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路：“逻辑的观念”贯穿我整个学术研究过程

    “当年，政法大学的王洪教授跟我说：你这本《逻辑的观念》影响太大了！ 你提出‘必然地得出’。我们学校老师跟我说，现在我们知道什么是逻辑了，逻辑就是‘必然地得出’。这是王路说的。我说，我哪有那么大的本事啊，那是亚里士多德说的。王洪说，人家不管，人家说就是王路说的。”

    熟悉王路的人，尤其是他的学界朋友，大多数都听到过这个故事。

    2000年，王路的《逻辑的观念》在商务印书馆出版，新书刚一问世，就在逻辑学界掀起轩然大波：有人批评说他砸人饭碗，亦有人对他澄清了逻辑的观念而大加赞赏。多年之后，《逻辑的观念》被列入商务“中华当代学术名著辑要”。尽管在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他写出了为数众多的著作，但这本《逻辑的观念》和《“是”与“真”——形而上学的基石》却是最被王路看重，视为自己具有开创性的著作。因为学术观点和认识在不断延伸，学术水准也随之不断提高，他自谓后来写的书比前面的书肯定有进步，但是一些基本观点，却是最初在这两本书中提出来的。尤其是“逻辑的观念”，贯穿于他整个学术研究过程之中。

    “必然地得出”

    在《逻辑的观念》收入“中华当代学术名著辑要”的再版序言中，王路指出，这本书出版后的结果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它使许多人知道了“必然地得出”；另一个是它引起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必然地得出”出自希腊先哲亚里士多德，用它来说明逻辑的观念，在国内好像是第一次，甚至在外文文献中，王路也没有见到过。

    当年，金岳霖用“必然”谈逻辑，但其所说的“必然”是倾向，是流向，是最自然省力的走向。在王路看来，金岳霖和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在思想上是一致的，但缺点在于没有说出那个“得出”。有了这个“得出”，才能把前提和结论的结构说出来。于是，他用亚里士多德那句“必然地得出”将逻辑的观念提纲挈领地表达出来。“当年我提出这个认识，今天仍然没有变。”如果说今天他有什么新的看法，无非是以理论的方式明确地将逻辑的观念和理论阐述得更加清晰。“没有逻辑的观念，逻辑的理论出不来。有了逻辑的理论，我们才能让人家知道逻辑的观念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必然地得出’。”王路说，学界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很多人没有逻辑的观念，因此也不会去考虑逻辑的理论。很多人不懂逻辑的理论，所以也不知道什么是逻辑的观念。“但是谈论逻辑的人却很多，说逻辑重要的人很多。实际上他们谈论逻辑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逻辑。所以，逻辑的观念和逻辑的理论是非常重要的两个方面。”

    为什么要选择从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谈论逻辑的观念？ 回答这一问题，或许要回溯至20世纪70年代末国内学界关于如何看待现代逻辑的争论。当年那场争论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关于逻辑教学的所谓“吸收论”（在传统逻辑的基础上吸收现代逻辑的成果，建立普通逻辑的科学体系）和“取代论”（用现代逻辑取代传统逻辑）之争。按照王路的观点，这种争论表面上有些热闹——吸收论者人多势众，取代论者理直气壮，但实际上意思不大，因为现代逻辑和传统逻辑的优劣不言自明。大多数人心里都很清楚，“取代”不过是迟早的事情。

    在随后兴起的研究自然语言逻辑的热潮中，有人提出回到亚里士多德逻辑，缘由是亚里士多德主张一种大逻辑观；还有许多人认为，这是周礼全先生的观点。在王路看来，这种看法很成问题。而且，自己的导师确实提出要研究自然语言逻辑，但按照他的理解，周礼全先生的一些观点并非像他那些拥护者所说的那样。“既然大家说要回到亚里士多德，那么我们就从亚里士多德出发，看一看究竟什么是逻辑。而且，这本身也是一个学术问题，具有学术价值和意义。”

