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统照与三部新人处女作的出版

    王统照是现代著名作家，生前有三十余部作品印行。他同时还是知名出版人，21岁时创办《曙光》杂志，后曾任中国大学出版部主任、《文学》月刊主编、开明书店编辑等。他善于发现和扶持新人，曾出资、出力帮助过臧克家的《烙印》、吴伯箫的《羽书》、诸城小学生的《山东民间故事》等三部处女作出版。

    1933年7月，28岁的臧克家自费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诗集《烙印》，由闻一多作序，王统照担任刊行人。说是自费，但当时还是国立山东大学学生的臧克家并没有出钱，而是由王统照、闻一多以及另一位朋友王笑房各赞助20元，印刷了400本。臧克家当时是个文学青年，但《烙印》前有王统照、闻一多出钱出“名”支持，印行后，茅盾、老舍等作家又纷纷撰文评论，很快引起各界关注。次年3月，由上海的生活书店正式出版。

    王统照愿意出资出力刊印，是因为他与臧克家深厚的感情以及对这位青年的勤奋与天赋的认可。王统照与臧克家有同乡之谊，都是山东诸城人；再者，臧克家的妻子王慧兰，和王统照是同族叔侄女，臧克家的父亲还曾与王统照同在济南求学，可谓世交；最重要的是，两人师生情谊浓厚。

    王统照虽然只比臧克家大8岁，但1924年就已是大学教授，而臧克家直到1930年才进入大学学习；在文学上，王统照也成名较早，当时已出版包括诗集在内的多部作品，从这两个意义上，都可称臧克家的老师。而他也的确担当起了臧克家的诗歌领路人的角色，王统照1936年在为臧克家另一部诗集所作的序中说，臧克家初学写诗时，便经常请他指点。青年对诗歌的执着打动了王统照，所以，在《烙印》第一版找不到书店出版时，他毫不犹疑地担任了出版人。

    《烙印》后来多次再版，成为臧克家的代表作之一。

    散文家吴伯箫比王统照小9岁，1932年前后，两人同在青岛，因对文学的喜爱而相识。同臧克家一样，他也把王统照视为自己的文学导师，在他眼里，王统照“厚道，谦虚，平易近人，使人一见如故。”在王统照的书斋里，他曾以“初读者兴奋的心情”，一口气读完了刚写好的《山雨》。1935年夏，两人还与当时在青岛的作家老舍、洪深、臧克家等共同创办了《避暑录话》周刊，结下了较深的文学情缘。

    1926年起，吴伯箫就开始在《京报》《世界日报》上发表散文，将自己的作品结集出版一直是他心心念念的事情。1931年，他曾将多年所写散文合编为《街头夜》，与北京一家书店签订了印行合约，但后来因九一八事变等原因，未能如愿。大约在1935年，吴伯箫又剪贴了一个已发表的作品集，命名为《羽书》，请王统照找机会帮他出版。

    之所以托付给王统照，除了他是可信赖的师长外，还因为王统照是上海出版界的圈内人。作为编辑和作者，他与开明书店、生活书店、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等多家出版公司都有合作。即便有这些便利，出版一部年轻作者的书仍非易事。后来抗战全面爆发，时任山东省立莱阳简易乡村师范学校校长的吴伯箫，奉命向后方撤离，后辗转来到了延安，王统照也举家搬往上海。两人天各一方，吴伯箫慢慢将出版《羽书》的事淡忘了。

    王统照却没有忘记这份嘱托。搬离青岛时，他把大批珍藏的图书留在了旧居，但《羽书》的剪贴本却始终带在身边。在上海，他想到，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巴金正在主编《文学丛刊》，已经出了6辑。这套丛书的“作者并非金字招牌的名家”，以推介文坛新人为己任（丛书全部160册中，新人的处女集有36部，曹禺、李健吾、何其芳等都是通过这个舞台崭露头角的），吴伯箫的《羽书》如能通过《文学丛刊》出版，再合适不过了。

    于是，王统照将保存多年的剪贴本郑重交到了巴金手上，后者将其编入《文学丛刊》第七辑中。1941年5月，《羽书》在上海出版了，共收入散文18篇。王统照为这本书作序，回忆了在青岛的交往以及出版经过，最后用深情的笔调“向未来先付下约书”：经历了苦难的同胞，必将“有更明朗，更欣慰，更可以把杯痛饮，从容写文的‘未来’在！”

    身处延安的吴伯箫事先并不知情，他后来回忆说：“1941年夏天，我从杨家岭北沟走下山来，在中央所在地杨家岭谷口，要从那里走向延河的徒涉渡头，有人告诉我：’你的一本书出版了。’”这本书就是吴伯箫的处女作《羽书》，后来成为了他的代表作之一。

    1935年春，王统照游历欧洲归国后，回到阔别已久的诸城家乡小住。一天清早，他的侄子、王氏私立小学校长王志坚抱了一摞作文本来找他，说道：“我与各位先生们......教高年级生搜集地方上的故事、俗语、歌谣、谜语，详记出来。既可以保存，又便于作他们写国语的练习。”原来为了提高孩子们作文的兴趣，学校组织五、六年级的学生整理、记录胶东诸城、安丘、高密几县的民间故事，这摞作文本就是学生们的成果。

    王统照很感兴趣，他坐在老屋的窗下翻看起来，语言虽然质朴，但这些古老而熟悉的故事，很能勾起他的回忆。那些富有人情味的鬼怪，仿佛将他拉回到30多年前的童年，直到有人喊吃饭，他才从作文本中不舍地抬起头来。

    凭着出版人的敏感，王统照认为很有必要将这些故事刊印出来：“不止是可作乡土的教材，也可做民间文艺的探讨。”返回青岛时，他把这些作文本放入了行囊。

    1936年，陈伯吹担任上海儿童书局编辑部主任，王统照也在上海任《文学》杂志主编，在一次会面中，王统照向他提起了这本书。陈伯吹也认为值得出版，作为“山东各市县小学的国语科补充读物”。于是自己加了一个简短的“我的意见”，连同王统照的序言，于1937年8月在儿童书局出版，共选入小学生所写故事28篇。

    对于这些小学生来说，《山东民间故事》无疑是他们的处女作，他们的乡长辈王统照，凭借一颗热情的心，让他们在文坛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