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兵尚有桃源地”

    ■孙守让

    一、席不暇暖，抵达蒙自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南迁长沙，在长沙浏阳门外的圣经学院组建长沙临时大学，但是文学院被安排到地处南岳衡山集贤峰下白龙潭附近的圣经学院分校（为避暑而设立）办学。由于战局变化，日寇南侵，在长沙及衡山办学已经不安全，1938年1月，长沙临时大学常委会决定将学校迁往昆明，4月2日学校更名为西南联合大学。

    当时在临时大学工作的吴宓获得学校即将迁往昆明的消息，在教课之余，急忙给有关亲友写信，告知现况及未来的打算。1938年1月23日早上7点，吴宓在校役周伯熙的帮助下乘汽车离开衡山，下午3点到达长沙。他在长沙度过了春节，盘桓数日，于2月12日上午9点离开长沙，乘火车、坐海船，历经广州、香港、越南海防等城市，乘火车于3月7日下午6时抵达目的地昆明。当时西南联大借用了昆华中学、昆华师范等单位的房舍、场地，但是学校校舍仍然不敷使用。西南联大常委蒋梦麟听一位教授在碧石铁路工作的朋友说，蒙自有法国人留下的条件很好、处于闲置状态的房子，于是就前往考察。

    蒙自是位于云南东南部的一座小城，离越南比较近。19世纪80年代，越南被法国人占领，清政府与法国因为越南主权问题而爆发过战争。从1886到1888年，清政府被迫与法国先后签订相关不平等条约。根据《中法续议商务条约》的规定，清政府允许法国有在云南蒙自开商埠、设领事馆、海关、银行、商行、医院、邮局和监狱的特权，随后意大利、德国、美国、日本也在此设领事馆。1910年，滇越铁路直通昆明后，蒙自在云南的地位急剧下降，1932年法国领事馆等机构迁往昆明。

    1938年3月15日，蒋梦麟、张伯苓等人召开会议，宣布决定：文学院和法商学院在蒙自办学。当时法国人在蒙自城外设立的领事馆、银行和海关建在一个大院落之中。校方确定将原来的海关作为学生上课的教室，将原来东方汇理银行、领事馆作为图书馆和教职员宿舍，将原来法籍希腊人哥胪士开办的洋行作为全体男生和部分教师的宿舍，将蒙自豪绅周柏斋一栋带有围墙的公馆作为女生的宿舍……根据联大方的计划，蒙自分校将在此办学到1939年9月，等昆明城北新校舍竣工后，师生才能够返回昆明。

    吴宓已经厌倦了刚刚停下来，屁股都没有坐热，然后又一路迁徙的生活。听说文学院又要重新开启迁徙之路，他心中有点儿不高兴。他在日记中写道：“宓初甚畏迁徙，雅不欲离昆明。”但是既然联大领导层已经决定，他不得不服从。4月1日上午7时，他和清华大学体育老师涂文坐上了滇越铁路的火车，当天抵达开远。在开远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7时，他们又乘火车到达碧色寨，然后坐一列空间非常狭小、拥挤不堪的个碧石小火车，经过两个多小时的颠簸，终于到达蒙自，然后从蒙自县城东面往南走大约两里地，到达学校所在地——从前的海关大楼区。

    吴宓和涂文住在东方汇理银行的一个条件比较好的序号为311的房间里。当时只到来十多位老师，再加上校园内花木扶疏，绿荫浓茂，环境显得特别清幽。

    二、条件简陋，生活艰苦

    甫到蒙自，学校食堂生活安排得比较好，早餐是稀粥和一枚鸡蛋，午餐和晚餐都是干米饭，七人一桌，五菜一汤。但是吴宓也有吃不饱的时候，经常从越南人开的咖啡店里买来面包佐餐。晚上担心老鼠啃食面包，他不得不用绳索将面包悬挂在空中。

    随着老师们陆续到来，原来汇理银行所属的每个房间不得不住4个人，吴宓所在的311房间甚至住进6人，空间逼仄不说，主要是嘈杂；再加上各个房间有门互通，人来人往，纷扰喧嚣，他就是想静静地坐下来写一封信都不可能。大约4月中旬，学校开始正式给老师们安排宿舍。有一种宿舍是单人间，要通过抽签的方式确定，吴宓抽得211室，这个房间地处学校教室的后边。吴宓过去一看，阴暗潮湿，房间有倾塌的危险，而且可能还有虫蛇出入。吴宓发现在学校图书馆的后边，临近食堂的347室有两间平房还没有人住，于是他就请示分校负责人樊际昌，樊际昌要求他必须和涂文一起住。他和涂文对房间进行清扫、修整——在后壁开窗，使空气流通，请来工匠修建简易案桌、箱架和盥洗台。4月下旬，他们终于搬进了新居，涂文住在里边一间，他住在外边一间。