    回首当年写作这本书的初衷，王路同时指出一个客观事实，即从事现代逻辑研究的人一般不太重视（甚至瞧不起）亚里士多德逻辑，因为与现代逻辑相比，它确实比较落后。但按照王路的观点，逻辑有理论和观念两个方面，没有逻辑观念，逻辑理论根本发展不起来。亚里士多德逻辑的落后只是体现在其理论方面，也即在逻辑的技术上比较落后。就逻辑观而言，它与现代逻辑差不多。“亚里士多德逻辑是开创性的，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就会体谅它技术上的落后，而更加赞誉它的观念。因为这个观念为逻辑的发展指明了道路。”

    在哲学史上，亚里士多德是公认的逻辑创始人，但在创建逻辑这个学科的时候，亚里士多德却从未使用过“逻辑”这个词，在经后人编纂的亚氏《工具论》中，王路在《前分析篇》和《论辩篇》中，找出亚氏论述逻辑的两段话：“有些东西被规定下来，由此必然地得出一些与此不同的东西”；另一个是谈推理结构，从A推出B。“今天我们说逻辑研究有效推理，推理一定是有前提有结论的。有效就是保真，保证从真的前提一定得到真的结论。所以这两个观念是一样的。”当年为了论证这个问题，王路下了很多功夫。20多年来，“必然地得出”俨然已成为他学术研究的两大标签之一（另一为“一‘是’到底论”）。

    大小逻辑：传统与现代之争

    1994年，王路受邀参加中国逻辑学会第五次大会，谈到“逻辑的观念”时，遭到与会老先生的批评。对方在黑板上画一大圈，大圈里再画一个小圈，老先生在小圈写上“小逻辑”，即王路代表的逻辑，而外面的大圈谓“大逻辑”，也即她所代表的一大批学者研究的逻辑。“她的意思是他们的逻辑包含着我的逻辑，我们包容你，所以你要承认小圈外边还有东西，我们谈的是小圈外边的东西。我说不是这样的，我走到黑板画两圈，这两圈是不搭界的，这是我的逻辑，那是你的逻辑。‘嗡’的一下就炸了！ 她认为你在否定逻辑，否定她的东西。”

    王路认为，强调一种逻辑观，就是为逻辑划出一个圈子，它把那些不符合这种观念的东西排除在这个圈子之外。而他的观点之所以受到那么激烈的反对，主要还是因为强调了这样一种逻辑观。为了说明其中的差异，王路举例说，过去人们批评传统逻辑不如现代逻辑，一般是说它不能处理关系命题，解决不了涉及个体词和量词的问题。这些只是围绕着逻辑的技术或理论来讨论的。面对这种批评，吸收论者的观点似乎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它承认应该吸收一些现代逻辑的内容，这样似乎也就可以解决问题了。但王路是从逻辑的观念来论述这个问题。根据他的论述，传统逻辑的问题不仅在于其技术上落后，理论上有问题，而且在于其中许多内容不是逻辑。

    因为坚持自己的逻辑观，在逻辑学界，很多人批评王路“不宽容”。数年前，他与一位研究辩证逻辑的学者就“什么是逻辑”发生过一次争论。最后他做了退让说：“这样吧，你说的是逻辑，我说的不是逻辑，行不行？”对方脱口而出：“不行！”王路说，深入想一想，其实也很自然。逻辑观的问题，不是宽容不宽容的问题，说到底，它牵涉到为逻辑这门科学划界，也是对逻辑的认识的问题。

    “1986年在承德召开的逻辑讨论会上，我在大会报告中曾说，如果不学现代逻辑，那么混饭吃可以，但是真正想搞好逻辑的教学与研究是不可能的。结果招致许多人的不满，现在想起来那时候年轻气盛，又是刚从国外回来，说话没有遮拦，太直白也太随便了，因为有些不太礼貌，可能伤了不少人，特别是一些老同志。”《逻辑的观念》初版序言中，王路为自己的一些“过激”言语道歉。再版时，王路说，十年过去了，仍然有许多人对我的逻辑观不满。其实，这只不过是一种学术观念而已。对于它给人们造成的不快和不满，恕我无法道歉。

