天下，内外涵括，包罗全面；从次第上讲，包括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一一承进，功效明著；而且，《大学》工夫，首尾为一，有本有末、有先有后、有始有终，次序有节，相承谨严。宋儒王柏形容为：“博而不露，约而不晦”“血脉不断，而节拍从容”。《大学》工夫义呈现出以下特点：入手性、全面性、次序性、延展性。由此工夫教法以建立大本、挺立身心、安定立身处世之极则，大中至正之道可得而入。所以说，《大学》“指学道之正路”（胡宏语），是“学者入圣域衢路”（张九成语），“入德之门，无如《大学》”（伊川语）、“需从此学则不差”（明道语），诚非虚言。在此教法的规模下，人之“大”的豁显、扩充与提升，生命情态可达到相应的境界，用王阳明的说法：“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

    《大学》在工夫节目、次第和进路上的整体规划，对人生切要问题给出了回答，为儒家文化滋养下的人们“代入”人生修为提供了基础性路径。这一“代入”并非人生的某种简单筹划，而是同时预示着人生效验的应然获致。因为《大学》的工夫规划有着“在止于至善”的提点，即在一种极致的工夫推进中，获得人生的贞定（“知止而后有定”），静、安、虑、得则在“知止”的意义下逐次显现。相应地，“近利”“小成”的人生取向，则会在此进程中被予以规避和拒斥。这一“代入”还为塑造儒家价值传统夯实了理念根基，作为其规模设计和工夫路径的思想内核，《大学》承续孔子“修己安人”之价值指引，并将之理论化、层次化、系统化地框架展开，内圣外王的价值理念由此显豁。即使汉唐间论及《大学》较少，亦不能出此矩镬，郑玄解“大学”为“以其记博学，可以为政也”，韩愈引用《大学》意在强调“古之所谓正心而诚意者，将以有为也”，都表明了这一点。这一“内圣外王”价值理念经程朱理学阐扬之后，更进一步在全面安排人间秩序的理论与实践中，深深灌注到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义理结构中。被称为元代“立国规模”的许衡，传播理学过程中最重视的经典就是《大学》，强调“必如古者《大学》之道”；被称为“最后的儒家”的梁漱溟，弘扬教化过程中唯一系统评述的儒家经典就是《大学》，力申“《大学》一书之所为作，凡为此而已”。《大学》以其独特的“文本-理念”的双重优势成为儒学发展过程中（儒门淡泊之际尤显）不可或缺的经典依傍。熊十力称《大学》三纲八目“总括群经”“立内圣外王之极则”，此之谓也。

    《大学》三纲八目之架构严密规整，理论脉络之展开条畅顺适，概念范畴明晰且颇具涵盖性，导致《大学》亦呈现出鲜明的“形式”性。如朱子对《大学》分经别传，以之为立规模之典，称之为“纲目”“间架”“腔子”“地盘”“坯模”“食次册”“行程历”等；牟宗三先生称《大学》“列出一个综括性的、外部的（形式的）主客观实践之纲领”。但若由此径谓《大学》只是一个空壳子，“只说一个当然，而未说出其所以然，在内圣之学之义理方向上为不确定者，究往哪里走，其自身不能决定”，则有待商榷。所谓读《大学》以立其规模，亦是此意，“规模”即规矩、模范，模范言其形式有型可范，规矩言其内容有法可依。以形式上看，《大学》为一腔子、间架，节目清晰，此所谓形式义；从思想取向言之，《大学》归宗儒学，且以明德内蕴心性本体之义，此所谓头脑义。八目非仅条目形式，而是皆内具头脑，如平天下与治其国者，异端杂学亦可有言，但《大学》定之孝悌慈之义与絜矩之道，则儒学之体立焉。各条目之头脑，又无不本于“明德”，本末一体，终始一贯，故可曰“明明德于天下”也。头脑义和形式义结合起来，《大学》实从本体和工夫两个层面奠定儒学之为儒学的基本规模，提供儒学基本的理论架构和思想范式（或曰“公式”）。至此，在前述人生方向、工夫规模、思想理念的基础上，《大学》的“儒学代数学”特质进一步具有了新一层义涵：《大学》在后世儒学发展脉络中备受期重，与《周易》作为“宇宙代数学”（冯友兰语）而“皆可援易以为说”（《四库提要》）相类，或援之为说，或代入己义，成为儒家传道阐教之圣典。这层义涵显示出从《大学》走向“《大学》学”的内在必然性，此尤以宋明理学视域下的《大学》学最为代表。《大学》为宋明理学提供着重要的经典资源，丰富了其理论话语体系，成为其为学宗旨的重要来源。更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宋明六百年理学家发论依据之中心”（钱穆语），《大学》型塑着宋明理学理论范式变迁之大势——从收摄的格物（朱子），转进到统摄的良知（王阳明），转出为归密的诚意（刘蕺山），直至归结于持定的正心（王船山），理学范式的结构转换体现为依循于《大学》工夫脉络的螺旋式依次展开。理学格、致、诚、正的理论范式发展背后的思想推动力，透显出经典在思想发展过程中的范导和轨约效应。当然，在经学与哲学的互动下，经典本身也获得了极大的生命张力，历代儒者在《大学》诠释中植入自己的思想已然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理论趋势。仅以《大学》作为帝王之学的谱系为例，朱熹在《经筵讲义》就将《大学》视为“帝王之学问”“人主之心法”，真德秀《大学衍义》进一步阐发称“《大学》一书，君天下者之律令格式也”，邱浚《大学衍义补》以之为“六经之总要，万世之大典，二帝三王以来传心经世之遗法也”，湛若水《圣学格物通》认为“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事”，全部代入“格物”以通之，等等此类均是《大学》作为“儒学代数学”的理论结果，也极大拓展了《大学》自身的理论空间。

    总体观之，方向上，《大学》倡大人之学、学以成人；工夫上，《大学》明条目次第、节节有序；理念上，《大学》主内圣外王、止于至善；学术上，《大学》含理论框架、范式演进。从工夫理路到思想脉络，《大学》统贯儒学之全体；从《大学》到《大学》学，可以成为儒学思想及其发展演进的一个具有学术解释力、思想穿透力的透视点。“是见八百年来中国思想之发展，实循《大学》八条目之次序，由程朱之格物为始教，至阳明之以致知为宗，刘蕺山之以诚意为宗，历顾、黄、王而由正心诚意之内圣之学以转至重治国平天下之外王之学。既历《大学》八条目一周，乃再归于清末以来，以格致之学之名，为引入西方科学之资，宛若两千数百年前之为《大学》一文者，及朱子之列《大学》为四书之首卷，即意在预定此规模次第，以供此八百年来中国思想之潮流，循之以进行，虽曰偶合，亦足为奇，而《大学》一文之重要，亦可姑假此以言之。”唐君毅先生这一观察很好地印证了“儒学代数学”的历史效应及其理论价值。循此以观，当今时代应该到了从“格致”进一步走向“诚意”“正心”的阶段。今日的《大学》诠释与研究是否对此有足够的理论自觉呢？ 今日的思想研究与关怀是否对此有充分的历史理性之省思呢？ 这是否正为当今文化发展指出了应然关切之方向呢？

    （作者为北京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