    在原来法国医院的附近，有一座西式二层小楼——俗称红楼，红色屋顶，黄色墙壁，有围墙，围墙里边花木茂密，并辟有一方菜园。此楼为李氏（蒙自大族）兄弟所有，兄名李澍澊，是蒙自县财政局副局长，商会主席；弟名李伴梅，是某洋货铺经理。吴宓和贺麟与李氏弟弟李伴梅交涉，以每月40元租赁该房，更令人满意的是其家具和锅盆碗灶悉数供其使用。来这所房子居住的除吴宓、贺麟外，还有汤用彤、浦江清等四人。

    住在这样的房间里，大家心情舒畅，于是吴宓将这所房子命名为“天南精舍”。大家一致推举吴宓为社长，浦江清为经理。规章制度由吴宓起草：其租金根据房间大小和位置的不同而分为每月五元、七元和八元三个等级；他们准备单独开伙，要请一位伙夫；伙食费及其他杂费每人均摊。他们先请一位老妇人，不久就更换了一位姓张的58岁的老妇人，这位老妇人的儿子也一同被聘请过来，专门负责挑水、买菜、送信等事务性的工作。刚刚移居过来的几天，他们几乎每天下午4点钟，都要邀请同人到宅中茶叙——吃糕点，喝咖啡，聊聊天，一时好不热闹！

    从5月初夏开始，经常遇到久雨的天气，从天南精舍到学校上课要越过一片田野，道路泥泞难行，于是吴宓就在5月15日回到原来和涂文老师一起居住的地方。回来后，吴宓不得不到学校食堂就餐，而食堂的伙食越来越差，他不得不买来鸡蛋和面包佐餐，在校外或城内的南美、月华咖啡店、最喜美生菜馆吃面条、包子、牛排等。

    5月20日，一声惊雷，一道强烈的闪电，劈开了正对着吴宓上课教室的一棵大树，令人震惊不已。8月更是经常大雨滂沱。吴宓居住的房间地面湿漉漉的，甚至于雨水流进房间，淹没了床脚。虽然夜蚊不多，但是房间里有蛇出入——虽然他的房间里没有出现过，但是沈有鼎等教授的房间里曾经发现过蛇。蛇还爬进教室，据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回忆，有一天晚上在海关区的教室，有一位同事发现墙上似乎有一条大裂缝，拿灯一照，原来是一条大蟒蛇倒挂在墙上。住在这样的寝室里，他不得不小心翼翼、战战兢兢。

    一个学期结束后，联大决定文学院和法商学院返回昆明。1938年9月7日，联大的职员们全部撤出教学区域，将校舍移交给中央航空学校。由于联大文学院定在11月开学，暂时停留在蒙自的教授们还有大把的悠闲时间，他们经常到酒店饭馆吃牛肉、过桥米线，饮杂果酒。

    在天南精舍居住期间，他们和李氏兄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李氏兄弟多次宴请他们，他们也多次宴请李氏兄弟，彼此之间情谊深厚。白发苍苍的四川人雷少卿在学校附近开了一家粥馆。他的粥用大米和桂圆、莲子等熬制而成，味美而滋补；还临时制作米饼，香糯而细嫩。吴宓经常光顾，遂与雷氏成为很好的朋友。有一天吴宓送给雷氏两副对联：一曰“年高德茂，物美价廉”；一曰“无名安市隐，有业利群生”。吴宓日记记载：“翁得宓赠联，极为珍视。”雷老板指派儿子给吴宓送来两份礼物——一个山茶木笔筒和一面乳窑洗笔皿。在离开蒙自的时候，吴宓将这两件宝贝归还给雷氏，并且还写了一篇《还古物记》送给他，作为纪念。

    三、教书育人，谈笑鸿儒

    在蒙自期间，吴宓的父亲几乎每个星期都跟他写信。1938年5月1日吴宓的父亲在给他的信中说：“汝现在蒙自，宜安心教授，自尽职责。有暇，除读书或著书外，务以涵养天性，锻炼身体为事，其他随时善筹应付，不足虑也。”吴宓在蒙自的日子里，的确是这么做的。