    他坚信自己的观念没有错。逻辑是什么，这是由它自身的内在机制决定的，用哲学的话说就是由它的本质决定的。“如果说不宽容，那么这不是我不宽容，而是逻辑这门学科的性质不宽容，正是这种性质把不符合它的东西排除在逻辑之外。但是，我也知道，自己明白这一点是一回事，把这点讲明白则是另一回事，而至于能不能说服别人就更是不同的问题了。”因此，当他写作《逻辑的观念》的时候，时常想到的是国内逻辑学界的同仁，其中有些是他的老师，有些是他的朋友，还有一些是未曾谋面的同事，仿佛他们就在自己的面前，他以这种方式继续与他们进行对话和交流。

    逻辑与哲学

    近年来，王路常常应邀到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讲学，根据不同对象，他讲学的内容也从逻辑扩展到语言和哲学。在讲学过程中，他发现一个问题，那就是在国内高校哲学系，现代逻辑不是必修课，因此哲学系培养出来的学生在知识结构方面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即缺少现代逻辑的训练，因此缺少现代逻辑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哲学系的学生是哲学教学和研究队伍的后备力量，后备力量如此，我国从事哲学研究和教学的队伍，当然也有同样的问题，更为严峻的是由此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后果。由于不懂现代逻辑，我们对西方以现代逻辑为基础和背景的哲学研究就不容易学习和理解。比较客观的学者还会承认这部分内容比较难，读不懂，而缺乏客观精神的人则干脆认为这部分内容没有用，对它们不屑一顾，甚至高举大批判的旗帜，把它们批判成资产阶级的。”不少人问他：现代逻辑有什么用？ 这样的问题实际上是在问：现代逻辑对哲学有什么用？ 而更深层次的则是逻辑与哲学的关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

    在大部分人的印象中，王路是研究逻辑的，实则他一直关注的是逻辑与哲学。最初关注逻辑与哲学并见诸文字是2000年左右出版的《走进分析哲学》和《逻辑的观念》，一本哲学一本逻辑，且两本书的最后一章都是“逻辑与哲学”。“逻辑与哲学关系很密切，非常重要。”上世纪70年代，王路在中国社科院哲学所跟随周礼全先生读研究生，从那时候起，他就开始研究亚里士多德，只不过彼时年轻，学术根基也不够扎实，不太明白为什么亚里士多德是逻辑的创始人，同时又是形而上学的奠基人。当时他一个直观的感受就是有逻辑与哲学这一块，但是到底这块是什么，却说不清楚。

    以《走进分析哲学》和《逻辑的观念》为标志，2000年前后成为王路学术观念、关于逻辑与哲学关系的认识的成熟期。谈论逻辑与哲学的关系，必然要涉及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由此观之，他对这二者间关系的认识大概用了20年。在王路看来，亚里士多德是逻辑的创始人，同时又是形而上学的奠基人，他的逻辑思想不可能不应用到他的形而上学当中。所以，读不懂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说明自己哲学的功力不够，或者说逻辑的功力不够。“最开始我读不懂，说明我的逻辑跟哲学还是两张皮。后来读懂了，我发现就是我把逻辑读懂了，把哲学也读懂了，而且把逻辑和哲学结合在一起了。”

    2007年，王路出版专著《逻辑与哲学》。那时候，他已经认识到逻辑与哲学是融为一体的关系。即便如此，王路认为那时的自己对这个问题可能还只是一个直观的认识，谈的大多是逻辑在哲学中的应用，逻辑对哲学的作用。而今天，他已经能够从理论上将这个问题说清楚了。

    在国内一些研究逻辑的人眼里，这些年来王路做的不是逻辑研究，而是哲学研究，即使他过去做的那些研究也不是逻辑研究，而是逻辑史或逻辑哲学研究。出现这种认识上的偏差，王路认为这背后仍然关涉到逻辑观的问题。如果仔细梳理他近些年的著作，不难发现，他探讨哲学问题的时候会专门讨论逻辑与哲学，探讨逻辑问题的时候也会专门讨论逻辑与哲学。逻辑是一个专门的学科，逻辑的发展使得逻辑可以与许多学科的研究相结合，比如与数学、语言学、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等等。具体到自己的学术背景和知识结构，王路选择将逻辑研究与哲学研究相结合。亚里士多德既是逻辑的创始人，也是形而上学的奠基人；弗雷格不仅是现代逻辑的创始人，而且被认为是语言哲学的创始人。这表明从逻辑的发端上，无论是传统逻辑还是现代逻辑，逻辑与哲学都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

