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远”舰沉没遗址调查

    “致远”舰的沉没地点在鸭绿江口大东沟海域，这里不仅海面广阔，而且水深达几十米，气象和海况条件都很复杂。甲午战争后，清政府无力对北洋海军沉舰进行探寻和打捞，日本方面趁机先后两次对大东沟海域的北洋海军沉舰进行调查、打捞和破坏，“致远”舰残骸也难逃被破坏的命运。黄海海战结束不久，沉没的“致远”舰桅盘还露在水面之上，经日本海军盗拆后，上面的武器装备荡然无存，目前陈列于日本三笠公园的一门加特林机关枪大概就是此时被掠往日本的。民国伊始，由于战争原因，无论是北京政府还是南京政府，都无暇顾及“致远”舰遗存的状况，更不可能对其进行调查和处理。不过在民间却一直流传着这样的说法：每当落潮时，人们就可以看到露出海面的沉船桅杆，渔民在下网捕鱼的时候都要避开，避免挂到渔网，当地渔民叫此地的沉船为“邓世昌船”。然而，日本并没有放弃对北洋海军沉舰的盗捞。20世纪30年代，随着日本加紧发动侵华战争，国内急需大量钢材制造武器，日军又打起了北洋海军沉舰的主意。1938年，日本的“安德丸”和“神甫丸”两艘打捞船驶入大鹿岛海域，对北洋海军沉舰进行了长达两年半的拆解和盗捞。日本人用炸药对“致远”舰进行爆破拆除，掠走大量钢铁。日本人在盗捞“致远”舰后或疏于记录，或故意隐瞒，致使“致远”舰的沉没位置始终在日本资料中找不到记载，“致远”舰从海面上彻底销声匿迹。新中国成立后，辽东人民要求打捞沉舰的呼声一直不断。1984年，辽宁省东沟县（今东港市）政府为调查“致远”舰情况而进行了前期资料准备。1985年10月，丹东市领导在接待国家旅游局领导时讲述了黄海海战的历史，希望国家投入资金，使甲午沉舰重见天日。国家旅游局对此非常重视，在经济并不宽裕的情况下调拨50万元作为调查工作启动资金。自此，丹东市拉开了调查、打捞“致远”舰遗存的序幕。为了协助调查工作，海军出动舰艇对“致远”舰沉没海域进行全方位拖扫，但没有发现疑似“致远”舰遗存的迹象，调查工作陷入僵局。1988年，辽宁省文化厅再次派人到大东沟海域对甲午沉舰进行探摸。此时新中国的潜水工作刚开始，打捞一般都集中在内河，海区打捞的经验不足，尽管潜水员在“致远”舰沉没海域进行了认真勘查，但海区的水文情况比内河更复杂，风险更大，工作期间发生了意外，打捞工作被迫中止。