    5月4日，学校开学，5月6日，正式上课。吴宓和在衡山一样，开三门课——西洋文学史、欧洲名著选读、欧洲古代文学。他上课的教室在102和105室，每个星期8节课，与原来在北平时候相比，还是比较悠闲的。他教学认真，他在联大任教时期的同事钱穆先生在《师友杂忆》中回忆当年的情景：“入夜……雨生（吴宓）则为预备明日上课抄笔记写纲要，逐条书之，又有合并，有增加，写定则于逐条下加以红笔勾勒……在此流寓中上课，其严谨不苟有如此。”他讲课条理清晰，内容充实，语言干脆有力，非常富有吸引力。据他的学生赵瑞蕻回忆说，吴宓的课都很受欢迎，尤其是“欧洲古代文学”最叫座。他的记忆力好，许多文学史大事或作家生卒年都是脱口而出，他非常擅长将欧洲的文学现象同中国古代文学进行比较，然后得出新的结论。

    在学生中，他特别钟意北大外文系四年级的两位学生：一位名叫叶柽，后来曾担任西南联大外文系助教；一名叫李鲸石。吴宓在日记中赞扬他们俩“聪慧勤敏，而笃厚可亲”，和他们“均颇相契”。学生中有不少人喜欢写诗，他们写完后经常找吴宓互相切磋。张志岳、刘寿嵩（刘绶松）和赵仲邑这三位同学是清华大学文学系四年级的学生，他们经常找吴宓叙谈，写了诗总是和吴宓一起斟酌修改。这三位学生毕业的时候，专门宴请了老师，可见师生之间情谊深厚。

    吴宓与陈寅恪之间在诗歌创作上互相酬答最为频繁。面对国势日衰，抗战艰难的境况，这些流落在西南天地间的知识分子都有一种悲戚之心。在蒙自，一时阴雨连绵，再加上5月19日，中国军队在徐州失败，陈寅恪感物伤怀，写下了《残春》两首，第一首有“读史早知今日事，对花还忆去年人”之句，感慨时局的变迁，家国的衰败；第二首有“雨里苦愁花事尽，窗前犹噪雀声啾”之句，以花鸟暗寓人事，充满伤感之情。吴宓写了和诗《残春和寅恪》，其中有两句：“阴晴风雨变无端，折树摧花未忍看”，既写出了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景象，也暗喻当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中国的可悲现实！

    原来陈梦家和夫人赵萝蕤都在燕京大学任教，1937年10月，经闻一多推荐，陈梦家担任清华大学文学系教员。陈梦家随学校而衡山，而昆明，而蒙自。赵萝蕤虽跟随夫君南来，但长期赋闲在家。赵萝蕤是吴宓的学生，吴宓对这位高足非常喜欢和信任。来到蒙自后，吴宓经常造访陈氏夫妇在桂林街14号的家，“与萝蕤谈文学，并借书与之”。据钱穆先生在《师友杂忆》中记载，赵萝蕤于“联大图书馆所藏英国文学各书，几乎无不披览”。1936年，她翻译的艾略特的《荒原》就已经出版，清华名教授叶公超为她写了一篇“真正不朽”的序言。陈梦家本人也不吝赞美之词，称赞夫人“西洋文学造诣，实在很高”。吴宓和赵萝蕤有着很多的共同语言，所以无论是在逃难的路上，还是安居昆明和蒙自时期，他们都喜欢在一起谈论西洋文学，尤其是英国文学。

    吴宓平时喜欢读书，只要有时间就会读书不辍。学生放暑假后，老师们经常结伴出游，但是很多时候吴宓并不喜欢成群结队出门，很多情况下都呆在宿舍里读书。9月30日，和他在同一宿舍的6位同事都到个旧旅游，唯独他还留在宿舍，全神贯注地读书。他一般读什么书呢？ 他读汤用彤赠送给他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读杨衔之的《洛阳伽蓝记》等，还做了笔记；同时还为他人修改英文著作，给朋友写信……

    四、优美风景，独爱南湖

    吴宓非常热爱蒙自这块土地。此地气候温和，没有盛夏，也没有寒冬，身处其境如长期生活在春秋两季。花朵长年盛开，红紫交加；树木高大，终年不黄不凋。稻谷两熟，一茬收割，不久又有新绿。他在日记中说：“苟能国难平息，生活安定，在此亦可乐不思蜀也矣！”