    “在我看来，从逻辑到哲学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这是亚里士多德和弗雷格的学术过程，也是我自己的研究历程。”王路说。

    亚里士多德是一个“富矿”

    回首几十年的学术生涯，王路最感念两个人，一个是读研究生时的导师周礼全先生，一个是德国明斯特大学的谢波斯教授。“周先生把我领进学术的大门，而真正在学术这条路一直走下来，使我成为今天的样子，不仅要感谢周先生，还要感谢谢波斯教授。尤其是在学术理念和学术方法上，谢波斯教授给我的指导和帮助令我受益无穷，终身难忘。”

    1969年，在如火如荼的上山下乡运动中，14岁的王路从北京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四年后以工农兵学员身份进北京大学西语系读英语专业。大学毕业他被分配到一机部标准化研究所当翻译。工作的第二年，如果不是受到同学的鼓动参加考研，王路也许会一直按部就班地生活下去，做好本职工作，业余时间阅读自己喜欢的英美文学作品。1978年，没能考上北大研究生的他只能接受“调剂”，被分配到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学逻辑专业。“当时就是冲着‘哲学系’这三个字来的。读研究生以后，才发现是真的不懂逻辑。”

    上世纪20年代，金岳霖在清华大学创立哲学系，此后从清华到北大，再到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创建了逻辑研究室。从1981年研究生毕业留所工作至2002年调至清华大学，王路在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工作21年，做过逻辑室主任，也担任过哲学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在学习和工作的过程中，他慢慢有了“金岳霖”这个概念，在这样的氛围中耳濡目染了一些东西。能成为逻辑室的一员，让他有一种自豪感。“放眼望去，哲学所还有一些很好的团队，比如贺麟先生所在的西方哲学史室。我跟贺先生来往不多，但是跟梁存秀先生、叶秀山先生、王树人先生来往很多，我发现他们都是认认真真读书，老老实实做学问，一板一眼。”王路说，这些人骨子里都很“狂”，眼界很“高”，才情很“大”。但是在做学问上，他们都是老老实实的。哲学所对他的影响，一个是金岳霖贺麟传统，一个是哲学所的氛围，还有一个就是出国之后建立起来的一种做学问的方式和对这种方式的认识。

    研究亚里士多德，于王路而言是一件非常偶然的事情。读研头一年除了在研究生院见过周先生一面，基本上就是跟着老师读逻辑。一阶逻辑（或者叫一阶谓词演算）学完之后，他才开始到周先生家去读书。周先生对他说，你读亚里士多德，以后可以从中找一个题目做论文。曾有学生问及当年这段经历对他后来研究工作的影响，王路认为，做论文的选题非常重要。“第一，这个选题应该使你在读书期间得到比较大的进步；第二，这个选题应该对你今后的研究发展有持续性的帮助。”课堂上，王路经常向学生们强调“要找富矿”。而亚里士多德无疑就是王路的“富矿”。

    当年，研究亚里士多德写论文的时候，他没觉得怎么难。王路说，那时候对“研究”的概念也不太懂，无非就是阅读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形而上学》《修辞学》等著作，最后集中写《论辩篇》里的一个问题。真正觉得难是在出国以后，他发现有那么多文献，特别是论文，那么多深入细致的讨论，这才有“难”的感觉。特别是在研究了弗雷格以后，回过头去再去研究亚里士多德，特别是从研究他的逻辑转而研究他的形而上学之后，并且将亚里士多德和弗雷格联系起来，将亚里士多德与弗雷格之间的人，比如笛卡尔、康德、黑格尔、胡塞尔这些人串联起来之后。但也正是在这样的时刻，他才真正有了学术的认识，也享受到学术研究的乐趣。