    20世纪90年代，社会上出现了一股新的推动力量，这就是一些受到甲午战争历史感染的热血青年发起了筹划打捞“致远”舰的行动，虽然这些行动最终因各种原因未能成功，但引起了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2004年，在纪念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10周年之际，有人重提打捞“致远”舰遗存的建议，当时有关部门考虑到各种条件尚不成熟，“致远”舰深陷在淤泥之中，探摸其准确位置对于任何一家打捞公司和考古队来说都是极其困难的。此外，“致远”舰残骸体积较大，长期浸泡在海水中已受到腐蚀，给打捞工作带来很多难题。特别是打捞出水后既没有保护方法，又缺乏保护资金，对沉舰遗址来说将是巨大损失。因此，有关部门决定，在没有万全之策前，不打捞或许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尽管如此，国家文物局还是为今后的调查发掘工作做了前期准备，提出要加强对“致远”舰沉没遗址的保护，确保其安全，避免水下文物遭到人为破坏。丹东人民始终没有忘记百年前北洋海军将士在这片海域为国家和民族而英勇牺牲，始终把黄海海战的海域视为神圣之地加以守护。丹东市、东港市政府将“致远”舰沉没海域公布为水下文物埋藏保护区，对沉舰疑似点进行不间断坚守，期待时机成熟后能使“致远”舰重见天日。与此同时，学术界开始了比以往更加认真细致的考证工作。一些专家、学者利用各种条件，从多个领域和角度发掘、考察、寻找“致远”舰沉没后残骸的去向，甚至从日本史料中寻找蛛丝马迹。他们从发现“经远”舰的过程中悟出一个道理：有关记载“经远”舰沉没地点的档案史料大都来源于日本，而发现的“经远”舰的实际沉没位置与史料的记载有很大出入。“致远”舰的沉没位置会不会也与日本史料记载存在较大出入呢？ 日方曾对“致远”舰残骸进行过多次盗捞，会不会导致“致远”舰残骸已经荡然无存了呢？ 专家们进一步研究发现，日方记录中日甲午战争的重要史料《日清战争海战史》记载，黄海海战后，日本海军将“致远”舰和“经远”舰的打捞权标价出售给东京实业会议所副会长山科礼藏进行拆解打捞，并提出附加条件：必须提供打捞出水的物品清单目录，为后期研究舰船设计提供借鉴。但并没有发现任何关于“致远”舰和“经远”舰的后续记录。“致远”舰残骸如果运回了日本，为什么查遍日方所有的资料都没有相关文献记录？ 会不会当年日本只是运走了部分“致远”舰的物品，军舰主体还存在于大东沟海域呢？ 经多次勘测，都没能找到“致远”舰残骸，是不是打捞方法存在问题？ 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梳理和思考，专家们隐约感到，“致远”舰残骸应该还在这片海域之中。在此后的几年中，国内有关机构根据历史文献提供的相关信息，又先后对“致远”舰遗存进行了几次水下调查，虽然取得了一些数据，探查出“致远”舰沉没的大致海域和粗略位置，但都没有取得科学、系统、可靠的考古学成果。

    就在对“致远”舰遗址位置的判断陷入僵局的时候，中国的水下考古事业迎来了春天。2001年11月2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1届大会表决通过了《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公约》（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Underwater Cultural Heritage），成为全球范围内保护水下文化遗产的第一个国际性公约。2003年，该公约正式生效。随后，该公约组织就在全球范围内推动对近现代沉舰的调查、保护和研究工作，尤其关注濒临破坏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沉没在各个海域的舰船。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国家文物局把北洋海军沉舰的调查与保护工作提上了日程，决定从经多年搜寻而未获踪迹的“致远”舰入手，开启水下遗产调查与保护的新阶段。这样，“致远”舰的打捞又迎来了新的契机，而2013年实施的一次港口建设工程项目使调查和打捞“致远”舰遗物的工作又得以开展。2012年，丹东港为满足港口吞吐量增长的需求，欲扩大港口规模，开辟新港区，这涉及水下文物保护问题，丹东港集团有限公司于8月向当地有关部门提出了《开展丹东港海洋红港区水下文物调查的申请》，经文物部门逐级上报，最终国家文物局正式批准了辽宁省丹东市丹东港海洋红港区海域水下文物遗产调查项目。2013年，为配合丹东港集团有限公司开展海洋红港区（位于丹东、大连两市交界处，北黄海沿岸的最东端）建设工程，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由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现为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组成考古队，对该海域水下考古项目进行了为期3年的调查和发掘。

