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京味小说”文体边界的成功突破

    ■凸凹

    宁肯，是最为打动我的一个作家。因为他在散文、小说（包括中短篇、长篇）各种文体上，都有“开创性”的把握，而且孜孜矻矻，从不懈怠，遂有独特的文本贡献，让阅读者绕不开他。

    他是“新散文”的开拓者之一，颇影响了一些人。至于他的长篇小说，《蒙面之城》，甫一面世，就让人感到有凯鲁亚克《在路上》的蛮莽之风，不仅反映了劫后人群精神空虚和浑浑噩噩的生存状态，而且在“垮掉”之上有崛起之姿，疑似“新启蒙”。他的《天·藏》，亦呈藏地风物、亦呈民族心理，还做形而上的思考，让哲与思在小说中登场。其叙述气象，别开生面，让人看到，长篇小说，不仅是“时代的风情史”，还是“时代的思想史”。基于此，我曾在《江南》发过一篇试论，题目就叫作《大道低回》。到了晚近，他感于“京味小说”的日渐式微和体裁边界上的日渐模糊，遂潜心于以城南故地为依托的中短篇小说写作，且步步为营，篇篇扎实，并以《城与年》的书名结集出版（《城与年》收入了宁肯的十部中短篇小说，因为有相同的地点、相同的人物，有系列的样相，出版时被标作“长篇小说”，但是，我固执地把它作为中短篇阅读。因为它虽系列却独立，每篇都有完整的意绪）。阅读之后，我颇受震动，觉得这是一个有关特定时期北京文化和北京人的示范性文本，让人看到，什么是“新京味小说”，或者干脆说，什么是纯粹的京味小说。

    其开篇之作的《火车》，就已经把宁肯写作的深刻用心和典型特征呈现得极为鲜明、极为“符号”化了。即：他不着眼于故事的叙述，而是勠力于氛围的描述、人物的刻画和细节的推动。而且，是贴着人物写环境，贴着人物写细节，让时代话语、环境话语和文化话语的浸润作用，自然而然地呈现在人物的成长过程之中。

    在路途上，宁肯的叙事，始终采取了“双重”的视角：他既是“亲历者”，又是“旁观者”；依前者，他“匍匐”（深入），用精确、绵密的细节还原现场；依后者，他飞翔、俯视，发现异质化（超越地域）的东西。换言之，他的描述，既是在场及物的，又是理性审视的，因而就立体与多维，就“洞悉”了城市肌理，就“通透”了人性伦理，就有了“准确性”的到达。帕斯捷尔纳克说，准确性，是文学的最高书写境界，它根本地决定着小说的艺术品质。在这一点上，宁肯从一开始，就站在了制高点的位置上。

    “枕木的排列节奏决定着我们的奔跑，只要踏上枕木，不跑不行，直到有人带头卧下才全部卧下。没有人教我们倾听，只是一人俯耳大家就跟着——好多事情都这样，然后竟真的听到了轻轻的震动。”类似这些描绘，让我们看到，孩子们既在现场感受到什么，又发现了让他们不能理解进而莫名其妙的东西。然而正是这种莫名其妙，让他们爱上了城南生活，在浮游中扎下了根，长出了“灵魂”的胚胎。也就是说，从平常中，呈现意外的发现，即呈现感知之上的存在，让人物在生存环境上超越、并得到意想不到的经验，乃是宁肯小说的“硬核”。他从生活经验出发，上升（飞翔）到生命体验，又融入“心灵还乡后”的理性回望，就洞悉和通透了，便有了准确的表达：一切生命（包括城南的孩子）都是自然长成的样相，而生长的经历，是缓慢的过程，不需要急于到达，而且也无法快速到达。所以，要尊重缓慢，写周匝、周至、周到、周密的细节，让生活本身、生命本能自己说话，以自呈真相、自证高明。但是，他既与人物的感情同路、与人物的心灵同脉，又跳出人物的节律和视域，予以现代人的审视和反观，让“我”的“高明”适时登场，使文本多了现代小说的元素，内涵就深至了、外延就宽阔了。譬如小芹的出走，就引进了悬疑的笔法，给人留下了猜想的空间。那么，堪可以说，宁肯的小说，既是过去时的，又是现代时的，他给京味小说，拓展了时空维度，是新质化的手笔。

    最令人称叹的是，宁肯的小说，采取了与城南生活相匹配的语言。他用北京话，也就是城南特有的民间口语叙述，用口语刻画，用口语思考，用口语还魂。因而就有了亦庄亦谐的韵致，并在诙谐与典雅之间自然游弋，让叙述打上了鲜明的地理标识，使小说具有了浓郁的城南味道。

    最后我要说的是，通观宁肯的《城与年》，他的叙事总体地围绕着一个核心词：童心。而童心，在本能上就有着向善、光明与温暖的底色。在这样的底色上感光，无论时代话语、环境话语和文化话语如何“催眠”与着色，也不会覆盖、遮掩和黯淡它本来的亮度。所以，宁肯虽然立足于历史风物、时代风物、北京风物的周密书写，但他最终达到的，是人性风物、心灵风物的深刻揭橥。他以极大的善意与悲悯，以童心为圭臬，确定了自己内心的规则与秩序，因而是文明的深度呈现和历史再造。就此，他完成了对老舍的致敬，成为京味小说的当代部分。但是，它的经典意义还在于，它远远地突破了所谓“京味小说”的文体边界，让叙事跃上了人类文明与精神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