    学校教学场所是一座法国式花园，院内栽种着棕树、榕树等热带树种。吴宓当时写下了一首诗《蒙自校园即景》，其中有几句描写这里的景色：“云山远带成环翠，花圃密裁似绣工。杜宇哀歌翔白露，芭蕉大叶裹苍椶。”最后，他用两句诗表达了自己虽然流落西南，但是处于此种美景之中的快乐心情：“避兵尚有桃源地，好景天南春正融。”

    在小城的南边，联大文学院的附近有一大片洼地，它的正式名称叫南湖。当时联大师生刚刚到来的时候正处于旱季，南湖有一半的地方长满了杂草，同学们戏称之为草湖，他们经常租来马和驴在这里欢快地骑行。等到春夏之际一场大雨，整个湖面就汪洋一片。湖南岸有瀛洲亭、崧岛、三山公园和法国人修建的一排别墅，更南边是军山公园；北边有蒙自师范学校、蒙自中学和考洛斯洋行；东边是一条入城的石板路；西边是一条湖堤，堤旁栽种着郁郁葱葱的树木，大堤的西边是一个大湖，湖中荷花盛开，非常美丽。吴宓在日记中赞美南湖的美景：“夏日水涨，湖光鲜艳。……宓等恒游步其间，宓（独游时多）乐可知已。”

    在工作和学习之余，老师和同学们经常在湖边散步。郑天挺在日记中记载，“九时冒大雨至菘岛，张伞沿堤缓行，四顾无人，别饶野趣，自以为画图中人也”。还是学生的赵瑞蕻回忆说，他经常看到陈梦家、赵萝蕤夫妇在湖边散步，陈梦家穿着蓝布大褂，布鞋，手里拿着一个灰布包；而赵萝蕤比较瘦，修长的体态，很是潇洒……陈寅恪游南湖，留下了《南湖即景》这首诗。他写对南湖的印象，开头两句是“风物居然似旧京，荷花海子忆升平”，他认为南湖的风景和北平后海的风景颇为相似；而吴宓则认为这里的南湖很似江南的西湖，因此写下了“南湖独步忆西湖”的诗句。

    水满湖面，湖水浩荡，正是鱼虾活跃的时期，有几位老师们晚上划着船，到达水中央，以猪肉或以蚯蚓为饵料下钓，钓乌鱼、鲫鱼、白鱼和鲇鱼。但是第二天早上划船去看的时候，船夫已经将钓线收走，是否得鱼，他们不得而知。吴宓可没有这样的闲情逸致，他只是在湖边踯躅，边散步边欣赏湖上的美景。

    1938年8月1日开始，学生开始放暑假，一部分学生和老师离校返回昆明。由于吴宓是孤身南征，也就只能暂时逗留蒙自。没有了工作方面的压力，吴宓身心轻松。他在8月30日又返回天南精舍，居住在原来的房间里，坐在窗前悠闲地欣赏美丽的景色，“绿稻盈田，杂花饰壁。而秋山青紫，秋云缭绕。白鸟群飞，牛铃续响。殊足畅怀适性也。”他还经常围绕南湖步行，面对夏日的南湖，他只感觉到“风景依然，荷花正好”。

    10月21日，他独自到南湖和军山一带游赏。一路上，放眼望去，夕阳下四野一片金黄，农人们正在忙着收割庄稼；军山附近的池港中，荷叶还漂浮在水面上，青紫交加；归途中他看到，农人用牛车将稻谷运回家中。行至南湖，“见青天白日，绿柳红屋，倒映水中，明漪如画”，吴宓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在湖边“徘徊久久始归”。10月27日，他又“偕钱穆、沈有鼎君至南湖、军山一带游步。夕，知武汉已于二十五日失守，甚忧”。在10月28日，也就他们是离开蒙自的前一天的傍晚，吴宓“在南湖湖心堤上久立，作诗一首”，题目是《离蒙自赴昆明》，其中“半载安居又上车，青山绿水点红花。群飞漫道三迁苦，苟活终知百愿赊”两联抒发了吴宓对南湖美景的留恋不舍之情，也表现了对时局动荡、长期颠沛流离的无奈与苦闷。