    2013年10月，丹东港的工程船开始对大东沟2000平方千米的海域进行搜寻。在搜寻过程中，工程船通过多普勒遥测手段拍摄了大量水下遥感照片，发现了一艘深埋在淤泥下的沉船及若干部件，随后进行了打捞。被打捞上来的沉船遗物包括一组船体残片，最大的长达2米，有着不规则的破裂缺口，还有一件船上的通风设备。打捞人员立即将出水物品的照片发给国家文物部门进行鉴定。通过研究，专家们初步做出判断，从这些出水钢板的厚度与锻打方式来看，不像是晚清时期舰船的造船工艺。其中一张类似海星形状的通风扇叶的照片引起了专家们的注意，它的连接方式与北洋海军的舰船有所不同，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轮船遗物。经过对更多照片细节的观察，专家们注意到金属构件之间的连接方式是焊接，而北洋海军的舰船采用的是铆接。种种迹象表明，这批出水遗物与北洋海军的舰船存在较大差异。最终经专家多方鉴定，这艘沉船残骸是1942年下水的“美龄9”运输船，是当年国民政府最先进的运输船之一，1947年运输补给物资时触礁搁浅并沉没。虽然初次发现的沉船不是北洋海军沉舰，但也并非没有收获。调查人员在大东沟的海床上共找到了17个可能存在沉舰的疑似反射信号，这就为后续更大规模的调查奠定了基础。

    2014年4月3日，水下考古人员及物探设备齐集丹东，技术人员开始组装和调试这些设备。考古人员在下水前了解到，丹东港海域情况比较复杂，日本占领东三省期间，为了改善丹东港的锚泊条件，曾投放大量石块进行阻塞，建成一个封闭式海湾，这就严重破坏了丹东港海域，多年来从大东沟流向鸭绿江的水被截断，使大东沟海域的淤泥沉积严重，北洋海军沉舰很有可能深埋于厚厚的淤泥中。为此，考古人员调整了调查打捞方案，决定使用国内先进的打捞勘测设备——GB-6A型磁力仪，对17个沉船疑似点进行监测，观察磁力反应。4月7日，考古人员正式出海调查，对11处区域进行勘测。4月10日，考古人员在3号区域东侧外海利用侧扫声呐、多波束探测仪、浅地层剖面仪、磁力仪等设备发现了5000nT的磁力信号源，最大磁力异常值为5905nT，宽度156.44米，水深20.9米，定深3米。根据磁异常的大小及磁力仪探头到目标点的距离，通过磁法反演，估算沉船的吨位约为1600吨。4月13—16日，考古人员进行4天的潜水探摸，在海底挖掘的大坑及其周边进行搜寻，陆续在海床面发现了一些翻起的船板、铁板，从坑壁断坎处发现了煤块。铁板扭曲，有铆钉孔，表明板材以铆钉连接。海床表面没有发现舰体以及隆起地貌，推测舰体完全埋于泥下。铁板的铆钉结构与同时代北洋海军军舰的钢材搭接方式一致，据此推测为一艘以煤块为燃料的钢铁材质沉船，结合黄海海战史实，应该为一艘北洋海军沉舰。按照发现地域，有关部门将遗址命名为“丹东一号”，编号为2014DD01号沉船遗址。此后继续进行其他区域的物探勘测，但没有新的发现（见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编著：《致远舰水下考古调查报告》）。由于该海域曾经是1894年9月17日黄海海战主战场，考古人员初步判断，沉船有可能是参加过黄海海战的北洋海军沉舰。然而，北洋海军在这场海战中共沉没“超勇”“扬威”“经远”“致远”等多艘战舰，沉船是哪一艘军舰呢？ 考古人员通过进一步分析判断出，“扬威”舰沉没于大鹿岛附近的浅水区，距离调查区域非常远。“经远”舰沉没于距离“丹东一号”十几千米的地方，此次调查中已经被发现。因此，沉船只能是“超勇”舰或“致远”舰。那么，是这两艘中的哪一艘呢？ 考古人员无法确定。2014年8月，国家文物局开始了对“致远”舰遗存的重点调查工作，从8月19日至10月5日历时一个多月，取得了重要进展。这次调查可以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寻找沉舰的主体位置，历时15天。