    “念书做研究就像割地（割谷子）一样，一眼看不到头，你只能弯着腰一刀一刀地去割。最后到你感到乐趣的时候，需要经历很长的时间。”对此，曾在黑龙江务过农的王路有切身的体会。

    “慢慢来吧”

    哲学、逻辑、三段论、有效推理……这些看起来只属于象牙塔里的高深研究，但在王路这里，却是有着强烈的现实关切。他自言强调逻辑的观念，主要是为了在我国高校哲学系普及一阶逻辑，使我国的哲学系学生尽早掌握一阶逻辑，从而能够读懂分析哲学著作，以及自分析哲学产生以来的各类哲学著作。“国内哲学教学主要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方式问题。有人认为哲学主要不是传授知识，而是培养思维能力。也有人认为，哲学的主要任务固然是培养思维的能力和方式，但是也包含哲学知识的传授。”

    王路认为，在国内学界逻辑和哲学是脱节的，亚里士多德和弗雷格都是逻辑的创始人，也是哲学的创始人。但国内搞逻辑的人这么干，搞哲学的人那么干，彼此不搭界。“这是我们的缺陷。所以我到哪都讲这个东西，讲也没用，我们是老同志，讲多了让人烦，像祥林嫂一样。”简而言之，在国内学界，搞逻辑的人一般不太重视哲学，搞哲学的人又往往缺乏逻辑训练。而王路则从逻辑出发，探讨逻辑在哲学中如何起作用，从而说明逻辑与哲学的关系。如果说今天他的研究有了一些成果的话，那么其中一个主要的成果，是使人们认识到逻辑的重要性。另一个成果是从逻辑与哲学的关系出发，提出关于西方哲学的一些新的理解。比如他提出，哲学是关于认识本身的认识，他提出“加字哲学”的概念，他还构造了句子图式，以此提供了一种哲学讨论的工具。这些成果在学界引起很大反响。

    我国学者接受西方哲学已有很长的时间，由此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哲学。今天人们一般都认识到缺乏对逻辑的认识和把握，因而缺乏运用逻辑来进行分析，是中国哲学的一个缺陷，也是我们不能理解和接受分析哲学的主要原因。这个问题的实质是没有认识到逻辑对哲学的重要性，因而认识不到运用逻辑方法来从事哲学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是在我看来，对哲学的理解有时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应该如何理解哲学，研究哲学，这其实也是西方哲学从古希腊到今天一直存在的问题。”

    王路认为，和当年相比，今天已有很多的逻辑专业博士毕业走上工作岗位，水平也比当年有所提高。但是具体到逻辑教学，问题还是不少。首先是一阶逻辑并没有成为国内各高校、特别是哲学系的必修课。很多高校教得最多的还是传统逻辑。逻辑教学搞不好，哲学研究的水平就上不去。所以他一直重视和强调哲学系的逻辑教学。造成目前状况的原因有很多，比如有些学校的逻辑课哲学系的学生不来上，一些逻辑课教的东西，哲学系的学生也不感兴趣。许多老师怪学生不重视逻辑，王路不太赞同这个说法。按照他的理解，一些人在教逻辑的时候就没有为哲学系的学生着想。更麻烦的是现在有人提倡一些与逻辑做法相悖的东西，比如像搞批判性思维之类的东西。

    另外，现在逻辑专业的博士生越来越多，工作是不是难找且不说，做逻辑论文也存在问题。“哪里会有那么多逻辑题目可做呢？！ 结果是只能像加字哲学那样给逻辑加字，过去搞辩证逻辑，现在搞人工智能逻辑，还有语言逻辑、哲学逻辑、中国逻辑史等等。”王路感慨说，总体上我们还是有进步的。用周先生当年的话说，中国的事情，慢慢来吧。

    采访王路那天，我们约在清华的一家咖啡馆。初夏时节的校园到处花木葳蕤，满眼绿意。因为强对流天气，中间一段时间狂风暴雨大作，采访结束时天色放晴，夕阳的余晖斜挂天际，在雨后的清凉中显得愈发柔和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