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与成长

    ■王辉城

    异域性写作，这是蒋在小说中的标识。它是如此鲜明与强烈，仿佛成为了蒋在身上唯一的标签，以至于她不得不在《飞往温哥华》的后记中，发出告别的宣言：“飞往温哥华，看上去是开始，其实是一种结束。这个书名的恰切，如同一段时间的标识——它意味着某段异域性写作生涯的终结。”

    其中缘由，是蒋在生命经验与视野悄然发生变化。她不再是中国人在温哥华，而是异乡人在北京。日常生活中所积攒的经验，与其他生活在北京或大城市的作家相比，大抵是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在信息与媒体如此发达的今天，素材与经验同质化是作家不得不面对的尴尬。事实上，作品的卓越与否，并不取决于素材与经验，而是取决于作家的观察与认知：是如何观察生活的，又是如何对生活发出追问的？最为重要的，是作家如何认识自我的，如何梳理与叙述经验的。这一切，将会决定小说所能抵达的高度与深度。

    作家用某种文学概念或审美风格，为自己的作品张目，并不鲜见。事实上，当我阅读完《飞往温哥华》后，最触动我的并非是“异域性”。小说的背景尽管发生在温哥华，但其内核却是我们无比熟悉的：一位殷切的母亲，对孩子寄予过高的希望。孩子在这希望中，孤独前行，终于不负重压，患上抑郁症。一个乖巧而努力的孩子，在异国他乡独自承受着经济拮据、孤独的压力。家庭内部关系的离析，看起来处理得很好，犹如数学公式那么工整、优雅：夫妻和平离婚，对孩子的安排理性而周到。然而，最为感性的沟通却被这巨大的沉默给吞噬了。每个人都在报喜不报忧，都在“习惯了隐藏不好的那部分自己去承受”。孩子不告诉母亲自己的困难，妻子不告诉丈夫孩子的情况，丈夫亦忙碌着，开启了“被不在场的一生”。国人情感表达羞涩而含蓄，许多时候会将情感压抑在心底，尤其是负面的情绪。在情感表达方面，国人大约都是病人，害怕自我展现，又厌恶他人表达。小说的结尾，孩子崩溃痛哭，让这个分离的家庭，重新聚集在一起，似乎“有了新的开始”。然而，真实的情况，并没有那么乐观，因为“天车闪烁在大雪的夜里，一次又一次开向她并不知道的地方”。

    蒋在所捕捉的情感与状态，跟异域性几乎关系不大，而是人类普遍、共通的情绪，是对广阔现实的精细描摹。从《街区那头》到《飞往温哥华》，我们可以读到蒋在的飞跃性的突破与成长。在前者，我们明显可以感受到蒋在那颗诗人的灵魂在跳跃。蒋在似乎被他乡的孤独所淹没，浓郁的情绪挥之不去。到了后者，蒋在终于将自己抽离出来，较为冷静地观察温哥华、观察自我。诗人的灵魂隐藏在克制、冷静的文字背后，只偶尔显露出来。她用小说的声调在叙述，而非用诗人的声音在抒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