    此阶段的收获是通过大范围搜寻海床面局部暴露的个别遗迹现象，包括尾部的圆柱、两块较大的倒覆钢板，并参考磁力仪最大值的点位，确定了倒覆钢板为沉舰的外侧舷板，对沉舰走向进行了准确推断，为后续调查工作打下了基础。第二阶段主要是通过快速抽沙，沿舰舷揭露舰体边界，确认舰尾位置，历时15天。此阶段取得的成果是经抽沙揭露出长达50米的沉舰舷边，因此确定了舰首位置，陆续发现了一些沉舰遗物，尤其是武器弹药，为明确其为北洋海军战舰提供了更多实证。此阶段中考古人员在沉舰右舷靠桅杆处发现了一个直径达1米的圆形铜制锅炉构件，但由于构件上没有铭牌，依然无法断定沉舰身份。第三阶段主要是全力揭露舰首，并做好最后收尾工作，历时15天。此阶段对发现的舰首进行了抽沙揭露，了解了沉舰淤埋情况。9月底，在舰体中部靠近舰尾处发现并打捞出一门10管11.43毫米口径的加特林机关枪，被认为是破解沉舰身份谜团的重要证据，基本可以确定是“超勇”舰和“致远”舰中的一艘，因为这两艘军舰均装备了这种加特林机关枪，但由于没有具体的身份标识，依然不能判断是两艘军舰中的哪一艘。总之，此次调查工作探明沉舰长度53米，确定舰体方位为北偏东35°，发现舷边、舰首、锅炉舱等舰体部位，发现并提取了保存完好的加特林机关枪、子弹、煤炭、瓷质洗涮盆等遗物。按照“致远”舰的沉没位置以及舰体大小，虽然沉船的若干迹象说明更像“致远”舰，但由于没有确切证据，文物部门不敢轻易做出认定。因此，这年度的调查和水下重点打捞工作结束后，该沉船的身份依然没有确定（见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编著：《致远舰水下考古调查报告》）。

    2015年7月22日，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和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水下考古队，启动了第二轮水下重点调查和打捞工作。这次调查从8月1日正式出海到10月6日结束，历时近70天，主要工作目标是确认沉舰身份和海底保护情况。现场工作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任务是集中于沉舰舰首部位抽沙，寻找沉舰的身份线索，时间从8月1日至9月10日。开工之后，水下考古队首先沿2014年已确认的沉舰舰首进行抽沙揭露，发现沉舰舰首残损较大，无法继续深入搜寻，随即往左舷寻找，向前抽沙至中部暂停，再移到右舷抽沙，将右后舷边清理出来。8月底，考古人员在水下发现了一个铜质的管状物体，一端带有膨大的构件，通体被煤炭染得漆黑，在水下不能分辨其为何物。该物体出水后，考古人员对其进行了辨认，确认其为鱼雷引信。这一发现令考古人员十分兴奋，因为在这一海域沉没的4艘军舰中只有“致远”舰装备有鱼雷，这个物件无疑为确认沉舰为“致远”舰提供了有力证据。9月初，又出水一枚炮弹弹头，这正是英造直径6英寸（152毫米）的阿姆斯特朗副炮的炮弹，而这种副炮是“致远”舰特有的。随后又发现了直径57毫米的单管哈乞开斯机关炮的炮弹，而这种炮也是“致远”舰独有的。除此之外，水下还发现了方形舷窗、多种小口径炮弹等遗物，并在靠左前的舰体处发现多层的穹甲结构。方形舷窗的形制与安装位置都与“超勇”舰不同，是区别两舰的重要物证。尤其是残存的穹甲钢板与史料记载的“致远”舰穹甲结构相吻合，而“超勇”舰为撞击巡洋舰，没有穹甲结构的设计。这样，沉舰的性质已经明确指向“致远”舰，但仍缺乏带有文字的确切遗物。令考古人员兴奋的是随后便发现了带有文字的遗物。9月上旬，考古人员从水下打捞出一枚木质印章，如果这枚印章能够确认为是“致远”舰的某位舰员所有，那么“致远”舰的身份就确定无疑了，这令考古人员十分兴奋。可是，经专家们辨认，该印章上书“云中白鹤”字样，是一枚闲章，并不能确定归某位舰员所有，考古人员很快由兴奋转为失望。第二阶段的任务是在尾部抽沙，小探方试掘，时间从9月13日至10月6日。此阶段抽沙区域主要集中在尾部，用大抽沙管沿舷外侧快速清沙。为了解舱室结构及地层堆积，考古人员使用小抽沙管清理中部的锅炉舱，同时在沉舰右舷偏后位置布设小探方进行试掘。小探方位于右舷后端、舰体外侧，该处为舰体上残存不多的未遭焚烧的区域，故保存有碎木板，凝结物上还发现了粘连的碎小瓷片。如果说第一阶段发现的沉舰遗物在考古学上还不足以将沉舰认定为“致远”舰的话，那么接下来发现的遗物则使“致远”舰的身份确定无疑。