    五、虽处单身，了断情缘

    吴宓和妻子陈心一离婚之后，一直处于单身状态，作为一个40多岁的男人，他有追求爱情和幸福的权利。他喜欢身边的一些女生，发乎情，止乎礼义，本无可厚非；一些女学生对这位名教授由仰视进而转化为爱慕之情，也在情理之中。不过，过多的男女之情也让他付出代价，他自己有过反思。他在10月16日日记中说，“宓之爱情失败，其对宓志业之损失（如学问、著作、名誉等）为最大也”。

    跟随吴宓南迁的学生高棣华（日记中作“K君”）与吴宓关系时冷时热，后来她从长沙到达香港。对于高棣华，“宓虽爱K，然以年龄悬殊，决不强求，只愿以至纯之心护助之”。从长沙分手之后，吴宓和高棣华还经常有书信往来，高棣华的信是用英文写的，吴宓每次回信，总是对她的信仔细修改，然后连同回信一起寄还；同时还经常寄钱过去补贴她。据和高棣华在一起工作，并和她关系密切的袁守和介绍，高棣华不喜用功，好玩耍。有一次高棣华写信给吴宓，说她不小心失窃，希望吴宓寄钱给予接济。吴宓自己心里非常清楚，她之所谓失窃，可能是托词，因为她一向生活奢侈，收入不敷日常。尽管如此，吴宓还是将7月工资从金城银行悉数汇往在香港的“祥弟”，请他换成港币后交给高棣华100元。高棣华后来写信给吴宓，但对吴宓的帮助只字不提，吴宓非常伤心，决心“对K淡漠，且不当再以金钱助之也”。

    在蒙自期间，吴宓曾经和芦葆华（日记中作“雪梅”）也有过一段交往。芦葆华是贵州人，是一位女作家。1933年，主编《大公报》副刊的吴宓结识芦葆华了，曾向她求婚，但遭到婉拒。1936年，芦葆华嫁给同是贵州人的刘健群，刘健群曾担任过何应钦的秘书，后来投靠蒋介石，是蒋介石的心腹。在7月初的一天，吴宓收到芦葆华的信，信中称，她已经在5月28日和刘健群离婚，现在已经到达香港，希望到昆明来见吴宓。在到达昆明之前，芦葆华已经在安宁县温泉小学任教，她拜访过联大老师张荫麟，打听吴宓的婚姻情况。听说吴宓和原配陈心一没有重归于好的可能，她又写信给吴宓，希望早日和他成婚，然后在云南买田归隐。吴宓写信婉拒，“愿始终为兄妹——请以胞兄视我，而以吾父为义父”。

    7月24日下午2时，吴宓接到芦葆华的电报，她要到蒙自来拜访吴宓。他写信告诉芦葆华，希望能够在开远见面。吴宓的信刚刚发出，当天就接到芦葆华的电报，说她已经到达开远，希望他25日到开远，她在大东旅店等他。这时正是学生期末考试期间，吴宓要监考，要阅卷，忙得脚不着地，但是他还是决定去开远一趟。25日，他函告芦葆华，并附寄“考试日程表”，说明自己不能25日赴约的原因。当日，吴宓又接到芦葆华的电报：“华来蒙自？ 兄到大东？ 电复。”如此紧急而频繁的电报和书信往来，足见芦葆华心情之急迫。

    7月26日上午，吴宓还在忙于学生的考试，下午1点40分乘火车到达碧色寨，然后换乘4点的滇越火车，在下午6点到达开远。芦葆华“艳容盛饰”到车站来迎接他。芦葆华见到吴宓后数说她与刘仳离的过程，她认为和刘健群分手是一个正确的抉择。吴宓一时也认同了芦葆华的看法。第二天，他们继续一起散步，芦葆华将想和吴宓结婚、买田归隐的事情重复说了一遍，吴宓依然婉拒，并希望芦葆华另寻佳偶，千万不要将对方必须具有很高的文学修养作为重要条件。7月28日早上6点，他们从大东旅店出发，直奔火车站，“宓南行，雪梅北趋，仍由昆明赴温泉小学”。

    正如他狂追多年而不得的毛彦文所说的，吴宓是一位心地善良，为人拘谨，有正义感，有浓厚的书生气质而兼有几分浪漫气息的文人。从南渡到到达蒙自这段时间，和他交往密切的女生还有其他几位，后来她们都各有所属。在7月25日的日记中，吴宓不无感伤地说：“唯是国难后一年中宓所曾注意或眷念之女子，皆嫁尽，无余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