    2015年9月17日是黄海海战爆发121周年纪念日。当天，考古人员怀着崇敬的心情下水作业，他们试掘时用手扇法一点点清理，在泥中发现了白瓷盘碎片。最后一组考古人员潜水工作结束后，水下摄影师吴立新出水时将瓷片带出水面，这个平常的举动并没有引起考古人员的注意，但经过吴立新提醒，大家突然眼前一亮：瓷片上有文字。虽然釉上彩已经脱落，但借助光亮依然能够清晰地看到上部是一串英文，下部是篆书汉字的一部分。考古人员联想到目前收藏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内“靖远”舰的一组餐具，在餐盘中央部位标有舰名“靖远”，四周的英文翻译成汉语是“大清帝国海军”。“致远”舰与“靖远”舰是同级姊妹舰，均由英国建造，配备的餐具应是相同的，均为特别定制，以此推测“致远”舰的餐具也应是同样的规制。次日，考古队队长周春水和吴立新作为第一组潜入海底，在前一日发现瓷片的位置继续发掘，果然发现了若干片同样的瓷片。他们迅速出水，兴致勃勃地将瓷片进行拼对。果然，数片瓷片上的痕迹连缀成了比较完整的图案。这个图案虽然因百年的海水侵蚀而釉色全部脱落，但依然可以清晰地看出文字的印痕。图案呈圆形，中心用篆书写有“致远”二字，外圈为英文字母，上半圈为“CHI⁃HYUAN”（“致远”的威妥玛拼音），下半圈为英文“THE IMPERIAL CHINESE NAVY”（大清帝国海军），这就印证了考古人员的推测，这个图案形制与“靖远”舰的完全一样，这艘沉舰无疑就是“致远”舰。这是“丹东一号”水下考古以来首次发现“致远”二字，沉舰的身份基本可以确认了。10月3日，考古人员又从海底打捞出水一个款式相同的瓷盘。10月6日是本年度“丹东一号”水下考古工作的最后一天，考古人员又清理发现了一片印有“致远”舰徽章图案的盘底碎片，使证据进一步得到确认。2015年实施的“致远”舰重点调查工作，抽沙揭露出更大面积的舰体范围，发现的穹甲结构、方形舷窗、152毫米副炮炮弹、“致远”舰制式餐具等一系列实物确证了“致远”舰的身份。同时，也对“致远”舰破损情况有了较准确的了解：整体保存一般，钢板、锅炉零件因爆炸而抛离原来位置，火烧情况严重。

    “致远”舰残骸身份的确认意义重大，其出水的文物是我国第一次真正意义上打捞的北洋海军战舰遗物，因为在这之前打捞的“济远”舰遗物虽然出水时间早于“致远”舰，但“济远”舰在甲午战争中被日军俘获后进行了改装，并参加了日俄海战，已经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北洋海军军舰了。“致远”舰则不仅保留了黄海海战时的大量信息，而且彰显着民族精神，它对于中国近代史、甲午战争史、北洋海军史的研究都具有独特的价值。

    2016年，国家文物局开启了针对“致远”舰的第三轮水下重点调查工作，时间从8月28日水下考古人员到达丹东开始算起，至10月16日调查工作结束，历时近50天。这次调查的任务不再是确认“致远”舰的身份，而是确认“致远”舰的具体埋藏深度及遗物散落范围。通过水下作业，在长4米、宽3米、深3米的右舷抽沙2号区域内发现了舭龙骨，该舭龙骨上距海床面1.7米、下距舰底0.8米。调查的过程大致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集中抽沙，确认“致远”舰的埋藏深度，时间为9月9—14日。此阶段采用探沟发掘，以确认“致远”舰埋深。先在舰体右舷布设探沟，范围10米×5米，泥下半米就是煤炭层，板结紧密，该区域清理出单筒望远镜、铜水烟袋等文物。其中单筒望远镜上刻有“陈金揆”字样，确认为“致远”舰大副陈金揆所用，为确认“致远”舰身份增加了一件新物证。第二阶段是在左舷布设探沟抽沙，时间为9月15日—10月10日。此阶段新设探沟于中部锅炉舱室外，范围4米×5米，由广州打捞局潜工集中抽沙。下抽达2米深后再往外扩方，最后用攻泥器探出舭龙骨位置，最终下抽深度达3米，并将一段舭龙骨完全揭露出来。至此完成了摸清“致远”舰埋深的主要任务。清理该区域时发现了一件完好的57毫米口径哈乞开斯机关炮的肩托。第三阶段是钻探及焊接保护锌块，时间为10月11—16日。本阶段利用攻泥器进行钻探，先钻探尾部，探出尾部边界，再钻探右舷，确认“致远”舰遗物的散落范围。最后集中几天时间进行水下电焊，沿“致远”舰周边加装牺牲阳极锌块，保护海底钢铁舰体。在结束所有水下考古工作之前，用泥沙对揭露的遗址区域进行回填（见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编著：《致远舰水下考古调查报告》）。经过3年多艰苦细致的调查工作，“丹东一号”的水下保存情况已全部摸清，由于日本人的破拆，“致远”舰残高仅2.5米，残损多半。泥中的舰体外壳钢板保存完好，硬度高。同时，摸清了“丹东一号”的舰体结构，提取水下文物60个种类180余件。其中主炮、副炮残件，加特林机关枪及子弹，鱼雷引信，方形舷窗等文物引人关注，尤其是带有“致远”文字标识的生活用具、刻有“致远”舰大副陈金揆名字的单筒望远镜等一批珍贵文物的出水为“丹东一号”身份的认定提供了关键证据。在水下调查的基础上，考古人员经过对第一手考古资料进行细致梳理，把沉舰位置、舰体长度、舰体结构、武器装备等关键证据与历史文献进行比较研究，证明“丹东一号”确凿无疑就是北洋海军“致远”舰。

    2015年11月4日，国家文物局在北京召开了由文物、历史、军事等研究领域专家参加的专题论证会，根据水下物探成果、考古实物资料，并结合文献档案，与会专家从不同角度、不同渠道展开论证，确认“丹东一号”就是1894年9月17日沉没的北洋海军“致远”舰，“丹东一号”的身份认定由此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在长达10多年的不懈努力中，人们为“致远”舰的考古工作付出了大量心血，这项极具价值的工作为研究中国近代史、北洋海军史和世界海军舰船技术史都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也为我国的水下考古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这一水下考古成果被评为“201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人民日报》公布结果时指出：“‘丹东一号’沉船位于丹东市西南50多公里海域处。2013—2015年，历经三个年度共四次的水下考古调查，在深达24米的海底找到一艘钢铁沉舰，并确认为清北洋水师的‘致远’舰。其中，能确证‘致远’舰身份的遗物有：方形舷窗、152毫米炮弹、鱼雷引信、‘致远’文字款识的定制餐具等。‘致远’舰的考古调查发现，为中国近代史、甲午海战和世界舰船技术史的研究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考古实物资料。”2016年1月12日，“丹东一号”被中国社会科学院评为“2015年度中国考古六大新发现”之一。

    （本文摘自《铁血甲午——用文物还原甲午海战真相》，马骏杰著，文津出版社2024年7月第一版，定价：79.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